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达人：胡丽天和那些公民代表们

( 胡丽天的听证生涯伴随着的，还有热心观众、大众评审、公益志愿者等多重身份 )

婆婆之辩

两个完全不认识胡丽天的人为了她打起嘴仗，成都作家聂作平爆料听证专业户，帖子被很多名人转发，一时使胡丽天成了网上被所有人嘲讽侮辱的角色，而一封身在美国的山东博士的正名信，又用网上公开的简单信息，使胡丽天洗刷了冤屈，致使名人们纷纷因为没有调查就发表言论，伤害无辜而道歉。在这热闹的社会风波里，胡丽天还是一如既往地平和幽默，她做着娴熟的鬼脸，说聂作平这是“攻击资深美女”。

当然，胡丽天一开始看到网络攻击言论也惊呆了，“每天哭得这毛巾都干不了”，她摆弄着一块淡绿色手帕状的毛巾。和她一起备受攻击的听证会“四大金刚”就完全不同，这几个听证会熟面孔此时暴露出内心所有的情感：张见远接到400多个电话一律拒绝，廖宏冰则铿锵有力地说自己开始写一篇公民反思文章，还有人远走旅游去，唯一坚持战斗的是年纪最大、被丑化最严重的64岁的胡丽天。

“我给我认识的所有成都媒体打电话，我说这个事你们不能不管，有责任有义务来帮我澄清。”但是没有哪个媒体正面答复她，很多还告诉她“领导觉得不方便”。“到底有什么不方便？我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都是自己喜欢听证会，每一次都是合理合法的发言，为什么要辱骂我？”胡丽天勇于参加各种需要发言或辩解的场合，受攻击反倒给她招来了更多关注和采访。特别是身在美国的“猪头非”为她平反后，胡丽天说：“我不上微博，不知道哪些名人转发那个帖子，只知道聂作飞是攻击过余秋雨，所以有些名气。”

“我不能当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却可以做听证会代表。”中国的听证制度，按照价格法规定，应用最多的就是价格和立法方面，但立法听证会往往很难提出反对意见，大多是老百姓难以提出自己意见的问题，价格听证会理解起来相对容易，起码作为消费者，胡丽天认为自己还是很有资格的。她有点像肯德基婆婆，五短身材加大黑眼镜，一头白发，手里永远绕着一个老年手机，24点以后转到寻呼台但一早又开始拨打未接来电。

( 袁世灿依靠“电马儿”，每晚至少在成都市内巡查到22点才停止 )

她曾经做过25年小学教师，谈话自有一套轻松简单又直指核心的方法。第一次参加听证会是2003年，那时她很想弄清楚公交车涨价是怎么回事。大部分胡丽天申请并且被选上的听证会，都是例如景点门票、水电气价格、地铁票价等等这些民生问题的会议。听证会对听证者的要求有四点：一是年满18岁以上，二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责任人，三是语言表达能力，四是拥护党和政府。代表资格的审查，往往只是核对身份证信息确保年龄无误。胡丽天不觉得总选上自己有问题，她的口才好，而且立场坚定。确定保障房实施办法的听证会上，一个老年代表站起来，结结巴巴地照着稿子说，自己家就属于人均住房面积6平方米的，如何如何困难。这种只有个人诉求的人，本来在听证会上也很常见，但是胡丽天却非常反感。

胡丽天说她当时一下子就站起来，指着“那个看起来比我年纪还大的人”说：“这是听证会，要说自己的问题，请到婚介所去。”她不管现场那个尴尬的发言者，并且看到主持会议的人开始交头接耳，留下代表们先开了个会，然后走出来说，名单上的人留下，胡丽天当然是那名单上的人。“到听证会来反映自己的问题，那还不如请律师去打官司或者上访。”胡丽天确实不曾反映过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是胡丽天？

