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监制”陈国富

( 电影《转山》剧照 )

转山

“看我也不是爱运动的那一型啊！”面前的陈国富戴着宽大厚重的黑色胶框眼镜，蓬着一头花白头发，身形清瘦，字斟句酌，这满脸无奈神色的一句自嘲，该算是诚意十足的幽默了。

这话是陈国富在形容自己初次在书店看到《转山》时的态度，那时虽心知这小说已是热门，但毛头小子借冒险释放一下青春能量的题材，在自觉“熟男”的陈国富看来，“完全与己无关”。

后来禁不住朋友的推荐，终于耐着性子把书翻了一翻。失个恋就决心要从云南骑单车到拉萨，真是不出所料的青春写作，文字也没什么讲究，唯全书以“你”叙述，虽略带刻意，倒也是别致的旁观视角。然而陈国富说自己竟很快被这本书打动了：“重要的是挚诚和朴素，给这本书一股子力量，看下来似乎和作者一样重新感到生的力气，那种大口大口呼吸的感觉。”

作为电影人的陈国富本能地想要和观众分享这种感受，于是着手要搬上银幕，飞到丽江召集相熟的编剧们一起工作，几易其稿终于定下了剧本，又两次入藏，实地勘景。可终于开拍，陈国富并没有把导筒握在自己手里，而是郑重地交给了一个名叫杜家毅的年轻人，自己退身到监制的位置。

( 电影《转山》剧照 )

“杜家毅这个人跟我相熟有七八年，就是一个上不了位的演员（笑），但让人印象深刻。《洗澡》里他唱《我的太阳》，《麦田》里演个无名士兵，我都喜欢。后来我们就熟了，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导演，我觉得这样的年轻人很有理想，也挺不容易的，想帮，但他不是科班出身，为别人推荐他都不知道履历上该写点什么。这种情况下，只能我拿自己建立起来的资源和信任度去砸啦。”

当然，情义外，陈国富也有自己的明确“目的”。他坦言《转山》和《非诚勿扰》、《狄仁杰》、《风声》那类电影的市场期待是不一样的，本来就不是一部严格商业或艺术的电影，有公路片的味道，但又重在精神世界，题材非常特别。“想弄这么部片子，就是想尽办法给华语电影界多一些选择，不管是题材本身，还是人才储备。其实，今年我选择监制的几部电影（《星空》、《画皮2》、《太极》等）大概也都有这个目的。我相信这些作品出来后，这些年轻人绝对会成为华语电影导演名单上有意义的存在，作品本身也会为丰富性有所贡献。眼下业内业外越来越多的人抱怨中国电影如何贫乏单一，但许多事情坐着抱怨没意义，不去做就永远不会发生。”

对电影，陈国富得意自己是不折不扣的行动派，尤其一如既往20年，身为监制还是会这样。“我从小就是对外界非常冷感的小孩，对上学没兴趣，于是高中都没有读完；对家里的皮鞋生意也没兴趣，急得我爸爸看骂我也不行，就带我去算命先生那里看。后来‘北漂’到了台北，才接触到电影，却真有生命被点燃了的感觉。”

杜家毅的回忆为“陈导”自诩的行动派提供了确凿佐证：“从剧本到剪辑，陈国富就是我的一根拐杖、一面镜子。虽然题材是陈国富相中的，剧本有陈国富的准备，但整个拍摄过程，陈国富没有一句命令或要求，反而一再鼓励这是杜家毅的电影。”

“但他又是恰到好处的。比如在我过于兴奋的时候，会拦我一下；在我勇气不足的时候，又悄悄对我说：‘冲啊！’整个拍摄过程里，凡吃不准时，无论何时何地，第一反应都是抓老陈来商量，哪怕深更半夜给老陈一个电话，他也会竭尽全力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同时他是心思很细密的，从来不会给我任何多余的压力，从始至终没有要求，更不要说命令，甚至和我说，年轻人第一次导戏能按时喊开始和‘Cut’就胜利了！”杜家毅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杜家毅尤其难忘的是《转山》里的最后一场戏，说的是男主角最后遭遇到了朝圣的母女，顿悟了许多行走的真谛。杜家毅把这场戏放在整个拍摄进程的最后，因为太多东西想要借女行者之口去表达，那场漫长的对话于是也改了又改。

