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所失去的世界

( 8月25日，利比亚反对派成员和黎波里居民庆祝阿齐齐亚军营被轰炸 )

1986的生存空间

1986年，4月15日夜，一道道弹光划破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上空，爆炸声震耳欲聋。美军18架F-111F在4架EF-111电子战飞机支援下从英国基地起飞，对利比亚发动大规模空袭，轰炸持续11分钟，打击目标包括卡扎菲居住地阿齐齐亚兵营。

这场里根政府精心策划的、代号“黄金峡谷”的空海军联合行动，目的是“生理消灭”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时任中情局局长甚至已经在物色取代卡扎菲的人选。它是现代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由于利比亚的飞行员未接受过夜间作战的训练，利比亚的飞机未能起飞进行任何还击。卡扎菲的一个养女在空袭中死亡，但卡扎菲却逃过此劫，只是受了伤。美国出师的理由是打击恐怖主义。里根政府认定，1986年泛美航空804次航班的爆炸和在西柏林造成数名美军死亡的夜总会爆炸事件，都是由卡扎菲政府策划的。

美国的飞机要飞到利比亚，需要借道法国领空。里根总统打电话给法国总统密特朗，密特朗先就如何采取袭击行动向里根提出一些建议，然后客气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里根后来说，对于法国来说，经济上的考虑起了主要作用：法国口头上要谴责恐怖活动，但是它在利比亚有不少生意，所以在行动上法国不支持袭击利比亚。西班牙也拒绝了美国人飞越其领空的要求。这样，从英国起飞的F-111型轰炸机，不得不绕道飞行5180公里，进行4次空中加油，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到达利比亚。美国的这一次军事行动几乎是单方面的，4月14日，欧共体外长在海牙举行紧急会议，呼吁美国不要诉诸武力。里根仅得到了撒切尔夫人的支持。

自卡扎菲1969年革命上台后，利比亚与美国不断的对抗和相互报复在此刻达到顶峰。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利比亚的政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分离的，虽然美国与利比亚外交关系趋向恶化，但商业交往仍处于常态。利比亚将大量石油出售给美国和欧洲，以换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利比亚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首选还是美国与欧洲。这种商业上的亲密联系无法弥合在巴以等政治核心问题上，卡扎菲与西方的深刻分歧。卡扎菲支持巴勒斯坦，指责1978年的《以色列―埃及和平协议》，领导阿拉伯人孤立埃及，反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卡扎菲的革命指挥委员会认同采取革命暴力的手段袭击以色列和西方。1972年，“慕尼黑惨案”中11名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卡扎菲对在飞往的黎波里途中死亡的11名阿拉伯游击队员给予烈士礼遇的厚葬。1979年，美国国务院将利比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关闭了利比亚驻美国大使馆，并建议在利比亚的美国石油公司逐步地减少美国员工的数目，埃克森石油和美孚石油公司相继撤出利比亚。当时，美国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石油工业占主导。然后，里根政府又以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压制国内民众为由，宣布对利比亚实施石油禁运。1985年，美国禁止从利比亚进口所有石油产品，结束与利比亚的直接经济活动，冻结利比亚在美国的财产。里根把卡扎菲称为“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贱民”。

( 4月15日，德国外长威斯特维勒（前排）与希拉里、美国驻德国大使墨菲（后左一）等就利比亚问题举行双边会谈 )

华盛顿希望欧洲国家也支持制裁和孤立利比亚的立场，但欧洲婉言拒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赞成与利比亚对话，维护经济利益。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恶化，利比亚更加巩固了与欧洲公司的关系，购买了欧洲石油公司泰姆的大多数股份。利比亚在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与瑞士等国开辟了800多个零售渠道，成功进军了欧洲市场。

“洛克比”转机

( 8月31日开斋节期间，利比亚妇女在绿色广场上做祷告 )

按照2000年2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档案，1986年“反国际恐怖主义”的打击，引起卡扎菲长达4年的报复。最为轰动的报复行为是“洛克比空难”。