胡丽天参加听证会只是她公共生活的1/3，但她说“我要参加”，她把要字说的又长又响亮，好像谁也不能阻止。坐公交车去省政府投递申请，她都要自己拿信封送到省政府办公室才放心。邮局怕丢，快递觉得贵，让女儿或孙子帮忙上网报又觉得麻烦。“上网我只会看新闻，看人家发帖子，不会打字，我会在后面按个支持的标志！”支持是胡丽天天生的本领，她能让任何人在最快时间里开心起来，说话从来不拧巴。因为天性开朗，她有浑然天成的亲和力，她买来20块钱一米的花布，自己去裁缝店花几十元裁成合体衬衣。“一开始上电视我穿真丝，结果像缠丝兔，就是一个肉兔用绳子一节节捆起来。”不管多热，她也把领子扣好，以免露出不好看的脖子。

她没料想到听证会这个自己认真对待的事反倒被骂，而最开心的选秀节目大家都没注意到她。“我早就红了。”在成都电视台报名参加超级女声大众评审团的时候，胡丽天正在写一张表，一位导演挪到她身边，她正咬牙政治面貌该怎么写，导演说“面貌懂不懂？络腮胡”，她扭头填了“瓜子脸”。上了几次电视，有人在网上留言，说找这个肯德基奶奶一样的老太太，不过是为了衬托美女们的美。胡丽天那是第一次受打击，再去电视台她就有些泄气。“人家说我长得不好看，导演说：啥子嘛，就是你长的漂亮，我们才一直让你出境。所有人都来恭维，说真是漂亮。”

慢慢地胡丽天找到了感觉，比如面对电视镜头，她的表情很温和，动作幅度很小，眼睛一直很有神采，说话声音也是圆润的，极善于自嘲。有电视台的人，强调要年轻漂亮的观众，来到她面前问年纪姓名，她就脆生生地说：“20岁，我叫张惠妹。”随后自己绷不住地哈哈笑起来。

电视台几乎不可能不爱这样的人，乐于搭钱搭时间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活动，还非常配合，有机智和勇气。胡丽天参加很多活动最大的动因就是好玩，火炬手评选她去跳扇子舞，厨艺大赛她做了“川味豆腐”，人家来问不就是麻婆豆腐吗，她说：“你看我又不麻。”就为了说这句话才去报名做菜，说完了就洋洋得意起来。

胡丽天知道镜头下的规矩，摄像大哥是不能得罪的，谁都可以开几个玩笑，因为她年岁大，总可以行些方便。但她又比年轻人好说话，也不八卦。明星们和她的合影很多，可是老太太不知道怎么放在网上，只好都存相机里，2006年的照片现在还存着，见人拿出来看。问到谁私底下怎么样，她会说“很好，对我很好”。但是她很喜欢观察别人的工作态度，尤其赞赏有效率的工作。

她并非没有自己的疑问，比如和她一样师范毕业的同学，教了几十年书，现在的退休工资都在4000元左右，而她按照企业文书只有1000多元。“我是60年代的师范生，讲台站一辈子，什么证书资历都有，却和人家没法比。”可是胡丽天只是给教育局写信反映这个问题，她所参加的各种场合，都会碰到省市领导，不过她说：“我要是为我自己去当这个代表，那还真不如在家里待着打麻将。”丈夫是工程师，单位在极老式的楼房里分了一套小房子。胡丽天非常看淡这些事。“厂子不改革，被市场淘汰了，所以只留下这个壳子。人就不行，外在怎么样，内在一定要不断地求新求变。”虽然她戴着老式黑框眼镜，思想话语却很新潮，既和年轻人大聊特聊“啃老族”和“月光族”，也能吃油腻辣咸。

胡丽天的另一重身份是公益人士，她有不少政府媒体发给的表扬状。胡丽天对于记者的姓名电话相当熟悉，尤其是成都本地媒体，每家报纸至少要闻、广告和股票这几个板块，胡丽天都有相熟的记者。翻看那些媒体也能发现，确实很多新闻需要市民发言时，记者们都会找到胡丽天的电话。“我的长处在于什么都能说。”报纸上经常需要热心读者或志愿者参与，例如报纸发起拯救某个病患，或者为修建一处场地募款，胡丽天一定是站在最前面，无论刮风下雨发传单的那个人。她说：“既然号召有钱的出钱，我这没钱的就要出份力。”

