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乳娘村”：残缺童年的母爱关怀

( “妈妈”许爱香和她的3个孩子：盲童叶叶、无臂儿小山峰和自己的女儿妙妙 )

“妈妈”

许爱香的卧室有点局促，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被分成了里外两间，外面的大间将够摆下一张双人床、沙发和电视，这是许爱香夫妇的住处，里面的小间则只能摆下两张儿童单人床。“我女儿妙妙和叶叶在里面睡。”叶叶的床还装着特质的木围栏，高出床沿20厘米左右。“叶叶是盲童，看不见东西，担心她晚上会不小心掉下来。”许爱香对本刊记者说。午饭后的小房间因为几个孩子显得更加喧闹，五六岁大的叶叶在里间待着，侧耳倾听着外面的动静，还不到两岁的小山峰坐在外间的大床上不停呼唤着“妈妈”和“叶叶”，已经读四年级的大姐姐妙妙跑前跑后照看着这两姐弟，许爱香还有三四个月就要生产了，挺着隆起的肚子收拾餐具，还要不时笑着应答着小山峰的呼唤。

这个其乐融融的画面在外人看来却总感到一丝悲悯。像其他孩子一样，穿着粉色短袖背心的小山峰已经可以坐着、能简单地叫人，只是那空空的袖管里却少了两条手臂，当别的孩子可以拿着笔胡乱涂鸦时，他的小脚丫也已经能熟练地握住铅笔了。“他是不是很厉害呀？不仅能拿笔，都能用脚自己夹饼干吃了。”许爱香眼里满是爱意，她觉得很骄傲，“他现在已经能靠着墙慢慢站起来，再过不了半年，肯定就能自己走路了”。

9月5日就是小山峰两周岁的生日，这也只是个推算的日子。2009年9月7日，一个小包裹被送到了太原市儿童福利院，里面是个身体瘦弱、不停哭泣的男婴。“工作人员检查后发现，他天生没有双臂，而当时他身上的脐带结还没有脱落，推断出生应该不过两天左右，所以孩子的生日就定在了9月5日。”太原市儿童福利院寄养科科长孙软玲对本刊记者说。9个月后，身体各项条件基本达到正常水平的小山峰被王家庄村的许爱香接回了家。许爱香今年35岁，只有妙妙一个女儿，家里靠丈夫开的装潢材料厂维持生活，不错的收入使得许爱香从女儿出世后就可以当全职主妇在家照顾孩子。小山峰是她从福利院接来的第五个孩子。“去年6月的时候，家里的玉玉被外国家庭收养了，只剩下叶叶一个，我就向福利院申请再照顾一个孩子，也好和叶叶做伴。”许爱香说。

虽然最早照顾的党桂英和党桂青也是9个月大时抱到家里来的，照顾小山峰的难度还是超出了许爱香的想象。“山峰9个月大的时候看起来和五六个月大的娃娃一样，特别小，腰特别软。”许爱香说，没有双臂来保持平衡，只能双手掐住两肋，可小山峰就会痛得直哭，怎么把孩子抱起来都成了难题。“他脊柱软，又没有胳膊，洗澡都坐不住，也许是身体缺少散热，每次洗澡都是满头大汗，非常虚弱。”自打小山峰来到许爱香家，两人就一刻都没有分开过。白天妙妙去上学，许爱香除了带叶叶和小山峰出去玩，还利用一切机会锻炼小山峰的脚力和腿力，只要小山峰能用脚趾翻开一页书、拿起一支笔，她都毫不吝惜地大声赞美和鼓励。“也许是天生没有胳膊，孩子用脚特别灵”，用两只小脚丫接过许爱香的手机，小山峰灵巧地按下了通话键，说要打电话给“爸爸”，让爸爸回家“买肉肉吃”。

( 康国英和“女儿”党华 )

