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的“飞虎奇缘”

( 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回到祖国献身于抗日战争（摄于1943年中国某空军基地） )

战火中的相识

“我的事情很小，没什么可说啊。”这句话被张彦从电话里一直说到了见面。

无论如何也难相信，面前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已年近九旬，腿脚虽稍有不便，但是语思之敏捷使人惊诧。老人居住的老式两居单元房并不宽敞，却收拾得清清爽爽，唯有书是从书架上一路堆到了鞋架上，漫到地板上，甚至也堆满了沙发的角落。墙上挂着一幅印章的字画，看上去并不起眼，再细看落款竟有齐白石的题词，老人家很自豪地指着画上戴眼镜的斯文绅士告诉本刊记者：“他就是刻这些印章的人，我的父亲，当时可是赫赫有名的古典诗词教授，与齐先生也交往甚好。”

像任何一位耄耋老人一样，张彦其实也是喜欢讲故事的，娓娓道来开始便是西南联大时光，战时的大学生活在老人的话语里，有如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

彼时的张彦已经是一名青年团员，一腔青春热血，为抗日救国运动积极奔走。虽然“飞虎队”驻扎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园也在昆明，和美国大兵们打照面是平常不过的事，可平素净看到那些包括“吉普女郎”在内的种种美式军队作风。张彦坦言，开始是对他们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从没有想过要主动和他们成为朋友。

( 60年后的重聚（左起：张彦、贝尔、马识途） )

至于身为地下党员的中文系学长马识途，如何在书店里因一本苏联文学结识了迪克和贝尔，也不过是后来马识途讲给张彦的历史，接触这些美国军人是组织上的安排，对张彦而言，是“任务”。

因此，最初张彦是自觉地把两周一次的聚会当成一项工作去做。“每两个星期，他们就开着吉普车来找我们，开始是三四个人，后来人变多了，有十几个人，在青年会的名义下，我们是有组织地接待他们。比如在野外聚餐，在公园里聚会，他们会带着很多罐头来一起吃，大家聊家庭、聊生活，渐渐也觉得亲近。在接触中发觉，这些美国人坦率、开朗、热情，真心对共产党的情况感兴趣，迫切要求了解解放区的状况。”

( 1944年美国战地记者拍摄的张彦（后排左三）和美国朋友们的聚会 )

随着日本军队侵略脚步日益猖狂，昆明城危在旦夕，地下党组织在得到日军将以空降伞兵的方式突袭昆明的情报的夜晚，考虑到“飞虎队”本身没有陆上作战的能力，指示张彦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他的美国朋友，他们由此建立了友谊。聚会周而复始，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后，而变奏和高潮常由一些重大事件引起。比如1945年毛主席发表《论联合政府》，限于当时条件，除了《新华日报》，别的报纸都没有登载，联大的地下党组织内部拿到这份重要宣言时，还是延安传过来的油印本。“我们和‘飞虎队’的几个相互熟识和信任的朋友，五六个人花了一整天时间，轮流把《论联合政府》翻译成了英文。他们很积极，甚至字字句句帮我们斟酌推敲。美国军队每周都有一次家信往来的机会，这可以帮我们把中国的东西传出去，他们也还会把美国登出来的关于‘二战’的情况寄回来。所以，无形中我们拥有了一个和世界交流的渠道。”

也就是通过这些“飞虎队”朋友的家信，《论联合政府》英文译版第一次传到了海外。后来，贝尔等美国青年提出，希望更多的美国士兵听到张彦等中国朋友的声音，想请中国朋友到美国军营去演讲，张彦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当时大厅里座无虚席，张彦回忆说：“自然，我很快就感到自己已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幸好组织早有预见，要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只用英文名字，又有贝尔用美方的吉普车秘密接送，国民党方面就只知有这回事，却无从追查。”

( 毛泽东于1945年接见张彦的三位飞虎队朋友（左起：杰克、海曼、贝尔） )