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飞经苏格兰洛克比上空时爆炸，259名旅客全部遇难，大火还导致洛克比镇的11名苏格兰人死亡。9个月后，法国民航UTA772航班在尼日尔爆炸，179名乘客遇难。1991年，美国与英国提出公诉，指控两名利比亚人为泛美103航班爆炸的嫌疑人，随后，英、法、美签署三方宣言，要求利比亚交出犯罪嫌疑人，利比亚拒绝。在《利比亚：生存的斗争》（Liby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一书中，政治作家杰弗雷·西蒙斯（Geofferey Simons）研究发现，制造洛克比空难的嫌疑人，其实不仅指向利比亚，还指向叙利亚和伊朗。1988年7月，美国舰队同伊朗在海湾南部交战，交战中，美国军舰在海湾南部伊朗领海内击落一架飞往迪拜的伊朗民航空客A300，机上290名乘客全部遇难，伊朗国内要求报仇的呼声很高，也可能参与策划洛克比空难。但由于正与伊拉克交恶的叙利亚和伊朗，在即将爆发的海湾战争中会协助美国打击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被英美从洛克比空难的记录上抹去了。美国之所以选择利比亚作为唯一的替罪羊，是因为利比亚在这三国中是个最容易对付的目标。

( 7月20日，利比亚Goualish，反对派士兵在排雷 )

而这时，美国怀疑利比亚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所引起的外交危机正白热化。1988年，美国宣布，卡扎菲已接近拥有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正在拉巴特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生化武器工厂。1993年，美国又指控，利比亚在泰尔胡奈附近修建第二个生化武器制造基地。利比亚以生产药品的高科技化学工业制造否定了美国的指控。1992和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748号决议和883号决议，对利比亚强制性地有限制裁，适当冻结利比亚的海外资产。此后，制裁成为利比亚外交政策的主导问题。

然而，卡扎菲并未成为孤家寡人，在受到美国封锁与打压的国际社会中还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利比亚问题专家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Ronald Bruce St John）在他的《利比亚史》一书中写道，华盛顿一再敦促全球抵制利比亚石油，遭到欧洲国家以及许多非洲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包括埃及在内的美国阿拉伯盟友都支持卡扎菲。1997年2月，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要求联合国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因为利比亚已经采取积极措施决心解决洛克比空难。由于非洲领导人带头反对，联合国制裁逐渐松动。1997年10月，南非总统曼德拉访问利比亚，感谢卡扎菲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时的鼎力支持。曼德拉为避免违反联合国制裁的规定，没有乘坐飞机，而是乘汽车完成了利比亚之行。在访问期间，他要求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并提出洛克比案件应由国际特别法庭审理。他称赞卡扎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偶像之一”。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联盟都支持这一观点。在此期间，冈比亚、利比里亚、乍得、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苏丹总统或代表团也到的黎波里访问。1999年，在埃及、沙特和南非等非洲大国的斡旋下，利比亚最终移交了两名洛克比空难嫌疑人，而安理会也暂停了对利比亚的制裁，允许空运并恢复对利比亚销售工业设施。

( 2月26日，利比亚与突尼斯交界处的拉斯杰迪尔哨所，从利比亚逃离的外国工人正等待过境 )

制裁之下的利比亚在欧洲也维持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洛克比空难后，虽然欧美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更加相似，都把恐怖主义问题作为重点，但欧洲也更关心商业利益，与利比亚的交往较为谨慎。卡扎菲政变上台之时，法国是为利比亚革命政府提供武器的主要国家。后来，因为卡扎菲批评法国向中东冲突各方销售武器，特别是向埃及销售武器，两国关系恶化。但是，利比亚放弃对乍得的武装干涉，又改善了与法国的关系。1990年，在卡扎菲的帮助下，利比亚暗中支持的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即尼达尔，将3名欧洲人质释放。人质释放后，法国将1986年以来扣押的3架幻影战斗机送还利比亚。利比亚与德国也长期摩擦不断，比如西柏林拉贝莱迪厅的爆炸案。但两国的交往处于较低水平，主要是商业利益关系，所以还属正常状态。

80年代起，意大利成为利比亚的主要商业伙伴，也是主张与利比亚对话的最积极的欧洲国家。意大利人在利比亚的侨民中占据大多数，大约有57个意大利公司在利比亚从事经营活动。对美国提出的扩大制裁，包括完全石油禁运，意大利并不热心。意大利石油公司坚持要到利比亚进行油气开发，签署了生产合同。就在利比亚将两名洛克比空难嫌疑人交付爱尔兰审判的次日，意大利外长作为与利比亚恢复关系的急先锋，急不可待地飞往利比亚，会见卡扎菲，急于扩大商业交往。1999年，双方达成了55亿美元的天然气项目，意大利领导人也是制裁期间第一位访问卡扎菲的西方领导人。