妈妈和叶叶是小山峰最亲近的两个人。叶叶今天很兴奋，她发现小山峰突然学会用新词称呼她了：“阿姐。”虽然看不见，穿衣、上厕所还都需要许爱香照顾，叶叶却也因为小山峰的存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叶叶刚来时胆子很小、很爱哭，现在她也已经能像个姐姐似的帮我哄小山峰、抱小山峰了。”许爱香对本刊记者说。暑假里，妙妙也给许爱香帮了不少忙，从五六岁家里来了第一个孩子，妙妙就再没有过自己一个人的“妈妈”，许爱香说：“她跟孩子们亲着呢。”3个孩子在沙发上闹作一团，被妙妙举到高处的小山峰兴奋地大笑起来。还有三四个月就要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许爱香并没有因为期待的喜悦和可能面临的忙碌而冷淡叶叶和小山峰，她说早已经想好了：“忙不过来就请丈夫的姐姐过来帮忙一起照顾叶叶和小山峰。”对于她来说，腹中的孩子是家里的第四个小成员，她是所有孩子的“妈妈”。

慰藉

( 57岁的巩玲玲和“孙子”赵黄谊、“孙女”孙景继 )

王家庄村距离太原市社会福利院走路不过10分钟，这个人口不过500人的小村庄现在寄养着福利院35个孩子。一条笔直平坦的水泥路面贯穿全村，两侧村民的院落都盖得整齐又气派，很多院门口都停着汽车。“王家庄村是个小康村，村民基本都不务农，很多在附近工厂工作，家庭经济条件普遍很好。”太原市儿童福利院寄养科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许爱香家是村里较早开始寄养福利院孤残儿童的家庭。“2004年太原儿童福利院开始在周边村子推广落实儿童家庭寄养的办法，当时周边的村民并不了解什么是儿童家庭寄养，如何具体落实还是很费脑筋。”太原市儿童福利院宣传接待科科长唐辉当年正在刚刚成立的儿童寄养科工作，他介绍说，“2004年开始做宣传推广，请护理员回村里的家中照顾孩子，邻居们通过交流了解了儿童寄养，阻力就不那么大了。2005年开始，就有一些村民开始申请家庭寄养，之后人数逐年增多。”

40多岁的康国英是王家庄村第一位把孩子领回家的“妈妈”，她说：“以前我在福利院担任护理员有6年的时间，对那些孩子非常熟悉，2004年，院里问我能不能带几个孩子回家照顾。”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康国英从院里领回了脑瘫的东东、脑积水的党华，还有年幼的党桂英和党桂青。“在院里护理和回家照顾差别实在太大了。在福利院照顾孩子，虽然一个班的孩子有二三十个，但工作一天一夜后，就可以休息两天。在家里照顾孩子，就是要像家长一样一刻不停地照看。好在女儿和儿子都已长大成人，老伴还在工作，平时就我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照顾孩子也会觉得生活很充实。”康国英向本刊记者这样解释她最初的想法，可每天的付出绝不止“充实”可以概括。脑瘫儿是残疾儿童中最难照顾的，已经13岁的东东9月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他的智力水平刚刚达到正常儿童六七岁的水平。他的左腿也受影响，脚掌内翻，只能跛行，走路都要带着矫正器。“小的时候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更不可能很快学会你教他做的事。”从小把东东放在自己的被窝里方便随时照看，每天还要给孩子们洗衣服、洗尿布，康国英没有过怨言，看到的只是孩子们的可怜。当时，福利院发放给每个寄养儿童的生活费是200元，包含除了医疗以外的日常所有开销。“东东戴的矫正器很容易磨破鞋子，一个月就要换3双鞋。”康国英对本刊记者说。

( 孙景继和赵黄谊 )