可是拍了几天，却始终觉得不怎么对劲。杜家毅告诉本刊记者：“开始时觉得那个火候总是不对，对白无论如何也是苍白。有一天半夜，我一个人回看所有素材，突然想，如果不说话怎么样，干脆就让这个女子扮演那种静语的修行者，让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个想法吓了我自己一跳，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样的拍摄，于是就给老陈打电话，他竟说也喜欢这样的方式，并且快速把我要的东西规整出来，具体到了人物的面部细节，仔细和我商量到妥帖。你知道对于导演而言，在这样的抉择面前，孤军奋战有多难，我觉得‘陈导’是手拉手带我看到梦想的，这样的经历我会铭记一生。”

电影宿命

这该就是那块华语电影“金牌监制”招牌的来由。事实上，为陈国富立下这个招牌的电影还有很多：《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心中有鬼》、《集结号》、《非诚勿扰》、《李米的猜想》、《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公认的说法是，陈国富是20年来对中国电影市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倒是陈国富自己轻描淡写，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在他心里，做电影就是自己的宿命。他告诉本刊记者：“我是到台北才接触到电影，一下子就感到自己好爱好爱电影，每天恨不得泡在资料馆里，生活简单到除了打点零工糊口，就是看电影、写影评。那时候电影圈很封闭，连找个场工的活儿都算遥不可及的梦想，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肯定这一辈子要干这行。”

果然，有一天在资料馆里搭电梯的时候，陈国富迎面遇到侯孝贤。很多年以后，陈国富才知道当时侯孝贤找他搭讪，其实是想找他演个角色而已。“人家根本不是找我聊电影的，但我们真的一聊如故，这就是我与电影的缘分。后来我们一起办电影展，办电影杂志，打台球，吃吃喝喝，有钱时也一块儿到夜店混一下，反正和电影相关，和电影圈相关，我就觉得都是好的。那时候大家都是比较潦倒的生存状态，但骨子里对电影的一腔热情很足很足。”

自然而然，陈国富自己也做了导演。从第一次做导演时，每觉得自己要“挂”了，再被侯孝贤吼着擦干眼泪回到监视器跟前，到凭借《只要为你活一天》、《我的美丽与哀愁》、《征婚启事》等一系列备受台湾本土观众欢迎的影片，成为“台湾新主流电影运动的开创人”，使得相当一批台湾电影受邀世界各大电影节展映，走出狭隘本土，甚至率先与好莱坞合作，执导了台湾最高预算的影片《双瞳》。

陈国富却仍旧笑说，自己性格里战战兢兢的一面，甚至并不总是适合导演的位置。比如很多时候身为导演，在片场看到几百号人为了自己的想法熬夜时，他甚至会不断问自己：“值得吗？你是谁？你有那么牛吗？”

“我比较自省一点，也笃信把电影拍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有时候这根弦会过头，神经质地，总觉得弄完的东西应该重新再来一遍，挑三拣四的，这种情绪会造成一种负面的东西。我知道很多人是追求和享受那个导演的位子，‘多High啊！’但从一开始我对当导演就看得很淡，我的价值体系很简单，我要干电影，只要跟电影有关的事，我都能从中感到快乐和激动，我想只有因为我想说的话只有我自己能说清楚的时候，我才必须当导演。大多数的时候不是这样，比如说，遇到奇幻武侠的题材，当然要找徐克啊，我不会觉得我能弄得比他更炫目。”

所以，陈国富自觉更适合“帮别人”，这反而才是更享受电影，享受更多电影的过程，尤其是如今在“帮”的过程里，已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价值所在。“我现在越来越明晰自己的努力方向，首先我做监制是要在更多中国电影里去贯彻所谓的工业标准，简单说就是导演拿了投资人的钱，就要达成对作品品质的起码要求。这个意思是说，电影要标准化生产，这是华语片急需的变革。不要讲什么意外、失控、尴尬，那些都是心不静、心不定的理由。如今的市场很浮躁，但是创作者不能也跟着浮起来。很多电影看起来糟心，其实是人的问题，是大家把电影本身不当回事了。”陈国富说。■

（文 / 李东然） 转山监制中国电影金牌电影剧情片陈国富电影监制杜家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