苏联并未给卡扎菲任何实质性的帮助。1986年美国打击利比亚，苏联仅仅是口头谴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利比亚的高级代表团去莫斯科，结果苏联拒绝履行原来的相互协防协定。卡扎菲曾一度以加入华约威胁美国，莫斯科却答复：“绝不支持！”两者关系渐行渐远，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提供给利比亚的生存空间是：利比亚欠俄罗斯约40亿美元债务，主要是武器销售款项。一个缺钱、急需要利比亚还债的俄罗斯，要保证利比亚的还债能力，所以在1994年安理会限制利比亚出口石油决议上行使了否决权。俄罗斯的反对下，安理会的决议变得温和，禁止向利比亚出口与石油相关的设备，但不包括销售石油和天然气。

多年制裁，国内物资匮乏，加上经济高度依赖石油而石油价格在80年代下跌、石油收入锐减，国内反政府力量壮大，卡扎菲内外交困。但他的政权并未如当时的很多观察家和西方媒体所预测的那样，离崩溃一步之遥，相反，他从英美之外的欧洲、俄罗斯和阿拉伯国家那里，获得了国际社会中有限的生存空间。洛克比空难获得解决之即，卡扎菲看到了转机。卡扎菲认为，开放经济，吸引外资，改变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时候到了。他选择主动与西方接近。

新关系

1998年，利比亚向荷兰海牙国际法庭移交了洛克比空难的两名嫌疑人，结束了受制裁的孤立局面。卡扎菲的利比亚在外交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利比亚成功地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建立起商业与外交关系。他转而淡化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诉求，不惜谴责中东的昔日盟友。整个20世纪90年代，利比亚85%的出口、75%的进口是欧盟国家。仅德国、意大利与西班牙就吸收了利比亚出口的80%。

担任利比亚反对派顾问的美籍利比亚商人奥马尔·图尔比（Omar Turbi）告诉本刊，从1999年起，美国国内开始有游说国会与利比亚改善关系的力量。“我告诉卡扎菲的政府官员，与美国交好有很多好处；然后在美国国会作证词，阐明与利比亚缓和关系的美国利益。”“当时的考虑，完全是国家利益。”

“9·11”事件后，在国内面临着伊斯兰极端组织威胁的卡扎菲热情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作为回报，小布什政府将卡扎菲的政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2003年，利比亚承受了洛克比空难的责任，并支付了27亿美元的巨额赔偿。随后，赛义夫·伊斯拉姆·卡扎菲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利比亚想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想法。2004年初，利比亚主动单方面宣布，决定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和运输系统。利比亚销毁了储存的化学武器，交出了3000枚能够装载化学武器的炸弹壳体。达特茅斯学院亚洲和中东研究项目主席迪耶德里克·范德维尔（Diederik Vandewalle）指出，华盛顿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肌肉秀，萨达姆的倒台，还不是卡扎菲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最重要原因。实际上，利比亚的决策与伊战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早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两年之前，英美与利比亚的外交渠道就已经建立起来，并最终在洛克比案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1998年以后，美国即开始重新评估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1999年，近东与东南亚事务副国务卿罗纳德·诺伊曼做出判断，认为卡扎菲政权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正寻求变革。

作为对利比亚放弃非传统武器的回应，美国解除了所有制裁措施和与利比亚的紧急状态，解除进出口银行不得向利比亚贷款的禁令，而利比亚则将15个石油开发项目中的13个项目给了美国石油公司。随着两国正常外交关系的建立，同年，卡扎菲邀请布什访问利比亚。但这个过程也有磕磕碰碰：2004年，利比亚仍然被美国国务院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作为报复，利比亚政府从瑞士银行账户撤回给“洛克比空难”遇难者家属的5.4亿美元赔偿金，并且在最后这笔赔款上一拖再拖，美国开始限制向利比亚投资。

2004年4月，卡扎菲访问布鲁塞尔，这标志着欧盟已经接受卡扎菲成为国际社会一位值得信任的领导者。随后，欧盟解除对利比亚的所有制裁，包括武器禁运，意大利还给利比亚供应了监视设备来遏制北非的非法移民。被利比亚外交主动姿态所鼓舞的欧洲，开始重新考虑让利比亚加入欧盟－地中海合作伙伴关系。这个时候，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与壳牌石油公司，意大利的埃尼石油集团，以及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陶氏化学公司都在利比亚获得了很大的能源项目。