艰难重聚

沉浸在回忆里的老人一面诉说着往事，一面在那本珍贵的相册上，一一为本刊记者指认着那一张张年轻俊朗的面孔。“瞧，这就是迪克，这是埃德曼，这是贝尔，这是我们在草地上的野餐，这是我们在大观楼的聚会。”

( 张彦 )

而整本相册的头一页，就是那张毛主席和“飞虎队”青年的合影，画面上三个朝气蓬勃的美国大兵，围着毛主席，在芭蕉树下笑得如此灿烂。“那是日本刚投降、也就是这些年轻人等待回国的时候，当时他们先是几经周折见到了重庆谈判时的周恩来，接着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和宴请。晚饭后，毛主席招呼大家照了这张照片，后来他们把照片寄给我，这是很珍贵的画面，即便是在中美关系极度紧张的1958年，照片仍旧在红岩革命博物馆里展览着。”

张彦感慨，正是学生时代的这种种经历，使得他的人生注定走向记者的道路。解放战争前夕，他便任职在《新华周刊》，战争期间参与创建《中国文摘》，1957年被宋庆龄点名调入《中国建设》（今名《今日中国》），亲历报道了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国大典等共和国成长的重大标志性时刻。“也就是这些和美国大兵的接触，我知道要用一种外国人懂得的语言，把真实的中国介绍出去。”张彦说。

( 机械师在位于印度的美国空军基地重装中国盟军的飞机，为它换上新机身和发动机（摄于1943年） )

然而，“文革”中，整整21年，张彦的人生如风浪中的小舟飘零沦落。“即便背负‘里通外国’的罪状，作为‘牛鬼蛇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躲在乡村破屋里，每每在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报道，读到那些看似都已和我的生活毫不相关，甚至遥不可及的政治话语，我脑海中首先还是想到那些熟悉的面孔，我知道，我们肯定可以再见面的。”

抱着同样信念的，其实还有张彦的美国朋友们。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后，海曼和迪克就成为第一批旅客中的美国友人，彼时的张彦正在遥远闭塞的农村劳改，四下询问，也没人愿意告诉海曼和迪克有关张彦的消息。于是他们拿着当年的照片，在昆明、重庆街头追问路人，苦苦找寻。人人自危的状态，消失不见的朋友，终使得他们带着满心忧伤、满腹的狐疑返回美国。

风雨真正过去是到1979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张彦至今感慨，做梦也没想到，刚获得政治解放的自己，竟被委任为《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更想不到的是，当他抵达时，他房间里已摆放了一盆盆的鲜花，送花的就是当年“飞虎队”的老朋友们。

张彦立刻问使馆工作人员，邮局在哪里，他迫不及待地要给老朋友们打个电话，这样的询问引来哄堂大笑：“他们都觉得我是土包子，电话就在手边啊，所以初到美国时的落差是难以想象的。电话里我和迪克他们相约，等我到纽约采访时再去探望他们。这么说也是因为，在我眼里，相隔400公里可不是小事，可他们却说：‘不行，我们已经等了35年，不能再等下去了！’”

第二天，张彦就和当年的老朋友们拥抱在一起，至今在老人的心里，那一日早定格成永不退色的幸福回忆。

再后来，美国就不再是张彦的异乡，老朋友视他为家人。张彦很难忘记，一次贝尔把他从火车站接来，一进门就把整套公寓的钥匙给了他，希望能方便他的自由出入。晚上张彦和朋友去看了一场晚场电影，进门时，贝尔已经怒发冲冠，情绪濒临失控，原来出于对老朋友的担心，贝尔整个晚上都在焦急地向警察局和急诊室打电话，问是不是有张彦的名字。张彦赶忙道歉，心里却为这份厚重的情谊感动了很久。

“我后来在美国的工作实际上一直都有他们的帮助，即便在宣扬开放的美国，政治上的界限也是很严格的。比如当时我在美国采访一个人，半小时后，FBI肯定就去那个人家里了。我离开华盛顿25公里，就要报告美国国务院。我深知他们帮助我的同时，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干扰，但就像是对待家人那样，他们把我的事情全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

