托尼·布莱尔：未尽的旅程

( 托尼·布莱尔 )

在北京凯宾斯基酒店的会议厅外守候托尼·布莱尔，见他带着几个随身保镖翩然走来。据说这支让英国纳税人颇有微词的保镖小组每年费用支出为25万英镑，陪卸任后任中东四方特使的前首相穿梭于中东和周游列国。他把前首相身份的资源利用得淋漓尽致，做演讲，写回忆录，给银行做顾问，成立基金会，还经营自己赚钱的企业，他总是知道拿起电话来，该拨通谁的号码。他娴熟地对站在走廊上的记者抱以招牌式的微笑，随后的专访中，他的回答滴水不漏、小心谨慎，让人感到，他还不想，也似乎未曾真正离开政治。事实上，他正打算回来。他在多个不同的场合都提到自己希望担任欧盟主席的职务。“现在的生活如此完美，为何还想做回职业政治家？”“我就是爱这样。”他回答。

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最后一次走下唐宁街10号的台阶，结束了他10年的英国首相任期，但他无法割裂他与其所决策的那些事件的联系。2010年，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奇尔科特调查中，有人向他提问：你曾有过任何后悔吗？在他的回忆录《旅程》一书中，他如此记录他当时的感受：“那是一种愤怒与痛苦交织的感觉。单凭灵魂的静思，无法提出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而这样一个问题，也无法以深刻、清晰，甚至是简单的诚实来衡量、思考和解释。回答‘是’，我知道后果——‘布莱尔为战争致歉’，‘最终他还是道歉了’。回答‘否’，那么你看上去就像无情的畜生，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2003年，上百万人在伦敦举行反战游行，规模前所未有，布莱尔孤立无援地支持小布什入侵伊拉克，英军首先发起了空袭。如今，他选择为自己辩护，无论这些辩护是否能被接受。辩护把基地组织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系起来的必要性，辩护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错误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辩护向伊拉克代价高昂的政府形式植入是值得的。他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在于，低估了伊斯兰世界挑战的规模，没料到恐怖主义背后“居然有着如此普遍的性质”。他说：“如果早知道10年后，我们还将在阿富汗持续作战，我想我当时应该感到更深刻的忧虑和警觉。”面对那些被毁灭的鲜活的生命，布莱尔说，这是挥之不去的悲恸：“泪水，尽管已经流下很多，也无法平复这些伤痛……我觉得‘哀悼’和‘同情’这些词已经太过苍白。他们已经死去，而我作为那个导致他们逝去的事件的决策者，仍然还活着。”

“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歉意；我只希望，通过我、一个还活着的人的努力，能够从死亡的悲剧中挽回一些什么。”布莱尔的旅程由此有了新的起点，它指向解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巴勒斯坦问题。离任首相后，他担任中东四方特使，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设起两个办公室，活跃于加沙地带。巴以难题曾让无数和平使者空手而归。布莱尔曾在北爱和平进程上表现出解决冲突的高超技巧，但接下中东特使的活绝不轻松。坚定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布莱尔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或许是取得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信任；而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郊外的定居点项目，让中断的和谈至今迟迟未能重启。他介入到加沙地带的经济生活中，他与巴勒斯坦人所做的经济项目需要与以色列政府打交道，涉及的问题小到运水泥和设备的货车如何穿过巴以边境的检查站，如何应对巴勒斯坦政府的官僚主义以及加沙北部污水处理工厂的所有细节。

卸任后的他热衷于讨论宗教与信仰，不仅是《圣经》，“为信仰而阅读”《古兰经》也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希望理解“9·11”，他意识到，他在理解伊斯兰世界上犯了错误。他后来写道，对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战争，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是宗教狂热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对阵西方社会自由与民主信仰的政府领导下的道德观念与生活方式，是一场关乎现代化和与全球化相关的战争。他是西方价值观坚定的捍卫者，为现代化和全球化辩护，他也许不会承认，自己所流露出的潜意识里的“救世主”情结。

( 2007年6月27日，卸任的布莱尔与妻子离开特里姆登工党活动中心。几小时后，他被任命为中东和平特使 )