20世纪90年代，班加西已经成为反政府组织的大本营，境外的卡扎菲政敌也活动频繁。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几周后，利比亚的5个反政府组织联合签署了反现政府协议，但卡扎菲并未在这个时候步萨达姆的后尘。2005年，利比亚反政府组织再次联合在伦敦召开大会。卡扎菲采用多种手段镇压异己分子，多年来，各种国际组织和美国国务院都罗列了卡扎菲政权违反人权的一系列人权状况。2006年，班加西发生暴力示威游行，攻击意大利大使馆，11人丧生，成为伊斯兰世界抗议欧洲媒体出版先知漫画的游行示威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这场游行中，抗议者也喊出反对卡扎菲政权的口号。不过，那一次，极少有西方媒体对卡扎菲的军事镇压进行报道，对享受着现实利益的西方来说，还不到主动挑起人权问题的时机。

潜伏的矛盾

2008年，卡扎菲的儿子汉尼拔与妻子在日内瓦一家酒店内被当地警方逮捕，起因是他们的两名仆人称受到虐待。事件发生后，利比亚发表声明说，瑞士对汉尼拔的指控不属实，要求瑞士道歉。随后，利比亚在利境内拘禁了两名瑞士公民，并召回部分驻瑞士外交人员，削减飞往瑞士的航班，暂停向瑞士输送原油，还从瑞士撤走了几乎全部存款。这显然是对拘禁卡扎菲之子采取的报复行为。　　

卡扎菲不依不饶。2008年9月，在两名仆人撤销控告之后，日内瓦当局对汉尼拔夫妇的司法程序终结。然而，利比亚一直坚持瑞士政府必须就此事件做出道歉。2009年4月，利比亚对日内瓦州提出民事诉讼，认为日内瓦当局的举动违反维也纳外交和领事公约，要求被控方支付超过50万瑞郎的赔偿金。此外，利比亚还要求成立国际仲裁法院，处罚与逮捕卡扎菲之子有关的日内瓦当局。汉尼拔事件发生以来，瑞士对利比亚的出口下降70%，从2008年的2．82亿瑞士法郎，降至2009年的9000万瑞士法郎。瑞士经济界人士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部分企业甚至准备起诉联邦政府，认为政府对这一事件处置不当。瑞士为此曾先后两次派团前往利比亚表示和解意愿。2009年5月，瑞士外长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曾前往利比亚访问，但她未能见到利比亚的高级别官员。之后，瑞士联邦主席和财政部长默茨访问比利亚，希望打破外交僵局，使得瑞士公司能够重返利比亚市场。

瑞士联邦主席对卡扎菲的访问，在瑞士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瑞士高级记者阿诺德·霍廷根曾这样说：面对一个不再受到制裁束缚的利比亚，瑞士不再那么重要。现在，在与卡扎菲的这场游戏中，瑞士只会失去得更多，因此不得不低下头来。他带着受到羞辱的感情说：“瑞士对卡扎菲只是一个小国家，和一个有用的国家，就像马耳他。他现在有把这件事闹大的资本，这对他没有任何损失（2005年，汉尼拔在巴黎因殴打怀孕的女伴，被法国警方拘留和罚款，这件事了结得悄然无声）。为了与美国修好，他吞下了太多的耻辱，现在，他要秀秀他的恼怒了。”

卡扎菲不忘在每个可能的场合揭开他被迫主动向西方示好所刻下的羞辱的伤疤。对关系最亲密的意大利，他始终不忘向它施压，要求意大利赔偿殖民统治时期对利比亚带来的损失，并鼓励所有非洲国家向前殖民统治者索求赔偿，但从未得到意大利的答复。2005年，意大利恢复了10月7日的“复仇日”庆祝活动，这是意大利入侵利比亚和利比亚将2万意大利居民没收财产后驱逐出境的日子。2006年3月，利比亚人袭击了班加西的意大利领事馆，卡扎菲向意大利政府发出警告，如果意大利继续拒绝为殖民统治时期谋杀的上千利比亚人支付赔偿，他不排除未来会发生抢夺意大利人财产、袭击意大利裔居民的事件。2007年，意大利法院做出裁决，应该将罗马的维纳斯雕像归还给利比亚。2009年，卡扎菲受邀访问罗马。他故意在胸前佩戴反抗意大利殖民统治的利比亚民族英雄穆赫塔尔被意大利人送上绞刑架的照片，还把穆赫塔尔的长子带在身边。