2004年，久病的迪克付出巨大努力，终于再度和张彦、马识途相聚在昆明大观楼，亭楼如故，唯有时光一去已60年。如今再看着那张7年前的照片，张彦叹息自己再难打败那长长的旅途。“但我们的相知相交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我相信这个‘情’字会浓浓地写下去。到我这个年龄已经把回首往事作为享受，苦涩随着时光蹉跎反而渐渐淡去，饱含深情的瞬间点滴都永远难忘。”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不愿意多谈过往，但究竟怎样接受了陈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请求？

张彦：首先我被他的执著打动了，他为这部电影几乎倾家荡产，我的态度其实也并不是拒绝，只是总觉得这是个人的故事，对别人的意义很小，对自己又感伤。但后来觉得，故事里不仅有我，还有那些美国朋友，而且恰恰是经历的那个历史阶段，使得这个故事也反映了两个国家关系的起起伏伏。不管怎样变化，朋友之间、人民之间的感情都不会变，这是我后来看重的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分别35年后的重聚，你们最先谈起的是什么？隔绝的35年里，那些美国朋友的生活是怎样的？

张彦：不记得特殊的话，只记得紧紧抱在一起。他们也就是很普通的美国公民，有的是会计，有的是工厂的工人，还有的是公司职员等等。你知道，美国也有过“白色恐怖”的历史阶段，他们甚至也被迫把那些我们当年的照片，尤其是诸如和毛主席的合影照片放进罐子埋在院子里十几年。但是气氛一旦缓和，他们把旧照片找出来，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解，作为亲历者在媒体上说出正面的、积极的中国印象，或者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中国来寻找我们，这些都足见情谊的厚重。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和他们的交往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文革”中有没有懊恼过跟他们的交往？事实上，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宣传进步的思想，所以，有没有尝试着为自己辩驳？

张彦：懊恼从没有过。我只是很困惑，为什么会被质疑，也会因为这份困惑而感到压抑。但污蔑也好，“四人帮”迫害的罪名也好，在那段颠倒黑白的岁月里，比比皆是。“文革”中随便找个帽子一戴，就能把人关押起来，失去工作，劳动改造，甚至更坏，大家都是如此。眼看到爱泼斯坦那样对于中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专家，也被关在监狱里整整5年，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无力的，甚至是逃避的。

三联生活周刊：支持你走过那段压抑岁月的是什么？你一直都坚信自己会再见那些美国朋友么？

张彦：是我的妻子。当身份、工作、生活等等一切都被疾风骤雨冲刷摧毁的时候，只有我们夫妻守在那里，她始终认为我是个好人。1972年，我从劳改的河南去成都探望母亲，妻子给我一满筐她养的鸡所下的蛋，每个鸡蛋上都记着生下的日子，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这不仅是珍贵的营养品，也是同舟共济的信念和担当。

1969到1973年我都在农村改造，我自己的感受是，人有各种各样的遭遇，重要的是看你怎么对待。去农村的一个好处是对农民有个认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农村，其实就不了解中国。我被安排在河南的一个村，外文局有一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都送到了那里。记得到那儿时已经是晚上23点，生产队派了板车来接我们，其实农民也把接待我们当任务的，我们也都担心有关人员向农民们描述的那种种罪名，会使我们备受屈辱。但到了以后就释然了，农民绝不是听到说我们是“牛鬼蛇神”就把我们当“牛鬼蛇神”，他们有纯朴的世界观，一看我们和他们一起拣粪劳作，还有文化，能帮他们写信、写报告，就和我们成了好朋友。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后来我甚至觉得在农村的经历，事实上对自己是有所裨益的。

走过这大半生，我也越来越明了，最终作为人与人之间纽带的必定还是感情。反观自己的人生，也是一个“情”字始终温暖着我，因为这个“情”字，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希冀和憧憬。■

（文 / 李东然） 飞虎奇缘张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