这位英国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前首相说：“我的心敲打着改革的鼓点，我的灵魂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叛逆之魂。”他上任时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重新定义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他摒弃了旧时工会的规则，确立了他的“新工党”的规则：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不再重新国有化，但也与保守党人所支持的一味私有化划清界限；已经高涨的税率不再增加；福利制度机会和责任相随；鼓励中小规模企业发展，鼓励劳资双方的公平关系。他说，“第三条道路”的精髓，并不是简单地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结成同盟。他的“第三条道路”，暗合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后意识形态的政党之间分野已不再明显，他们面对的问题的解决方式相似，各党派的施政纲领趋同。

他对中国发展的理解是善意的。他曾说，自离开唐宁街，他能更好地理解世界的重心正转向东方。1997年，布莱尔带着乐观的心情亲历了中英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他说，他当时想，中国很快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担任英国首相的10年，是中英关系、中英贸易发展最迅速的10年。在《旅程·序言》中文版中，他写道：“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上，中国领导层对稳定的强调才应该得到理解。他们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事实上，在短短20年间，中国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迁。然而，即将到来的转变才是最为剧烈的，这一点他们同样清楚。表象之下是密切的探索与激烈的争论，想弄清楚怎样才能既实现转变又不至于影响稳定，这对他们、对我们都有好处。”他感到了西方人看待中国的不安、焦虑，甚至憎恶，但他认为，抱怨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欧洲与美国还未能十分明白这场变化的深远意义。正因如此，如今，他频繁访问中国的旅程仍在继续。

( 2010年12月31日，一名巴勒斯坦抗议者向以军方投掷石块 )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中国之行怎么样？

布莱尔：很好，但是我想看看更多的地方。我去过北京、上海、西安、贵阳、广州和香港，总是在大城市。我想看看中国内陆其他地方，比如西北、西南和东北，这样能更多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总是从一个大酒店到另一个大酒店。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卸任英国首相后不久开始担任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四方中东问题大使。4年过去了，你对中东和平的前景是更加乐观了，还是更加悲观？

布莱尔：这是个好问题。从根本上说我是乐观的。因为除了“两个国家”方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个方案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来说都是有益的，但我不得不说现在是个艰难的时刻，因为谈判已经中断了。我们必须重启谈判，这就是我今天离开中国以后将要去努力解决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谈判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布莱尔：障碍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是信任的缺失，这是一直以来的难处。其次，总是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负面影响，对和平进程毫无益处。就当下的情况而言，另一大难点是整个地区局势不稳定，使得各方都非常紧张。

三联生活周刊：一些学者对巴以和谈局势感到悲观。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坛和社会都出现了向右转的趋势。比如现在的外长利伯曼。他在以色列很受欢迎，同时以反阿拉伯政策著称。你怎么看这个现象？这些右派政治家可能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么？

布莱尔：我想，现在的局面是这样：双方都说自己真心实意支持和谈，而对方没有和谈的诚意。我们只有在谈判桌上才知道真相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这样说：“与其揣测对方怎么想，为什么不在谈判桌上弄个明白呢？”我相信他们必须做出妥协，妥协是唯一的出路，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正是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会做出妥协。作为特使，去年我主要着眼于解决巴勒斯坦的经济问题，今年的重点回到了政治上，希望能够为重启和谈奠定一些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过，你不支持巴勒斯坦单方面宣布建国，号召巴勒斯坦重回谈判桌。但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拒绝停止在约旦河西岸冻结定居点建设，而这正是巴勒斯坦方面接受谈判的前提。那么，谈判从何而来呢？

布莱尔：谈判已经终止，定居点建设也还在进行。最好的选择依然是冻结定居点建设以重启谈判，以确定未来两国的边界在哪里，这样才能确定什么是能做的，什么不能做。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卡扎菲是世界的焦点。你如何看待你和他的友好关系？

布莱尔：在令利比亚回到正途的过程中，我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说服了他放弃发展生化武器和核武器，与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我总是对人们说，这是件好事，我们让他做出了改变。他当时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威胁，我们接触了这个威胁。不幸的是，他没有改变国内政策。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你去年7月还访问过的黎波里，并受到“兄弟般的接待”。作为摩根大通的顾问，关于利比亚，你向他们提出过什么建议?

