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护国者”遭遇“铁锤”重击

( 8月1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前右，穿西装者）带领新任命的陆军司令、代理总参谋长厄泽尔（前中）等军事高官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 )

在中东阿拉伯世界波谲云诡的政治图景下，以稳定和崛起著称的土耳其也同样暗流涌动。“军队在土耳其民主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时刻象征着土耳其第一共和国的结束，第二共和国的开始。”7月29日，在时任军方最高领袖总参谋长厄舍克·科沙内尔和海陆空三军统帅宣布集体辞职后，土耳其最大报纸《民族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在告别信中，科沙内尔说，在大量退役及现役军方官员被拘捕的情况下，他已经“不可能继续他的工作”。去年初，一家名为“Taraf”的报纸称，他们从一些反对推翻民选政府的军官那里获得了5000页资料和48小时录音。这些军内文件涉及一个名为“铁锤”计划，包括在清真寺实施爆炸，引发希腊和土耳其军事争端以制造混乱，最终实现军事接管等一系列行动方案。虽然军方否认政府的指控，称这些文件所描述的不过一次虚拟的演习。但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土耳其当局以涉嫌阴谋政变为由逮捕了大约250名将领，包括超过40名现役将军，占到军方高级官员人数的1/10。

7月29日，土耳其检察机关再次对一起涉及军方案件启动调查，包括爱琴海陆军总指挥官在内的22名将领被指控在互联网上攻击政府。就在法院提出控告数小时后，科沙内尔等人集体辞职。虽然一些分析家认为，军方的意图在于利用集体辞职的轰动效应对政府施加压力，媒体也普遍用“地震”和“爆炸性事件”来形容军方高层的动作。但实际上，这个国家表现得相当平静：金融市场波澜不惊，政府镇定自若。

总理埃尔多安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他唯一的回应是迅速任命宪兵司令厄泽尔担任陆军司令、代理总参谋长。根据土耳其军队传统，总参谋长这一最高职位通常晋升自陆军司令。这次辞职恰恰发生在决定人员任命和晋升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前夜。在传统上，土耳其军方任命虽需要经过政府的最终批准，但那不过是一个加盖公章式的程序。但从去年开始，总理埃尔多安就不再遵从惯例。据土耳其媒体报道，科沙内尔等人辞职前，埃尔多安再次拒绝批准军方今年的晋升计划，双方已在数次先期会议上剑拔弩张。8月1日，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出现了没有4名最高级官员出席的局面。在总理埃尔多安的主持下，8月4日，厄泽尔顺利转正，新的海陆空三军司令也各就各位。

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政府和军方的权力争夺在最近两年里变得日益公开和紧迫。但事实上，这场角逐在十几年前就拉开序幕。

( 2010年2月25日，因涉嫌政变，土耳其前空军司令费提纳被捕 )

1996年，具有浓厚伊斯兰教色彩的繁荣党取得大选胜利，组建联合政府。埃尔巴坎成为共和国第一个公然宣扬伊斯兰信仰的总理，这在一直奉行世俗主义立国原则的土耳其引起了轩然大波，令军方深感不安。

此前，从上世纪50年代土耳其开始向多党选举政治的过渡开始，军方已经成功发动3次政变。“文官执政、军人监国”的土耳其模式深深根植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传统、独立战争和“冷战”以来的安全环境中。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土耳其项目高级研究员格雷斯·简金斯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土耳其全国，特别是乡村地区的正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在军队服役成为大量土耳其人形成价值观念和人格的主要渠道”。在民主政治脆弱的初生时代，军队的地位不降反升，成为维护现代、民主和世俗精神等立国之本的终极力量。公允地说，军方的政变契合当时的社会呼声：1960年政变前，土耳其已经爆发反对政治家独裁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政府已经无法得到学界、政界和学生领袖的支持；1980年，土耳其经济陷入恶性通胀，左右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演变为暴力和恐怖活动，甚至造成每天20～30人的死亡。与此呼应的是，在土耳其的历次的民意调查中，军队都名列人们最尊重的机构的首位。

( 1998年5月29日，土耳其前总理埃尔巴坎（中间靠右）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向刚做完周五祷告的人群致意。其公开宣扬伊斯兰信仰的立场令军方深感不安 )

1997年，土耳其国家安全理事会向政府提交了18条反伊斯兰化措施建议，包括限制伊斯兰媒体和国有传道学校等。对于当时的埃尔巴坎政府来说，这些建议不容挑战：根据1982年宪法，国家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可以毫无限制地监察任何文官机构和政府当局，看他们是否执行了该理事会的政策推荐。理事会的秘书长通常由将军或者上校来担任。军方成员充斥着理事会秘书处，掌管着起草文件的重任。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决策层包括4个政府代表和5个军方成员，每个月都会举行会议。“理论上，这代表民选政府和军方两个方面的立场。”简金斯告诉本刊记者，“但在实际操作上，成员的构成比例决定了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投票来解决。”