2004年，当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利比亚时，卡扎菲抱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安放的地雷造成利比亚人伤亡惨重。他提出赔偿要求，施罗德暗示，实现两国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将历史与过去置之脑后。而就在这一年，利比亚同意支付3500万美元，作为对柏林拉贝莱爆炸案中死者的赔偿。巴黎法院并没有追究卡扎菲个人在法航UTA772客机爆炸案中的个人责任，但利比亚同意为170个遇难者补偿1.7亿美元，赔偿是通过卡扎菲的慈善基金会完成的。

仅仅基于商业利益的关系，随时可以更换代理人，消除不了卡扎菲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深刻不信任。卡扎菲以他惯有的我行我素的方式，在2009年联合国大会上做了奇特的发言，表达出他对西方无法消除的怨恨。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安全理事会应该改名为恐怖理事会，要求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取消5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增加常任理事国数量，尤其是增补非洲国家的代表。他暗示H1N1甲型流感是美国实验室基因研究的产物，并对犹太人保证，将保护他们不受西方人的威胁。卡扎菲还称，奥巴马是非洲的儿子，应该永远在美国执政。当时，奥巴马和希拉里离开了会议大厅，避免听到卡扎非的演讲。他冗长的演讲中，不少与会外交官都有些坐不住，纷纷离开会场，而剩下不到一半的在场人员则昏昏欲睡。当演讲进行到第90分钟时，负责为卡扎菲担任同声传译的口译人员崩溃了，他打断了卡扎菲的演讲，失态地大声抱怨道：“我已经完全无法忍受了。”

这一场面，似乎暗示着，卡扎菲已经无法再让人倾听他了。在阿拉伯世界，他依旧特立独行，不断威胁退出阿盟，并在阿盟会议上不断指责阿盟成员国，与邻国的关系也不断紧张。他与阿拉伯世界也渐行渐远。

上校的末日

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反对者在班加西集结，卡扎菲的安全部队动用武力，向班加西的示威者开枪。20日，在欧洲外长的晚餐聚会上，意大利外长佛朗哥·弗拉蒂尼对他的外长同伴们说，利比亚的暴乱不要紧。这时，瑞典外长掏出他的手机，向在座的其他外长们念最新的利比亚局势新闻。弗拉蒂尼为卡扎菲辩护说，是出现了暴力，不过卡扎菲要是倒台了，利比亚就会陷入分裂，危险的伊斯兰酋长联盟和移民潮就会威胁欧洲。仅仅3天后，弗拉蒂尼似乎突然意识到，他站错了队伍。他顺应潮流地转而谴责卡扎菲对反对派进行血腥镇压。

德国前外长、曾驻美国和英国大使的沃夫冈·伊辛格告诉本刊：正是先前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和平的政权更迭，让欧洲人都抱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和平变革是顺应时代的。“自2005年以来，联合国把‘保护的责任’，即对别国进行人权干涉的权利，作为联合国行事的原则。这个条款很具争议性，因为它的解释空间很大，但它表明，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卡扎菲宣称要在班加西屠城，在这个时候显得异常不合时宜。尽管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危机决策时刻，欧洲领导人都怕自己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欧洲国家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多年来，欧洲国家寄希望于卡扎菲的国内政治改革，但他们失望了。”沃夫冈·伊辛格说。

2月26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卡扎菲政权实施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当时，起义的反对派在卡扎菲的坦克和雇佣军攻击下败退，卡扎菲将像过去的每一次镇压一样，很快重新控制国家。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是否会军事干涉？

《纽约客》著名的政治记者赖恩·利扎（Ryan Lizza）记录了美国做出决策的详细过程。他的观察是，奥巴马政府中占上风的是现实主义者。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顾问是现实主义的战略家托马斯·多尼隆和丹尼斯·迈克多纳，他们所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把持着外交政策的决策。他们坚信，美国需要从关注过多的中东和阿富汗抽身，转向未受到足够关注的亚洲。为了最终解决巴以问题，他从不直言不讳地批评埃及、约旦和沙特的政体。他曾说：“我知道，这些年，以伊拉克战争为代表的民主推广备受争议。我的想法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任何政府形式强加给另一个国家。”2009年，伊朗大选引发了大规模游行，正尝试与内贾德接触的奥巴马选择小心地保持距离。但奥巴马的团队中，也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强调价值观标准的成员。

这时，对利比亚可以采取的措施的选项是，设立禁飞区，让卡扎菲的飞机炸不到反对派。按照现实主义的权衡，对美国来说，它在利比亚的利益是中东北非地区中最少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因此强烈反对禁飞区和任何形式的军事介入。盖茨认为，利比亚并非美国的关键利益。他还认为，要建立禁飞区，第一步必须要轰炸利比亚的空中防线，相当于还是有军事行动。在一周的时间内，奥巴马迟迟未能做出决定。