布莱尔：英国媒体总是说我和卡扎菲一家是亲密的朋友。我当然熟识卡扎菲，我需要和他谈判。事实上，我有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去过的黎波里了。在利比亚稳定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人们去那里投资是个不错的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人们质疑你与西方认为的独裁国家相处，你曾辩解说，不能只和与自己政治形态相似的国家来往，妥协是一种必须。那么，妥协的标准是什么呢？

布莱尔：我想，一些国家正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也许它现在还没有成为你期望的那个样子，但它确实在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而另一些国家对内对外都造成了威胁。我想这就是区分的标准。

三联生活周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和卡扎菲、穆巴拉克、阿萨德做朋友？他们都曾经关乎英国的利益，同时也有所违背你强调的道德标准。

布莱尔：这是个困难的选择。以穆巴拉克为例。我虽然不赞成他处理国内问题的方式，但至少他的存在确保了地区几十年的和平。英国公司、中国公司、世界各国公司都在埃及拥有经济利益。对我来说，区分点就在于这个政权不能够残酷地对待它的人民，它不能后退，它至少应该有所进步。对于卡扎菲来说，他对待人民的方式改变了。在2003年，他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恐怖主义，而现在，他残酷地镇压示威者。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你在耶鲁大学教授宗教课程。在你的自传里你也提到，你本人也是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相信道德的力量。你的政治生涯和你的精神信条存在冲突么？

布莱尔：是的，有时候确实存在冲突，令人感到艰难。我总是说：我虔信上帝，可是上帝并不会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我只能自己做出政治选择。信仰很重要，但它只能指导我的生活，能在我做抉择的时候给予我力量，但它并不能告诉我抉择是对是错。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每天会阅读《古兰经》。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习惯？它的哪一点吸引了你？

布莱尔：是的，我读《圣经》也读《古兰经》，这有几年时间了。我对它非常感兴趣，我希望通过它找到让信仰不同的人们相互理解的方法，因为现在宗教已经是世界变化的重要动力。我在阅读它的时候会想到时间：它出现的时候是公元7世纪，现在是21世纪。

三联生活周刊：这让我们想起你在自传里提到，你认为中东目前遇到的问题根源是现代化。

布莱尔：我认为任何一种宗教都诞生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基于当时的传统和实践。我们需要吸取它的精华，同时让它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是让它滞留在过去。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提倡男女平等，但在许多宗教中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需要让它适应时代精神。

三联生活周刊：这对你处理中东事务的思维和方式有所影响么？

布莱尔：不，但它让我更加了解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和哲学。让我意识到伊斯兰极端力量实际上是在误读《古兰经》。一些宗教恐怖分子在为自杀性袭击辩护时说，这是对信仰的维护，但实际上，《古兰经》是禁止此类行为的。

三联生活周刊：“9·11”已经过去10年，在经过10年的反恐战争后，世界更加安全了么？

布莱尔：我并不这么认为，我看到极端势力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依然在那里，我认为恐怖主义依旧是世界的主要威胁。我现在做的一件事是促进宗教间的相互理解。一些极端分子说，我们受到了压迫，因为你们和我们不同，我们必须战斗。我认为，必须让人们走到一起进行合作，教育人们尊重彼此的不同信仰。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曾经的局内人，现在的局外人，你对英国政治有何看法？

布莱尔：我现在不大介入英国政治。当我是首相的时候，我不希望让我的前任感到难堪。同样，现在人们想知道我对英国政治的看法，我想我的评论也可能给现任的首相造成困扰。我力求对在任者保持尊重，我知道这是份艰辛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书里，你提到了人们应该关注东方，是什么促使你做出这样的判断？

布莱尔：21世纪是西方主导权改变的世纪。看看中国你就明白。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9年。在这20年里，英国的改变不大，而中国已经完全让人认不出来了。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崛起非常明显，西方世界必须习惯这个事实，习惯分享权力。■

（文 / 蒲实  徐菁菁） 古兰经旅程中东局势英国布莱尔中东三联生活周刊托尼·布莱尔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