康国英说，带着东东和党华在村口散步，并非没有遭到过邻居们的非议，但更多时候则是善良的人们对这些孤残儿童的同情。许爱香就住在康国英家对面，2005年时在家里照顾5岁的女儿以外并没有其他事情做。“经常和她聊天，觉得这些孩子实在很可怜，当时就想抱一个过来照顾，和老公商量，他也同意了。”许爱香向本刊记者回忆道。因为孩子们都是成对寄养，彼此间已经产生了感情，虽然感到照顾的压力会很大，许爱香最后还是从康国英家一下抱走了党桂英和党桂青两个孩子。许爱香当时没想到，她的善良意外地也给遭遇不幸的家庭带来了一丝慰藉，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变化。“那年我大儿子刚刚出了车祸去世，女儿已经出嫁，老伴还在上班，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想着儿子，心里难过得要命。”许爱香的母亲巩玲玲对本刊记者说。一个人照顾不过来3个孩子，为了安慰丧子的母亲，许爱香就带着孩子住到母亲家里。“桂英那时候才10个月，抱到福利院之前只有白面糊糊喝，身体弱得头都抬不起来，太可怜了，我就把她留下，给他一点点地喂奶粉。”巩玲玲于是成了党桂英的“奶奶”，在巩玲玲看来，孩子带给她的快乐超过了自己的给予：“这孩子特别乖，也特别聪明，吃饭的时候她会问我老伴：‘爷爷，喝酒不？’”

党桂英的唇腭裂通过手术被缝合，2007年很快就被国外的家庭收养。时隔4年，对着党桂英的照片，巩玲玲还是立刻泪如雨下：“这个孩子是我自己从婴儿带大的，对他的感情和自己的孙子没什么区别。”根据收养相关规定，孩子被收养后会断绝与寄养家庭的一切联系。送党桂英走时，巩玲玲曾托人请求收养家庭能寄些生活照和生活情况回来，“但是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不过到国外生活条件应该是很好的，这样想想心里还会觉得有些安慰”。送走党桂英，巩玲玲也变成了福利院寄养家庭中的一员，赵黄谊和孙景继来到这个家庭，成了她的“孙子”和“孙女”。孙景继是苯丙酮尿症，已经五六岁大却还不能讲话。“她特别爱笑，你对着她笑，她就会一直对着你笑。”看着她，巩玲玲就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党桂青是许爱香最喜欢的孩子。2006年，福利院给不到两岁的党桂青做先天性肌膜膨出校正手术，许爱香和丈夫守护在她的病房寸步不离。许爱香说，手术结束后，被推出手术室的党桂青还处于麻醉状态，脸上挂着泪珠，而当许爱香轻声呼唤的时候，孩子居然睁开眼睛对着“妈妈”微微一笑。“当时我太感动了，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安慰大人。”2007年，一个美国家庭通过国家民政部门领养了党桂青。许爱香说，孩子离开当天，她难过得晕倒了，结果没能见上孩子最后一面。

“收养是这些‘妈妈们’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以前大家还都愿意照顾身体状况好些的孩子，现在有些妈妈甚至更愿意照顾残疾严重的孩子，因为他们不容易被收养，留在‘妈妈’身边的时间能够更长一些。”孙软玲对本刊记者说。

家庭

太原市儿童福利院照顾着近700个孩子，除了100多个在福利院接受照顾，大约有500个孩子分散在福利院周边6个村子的家庭中进行家庭寄养，其中圪僚沟村的人数最多，有大概200个孩子。“这个数字还是在已经有300个孩子被收养了的情况下，每年福利院收到的弃婴数量都在增加，而且98%都是身体有残疾的孩子。”唐辉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孤残儿童中，像唇腭裂、先天性肌膜膨出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脑瘫儿则需要进行长期的康复训练，而患血友病、苯丙酮尿症这些先天疾病的孩子能被收养的概率微乎其微。“只要孩子们的身体条件允许，我们还是尽可能让他们回归家庭，只有在社会结构中，他们才能了解什么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才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而且以福利院的条件，一个二三十个孩子的护理班只有3个老师照顾，“比起三四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的家庭，条件肯定不够好”。在福利院中生活的孩子除了身体状况不稳定的，就是一群十几岁的大孩子。“他们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只知道有‘阿姨’，已经无法再进入家庭中生活。”唐辉对本刊记者说。