3月14日，希拉里到达巴黎时，她未能带来任何决定。一位法国官员透露，当她会见萨科齐时，她并未赞同禁飞区，萨科齐将这一反应理解为，美国很不情愿采取任何行动。当天晚上，在希拉里下榻的巴利威斯汀宾馆内，她会见了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之一贾布里勒，拒绝了他设立禁飞区的请求。遭到拒绝的贾布里勒沮丧地离开了宾馆，连守在门外的记者都不想见。

这个时候，在纽约，法国和英国已经准备好了一份禁飞区的联合国决议。与利比亚关系密切的法国，扮演了军事介入利比亚的冲锋角色。就在2007年，萨科齐才在巴黎热情洋溢地迎接卡扎菲，并且允许卡扎菲把帐篷搭进爱丽舍宫，双方达成了价值100多亿美元的军售和购买核反应堆的合同。萨科齐曾这样评价：“卡扎菲没有被视为阿拉伯世界的独裁者。”然而，爱丽舍的态度受到了法国民众的反对，他们无法忘怀爆炸的法航飞机。在爱丽舍宫外，等待卡扎菲的还有抗议的人群。很多观察家认为，2008年，萨科齐提出要在巴黎举行“地中海联盟”成立峰会，卡扎菲拒绝出席，甚至把“地中海联盟”比作西方国家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两人心生暗隙。萨科齐此举，既有私仇，也为了迎合潮流与民意，为明年的总统大选造势。

3月15日傍晚，奥巴马主持会议。全世界都在关注，奥巴马是否会参与。情报显示，利比亚反对派不但未能让卡扎菲下台，相反，他们缺乏武装，组织涣散，在卡扎菲部队的攻击下节节败退。这场会议首先分析了利比亚的形势：卡扎菲的部队集结在班加西的水和燃料补给地——阿杰达比亚的郊外，卡扎菲将在24小时内夺回阿杰达比亚，届时，他将最终完成对班加西的军事进攻。奥巴马问，禁飞区是否能阻止这件事，他的情报和军事顾问说：“不能！”——卡扎菲用的是坦克，不是战机。奥巴马让他的外交政策团队想方案，然后离开去吃晚饭。当晚，当他再次开会时，助手们给出的选择是，轰炸政府军，这样才能保护利比亚叛军。

在这个危机决策的时刻，斯坦福大学教授金·菲尔森（Jim Fearson）告诉本刊：“正是外交政策团队里那些强烈感到需要在大规模屠杀发生时出兵的成员，推动了决策。”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因未能制止卢旺达大屠杀而无法摆脱罪恶感的苏珊·莱斯，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人权问题的年轻左派教授兼记者萨曼莎·鲍尔，在这个需要做出立即反应的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告诉本刊，另一个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是，与当年美国把洛克比空难的罪责归于利比亚一样，“干涉利比亚看起来是个又快又轻松的军事行动，与干涉其他的中东国家，比如叙利亚相比，政治风险要小得多”。

奥巴马并未在白宫宣布他的新立场，而是由联合国代表静悄悄地在联合国提出立场——将禁飞区升级为全面军事干涉。法国和英国被美国的突然转变惊呆了。而在这个时候，对于想要成为“非洲之王”、与泛非洲计划主流意见背道而驰的卡扎菲持怀疑态度的非洲国家，选择了支持军事干涉。

3月17日，安理会对军事干涉的投票结果是10比0，10票赞成，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在内的5个国家弃权。在联合国66年的历史上，这是安理会第一次授权采用军事行动来预先打击一场“迫在眉睫的大屠杀”。阿拉伯联盟也支持这次行动，阿联酋、约旦和卡塔尔也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这场推翻卡扎菲的行动，严格来说，并不是一次只有西方的征战。它并不符合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利益原则；赖恩·利扎如此评论道：“当炸弹降落在卡扎菲的坦克上时，美国再一次卷入了另一场中东危机。”

一旦做出军事干涉的决定，西方国家就没了回头的余地。必须保证卡扎菲倒台，才能保证未来在利比亚的利益。军事保护反对派的进一步逻辑只能是，推翻卡扎菲。北约的导弹和飞机彻底改变了力量对比，卡扎菲面临的将是类似隆美尔的失败。■（文 / 蒲实） 世界失去卡扎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