虽然埃尔巴坎政府程序上接受了这些建议，但繁荣党官员私下表示，该党不可能实施这样的政策。在军方力促下，联合政府开始分化，6月，埃尔巴坎被迫辞去总理一职。两年后，繁荣党被宪法法院判决违反宪法世俗主义原则，遭关闭。“其实1997年时，没有军方，繁荣党不会下台，只有军方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当时的媒体、商业界、司法界、教育界以及整个社会都形成了合力。”简金斯说，“但如今，人们提起政变只会说军方操纵了一切。”

1997年政变被视作军方反伊斯兰化的巨大胜利，那时的土军总参谋长卡拉达伊曾私下预言，经过这次打击，伊斯兰运动的复兴需要至少10年时间。他没能预料到的是，6年后，正义与发展党就在选举中获胜，而新总理埃尔多安正是当年繁荣党的伊斯坦布尔市市长。他每个星期五都到清真寺做祷告，夫人和女儿佩戴传统的头巾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1998年，埃尔多安甚至因为在公开集会上朗读亲原教旨主义的诗歌而被法庭以反世俗罪判刑10个月。

而埃尔多安政府所面对的对手已经发生了变化。1999年，国家安全法庭的军法官被取消。2001年10月，议会修改了“土耳其宪法”第118条，在国家安全理事会中加入司法部长和副总理，扭转了比例劣势。内阁对理事会的政策建议也不再必须“优先考虑”。从2003年6月开始，安全理事会秘书长也不再必须由军方成员担任。秘书处人员减少了25%，其中文官比例稳步增加。甚至，理事会会议的召开频率也降至2个月一次。这使得总参谋部再难以使用理事会对政府持续施加压力。

“90年代后期，削减总参谋部的权力已经成为土耳其政界的普遍共识。”简金斯指出，过去10年，土耳其的经济已经和世界融为一体；它所依赖的国际环境也今非昔比：1997年，欧盟在卢森堡峰会上以民主和人权问题为由将土耳其排除在候选国之外。欧盟明确表示，政府控制军队是成为其成员的必要条件。这件事极大地挫伤了土耳其人的自尊。没人能忽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强烈渴望。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近一个世纪前就说：“尽管欧洲对土耳其人存有偏见……但土耳其人总是至终不渝地向往着欧洲……为了成为现代文明国家，我们别无选择。”1999年12月，土耳其被正式列入欧盟成员候选名单，这为政治家们打开了机会的大门。

在简金斯看来，接下来政治博弈就像是打扑克，双方都小心翼翼地揣测和试探对方的底牌。“军方自身已经意识到，政变会让世界孤立土耳其，孤立意味着衰退，也意味着耻辱。但在21世纪的头几年里，土耳其政治家尚不敢完全向军方叫板。”

现在，牌局中的一方已经握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当年繁荣党在一场“没有胜者”的大选中艰难胜出。如今，埃尔多安政府以经济和外交上的巨大成就毫无悬念地完成了选举帽子戏法，得票率几乎过半。“依赖大选的连胜，正义与发展党有做决断的合法性。”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教授阿扬·卡亚告诉本刊记者，“最近政府放出一些风声，说要缩短征兵期限，用警察替代军队承担一些反恐任务等。我相信这不是巧合，这是他们在将军们辞职前投石问路，这些消息都没有在公众中激起太多异议。”

“正义与发展党与总参谋部之间的斗争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见了分晓。”简金斯说。2007年，支持伊斯兰主义的总统居尔遭遇了广泛的抗议，示威人群中最耀眼的标语是：“我们有军队。”结果，在正义与发展党发动的全民大选中，居尔大获全胜。面对这个结果，反对居尔的总参谋部没有任何举动，“正义与发展党明白了，军方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权力，现在轮到他们了”。

“铁锤”案件无疑是一记重拳。简金斯告诉本刊记者，至今司法部门并没有获得确凿的证据，随着案件的审理，一些证据则被证明是捏造和栽赃。7月份，法院刚宣布释放一名嫌疑人，因为他成功地证实在他家中搜到的一些证据是栽赃的。根据警方的说法，“铁锤”行动计划是在2003年早期策划的，而在泄漏的文件中，包括一张2003年军方掌握权力后需要关闭的媒体名单，而上面的一些报纸甚至直到2005和2006年才创立。但即使如此，“军方都一直没能为那些关入监牢的军官们做些什么。这足以证明政府主宰了一切”。

社会风向也已悄然改变。“毫无疑问，几起案件的调查和审理进一步损害了军方的声誉。”简金斯说，“许多人认为，即使大多数指控的真相还模糊不清，但无风不起浪。”民意调查显示，现在，只有60%的土耳其人还信赖军方的护国者角色，而2002年的比例高达90%。

“在西方，许多人都认为，土耳其军方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在这场辞职风波后就将成为过去。”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欧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驻土耳其前大使罗斯·威尔森告诉本刊记者，“正义与发展党已经暗示，国家的终极保护者应当是通过投票箱表达意愿的土耳其人。”■

（文 / 徐菁菁） 遭遇土耳其土耳其总统中东局势铁锤护国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