夜巡：务实者

金刚不是一天炼成的。胡丽天这样天然带着表演细胞和乐观天性的还是少数，而更多的实际上是以各种形式默默工作十几年的人，是听证会里提供翔实调查表格，在大街小巷里同时监视职能部门和违法违规行为的行动派。

在2006年电力价格听证会上，和胡丽天一样被选中到场的还有两个人。袁世灿从包里掏出从国家邮政部到红十字会、四川省消协的一系列资格证书上，写着“观察员”或“监察员”的证书。这些资格证书有些需要年检钢印，有些则是通行证的类别，袁世灿出入银行、邮政、百货商场和卖场，简直像微服私访般低调认真。“你不要告诉王经理我来过。”他先跑到一家超市的冷柜检看了所有的牛奶日期，和一个营业员打了招呼。然后去一家医院，20点后，趁着病人们吃过晚饭的空当，要问好几个问题，诊疗费能否负担得起，医护人员态度如何，医院自己的超市是否摆卖过期奶粉，医生是否能在窗口吸烟。关键时刻就掏出自己的录像机拍摄，但一般不拿出来，只告诉患者“我是监察员，你反映的问题医生不会知道，不会对治疗有影响”。

“我担任的工作太多了。”虽然说话有时露出领导语气，他还是骑着小电摩托，眼光如炬扫过每一处细节。城管们在车里四仰八叉地值班，袁世灿就骑过去，笑问：“到几点啊？”城管也不正襟危坐，略有疲倦和抱怨：“还不是到夜里12点嘛。”袁世灿就点点头说“辛苦啊”。“每天都要来看看，城管有没有出工不出力，比如一个车里，司机就不管外面怎么巡查，都在车里躺着，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浪费。”每天一到晚上他就骑车上街，有时走一个区，有时走三个区，他说“我19点就出门，22点结束工作，再去体育场锻炼一小时，每天不到23点不进家门”。

卖水果蔬菜的小贩已经摆好，袁世灿一过去，对方就皱着眉头板起脸来说：“要生活嘛，菜不卖就烂完掉……”袁世灿就好声好气地说：“你别弄在这，一会城管就来了，都是要收。这里不让摆摊设点。”我们一转身，那小贩不过在原地换了个方向，背对我们摆摊而已，袁世灿只能笑笑。“我就一直站在那里干扰他，对他讲道理，笑着说。被我弄烦了他就去别处，我就一直跟。”这种牛皮糖式的监察员工作是袁世灿的心头大爱。后来他就觉得和我们一起太浪费时间，希望赶紧应付过我们，去追赶路口街边的拉板车卖水果的小贩。“直到他们回家为止，我最长时间跟着一个走了10条街，都不让他摆。”

袁世灿今年60岁，在国营单位工作过十来年，又在私营企业和堂弟开的服饰店做经理，总是深圳成都两头跑，“觉得80年代开始，成都和深圳的城市管理就不在一个台阶上了”。袁世灿的退休工资也只1000多元，但构建他的世界的因素并不止这么简单。袁世灿最近想办的，是帮一个区级妇幼儿童医院申请一个公交车停靠站。“院长来和我说过，有时候看到母亲下公交，那么远抱孩子走过来，于心不忍。再说公交车间隔两站比较长，他们说袁老师认识的领导多，看能不能申请。”袁世灿已经在几条公交线路之间做了时间、间隔距离和到医院方便程度的考察，现在并没有专门增设公交车站的听证会参加，但是在公交车票涨价的听证会上，他确实可以去向公司领导申诉申诉。

这样看似小却影响很大的公权力，袁世灿却并不愿意私用。他坐长途车热中暑了，有空调司机却不开，他悄悄拿DV录了几秒，下车后，才拿到调度总站去。“我如果当时对司机说，你把空调开开，或者我是监察员，让他在我的压力下开空调，我下车后他还是不会开。而且我就等于公器私用。”他连自己简单的权力也愿意放弃，就是考虑到这监察员来之不易。他说：“从1999年开始，我给消费者协会做监察员，后来兼任的这个角色就越来越多。”