家庭寄养模式在2004年由国家民政部向全国推行，而大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探索这种养育模式。大同市社会福利院档案室保存的《国内公私立救济福利团体调查表》显示，1949年9月1日，大同市生产教养院成立。“附属育婴育幼所一处，设所长一人，看护员一人，专门收容不愿自养之男女婴孩雇乳抚育，月支经费小米2000～3000斤，由院开支。”“‘乳娘村’的最初就是一个小米换母乳的历史。”大同市儿童福利院做的数据分析显示，家庭寄养点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寄养儿童生活费时，申请寄养孤残儿童的家庭数量就会增加；反之，当地人均收入高于寄养家庭儿童生活费时，申请寄养家庭的数量就会减少。1985年，西骆驼坊村停止寄养儿童，1995年，解庄、上榆涧也基本停止寄养儿童，大同市儿童福利院的寄养儿童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尚欠发达的散岔村。

太原市的家庭寄养似乎并不遵从这条经济曲线，从2004年的200元增长到现在的每人每月600元。“福利院计算过，按照现在的物价标准，每个寄养家庭顶多只能有两三百块钱的结余，这和她们日复一日的付出是不成正比的。”孙软玲说。巩玲玲的丈夫还在外工作，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她说：“这些钱足够贴补孩子们的生活，黄谊喜欢吃饺子，每天我都能让他俩吃上一顿饺子。”如果为了增加家里的经济收入，还年轻的许爱香出去打工也会比照顾孩子的收入更可观。唐辉一直觉得，太原市儿童福利院“很幸运”，家庭寄养工作的推广比最初想象的要顺利。“位于城市边缘的地理位置使得周边有很多村子方便推广工作，农村妇女勤劳、不怕脏、不怕累，时间上也更充裕，能够一直待在孩子身边。而且像圪僚沟村的很多村民有宗教信仰，照顾孤残儿童是符合他们教义的行善之举。”随着寄养工作的细化，福利院对寄养家庭的条件也越来越细化。“妈妈的年龄在30到50周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要具有一定的照料和哺育儿童经验。”

家庭寄养规模的扩大，寄养科按照分布地域将孩子们分成了20多个小组，每天寄养组长都要把自己负责的小组中的二三十个家庭走访一遍，“主要是看看孩子们的身体、饮食有没有什么问题，和寄养家长及时沟通情况”。福利院在寄养集中的村子设立了定点医疗站，不出村子，孩子们就可以挂账看病。2008年开始，新成立的康复科还开始对包括东东在内的40多名脑瘫儿童做康复训练。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党华马上要上二年级了，康国英觉得自己的能力辅导她做功课越来越难：“语文还好，数学题已经很难给她讲清楚，党华的智力要跟上功课又会比较吃力。”赵黄谊也要上一年级了，他们的身体条件让人担心。“黄谊是血友病，脸上抓破了皮血都会止不住，我到哪里都寸步不离地拉着他，在学校里难免和同学们闹着玩，看不住的时候可怎么办？”巩玲玲满是担忧，她快60岁了，以后也不可能一刻不停地看着赵黄谊。对这些孩子的特殊关照如何能延伸到社会的普通教育中去、如何能够让智力正常的儿童发展不受到农村寄养家庭条件的限制？这些问题开始慢慢凸显。

太原市儿童福利院也在寻找途经拓宽家庭寄养的范围，比如呼吁太原市社区家庭寄养、慈善机构家庭寄养，但是农村家庭寄养的比率仍然在90%以上。“我们刚刚去过一个新的村子宣传家庭寄养的知识，村民们很善良，问得最多的两个问题是：‘如果相处的感情很好，是不是可以收养孩子？’‘孩子被国外家庭收养是不是发展会更好？’”孙软玲对本刊记者说。今年，王家庄村的一个村民正式收养了寄养在自己家的孩子，但是更多的“妈妈”仍然扮演着“亲情中转站”的角色，获得监护权后却可能无法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才是她们每次哭着送走孩子的真正原因。■

（文 / 贾子建） 乳娘残缺儿童福利院山西母爱童年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