“成都像我这样的人大概有不到20个。”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国的母乳喂养环境时，袁世灿也在医院和超市做了几个月调查。“禁止产科医生变相买卖和推销新生儿奶粉，不允许超市对这种奶粉搞促销。”可是这种直接影响医院和超市收入的行为，有时只能得到阳奉阴违的效果。

程序：务虚者

与袁世灿拥有一样判断，并且更加理想化地强调“程序的合法”的，是廖宏冰。廖宏冰53岁，和袁世灿一样瘦小但精力惊人旺盛。一天早上6点我们送胡丽天去机场，遇到了廖宏冰。两个人约在机场外门口见面，一起订位子。胡丽天也给廖宏冰买好了早餐，带了最喜欢的几样成都零食，晚上两人可以在上海宾馆里吃。两人家相隔不到300米，但除了几次听证会碰上和偶然打电话，并没有太多交往。这次“四大金刚”受攻击，“说我们打麻将！”胡丽天愤愤地说，但廖宏冰想谈的并非只是澄清“是否是政府的托儿”这么简单。他说：“老百姓对政府特别是听证制度的不信任，我们都是在前头挡枪的。”

廖宏冰语调高亢，说话时喜欢用口号式的语气和手势。“出租车半年两次增加数量，我第二次投了反对票，从发下来材料到听证只有3天时间，这个程序是不对的。”2009年11月24日，廖宏冰以反对者姿态出现在听证会：“前一次增加800辆我是同意的，可是时隔不久又增加，我觉得成都修路是造成堵车的关键，等修好路再增加也不迟。”这次听证会还有一个提案，要把出租车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转让出去。“我觉得增加车和转让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么仓促你们资料准备完全不充分，为什么要开这个听证会呢？”他于是要求会议终止，“结果我离开了会场表示抗议”。此后，廖宏冰说他再也没有被选入交通类的听证会做代表，他自嘲说：“做了这么多次代表，我现在还是没法说清我是怎么入选或落选的。”

与胡丽天关注自我发言、袁世灿注重实地调查不同，廖宏冰的长项在于自学的法律和经济知识，这使他可以面对厚厚的一沓审计报表。他是一家培训学校的教师，辅导高考和各种成人自考考试，自己拥有许多自学方法。“即使这样，我很多问题也是看不出来的，2006年电力涨价的听证会，前期的座谈会去了一个老师，曾经是财政部驻川官员，他对水电火电成本的计算，一度电的前因后果完全清楚，所以他当场指出问题的时候给我上了非常大的一课。这样的专业人士才能面对审计结果，那为什么不能让第三方在审计过程中负责监管呢？”

廖宏冰也参加了17次听证会，他说：“大家只说我们‘四大金刚’出镜率太高了，我看那些利益方请来的人大代表、专家教授、政协委员出镜率更高，这些人走走过场，比例占到了六成，消费者只占四成。”虽然大家都把这种多次参加听证，当做攻击听证制度的证据，但廖宏冰依然认为：“只要给我说话的渠道，不管有没有用，我也要说。”他的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说：“程序是不能抹杀的，不要以为走过场就是多此一举。听证达人有了，才有以后更多人愿意参加，大多数人的冷漠对政策法规出台并无益处。”

拿出这些听证会的报道看，大多数代表的发言苍白无内容，“可是听证会，毕竟是一个各界利益方交流的渠道。如果一个爱看书思考的人，在听证会会觉得观察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成为自己行为的参考。如果是一个学习型的人，会发现确实资料很多可以学习”。廖宏冰不觉得听证会什么都没干，“只不过没有做和自己切身相关的事，但多说一句，多一票，现在就算不能，将来也许能改变很多事”。■

（文 / 葛维樱） 胡丽天代表听证会听证那些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