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佬”邓卫星：859个孩子的“阿爹”

( “学生之家”的晚自习时间，邓卫星监督孩子们做作业 )

“阿爹”“阿姆”

下太镇是广东英德市最小的一个镇，一条大街贯穿全镇，邓卫星家临街，二层小楼与对面的镇小学距离不过20多米，镇中学在街的同侧，也不过三四十米远。30年里，学校搬迁，邓家也同时搬迁，始终保持着相当亲近的距离。学校已经放假，原本就不热闹的小镇少了学生们更显得冷清。邓卫星家尤甚，没有了“房顶都能吵翻”的喧闹，平时摆在一层大厅中的桌椅都被摞起来放到墙角，妻子熊廷贺终于不用一天到晚张罗35个孩子的饭，可以安心哄16个月大的孙子，只是小孙子似乎也不习惯这种安静，看到从门前经过的孩子总想叫“哥哥”、“姐姐”。

邓卫星一日也不得空。凌晨3点，他就要起床去镇上菜市场卖肉，上午八九点钟，结束一天最重要的生意，他还会拎上留出来的4斤半猪肉回家——平时那是家里35个孩子一天的主菜。采访那天他则是赶去20多公里外的英德市领取爱心人士给孩子们的4800元捐款。“援助对象都是一对一的，我已经通知了每个家长下午来取，他们除了要签名确认，还得给捐助人打个电话表达一下感谢。”邓卫星对本刊记者说。

邓卫星回来时，陆国宰已经等在家里，女儿小楠见到熊廷贺亲切地叫着“阿姆”。这个有3个儿女的农民家在距镇上有30多公里的山里，一家人仅靠3亩多水田维生，一年的收入不过1万块左右。“儿子读初二，女儿读五年级，每人每个学期书本费300多块，住校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就要60块，一个学期至少每人1000块，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下太镇不过2万多人，下辖178平方公里的土地，可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口相当分散，“山里经常一处就三四户人家”。2003年以来，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很多村小被撤并，陆国宰所在村的小学只到四年级，“再往上念到初中就必须到镇里来”。30多公里山路走一趟就得两个小时，在镇上寄宿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一年前，陆国宰的儿子陆奕林和大女儿陆新婷因为交不上住宿费被学校赶出来时，邓卫星正在佛冈县收猪。“我爱人打电话给我说了他们的情况，我觉得需要先确实他们的家庭情况，可她真是善良的人，看他们那么可怜就把两个孩子收下了。”邓卫星说。

在35个孩子中，陆家的两个孩子还算“条件一般”，“有三四个孩子是单亲家庭，还有两个是孤儿”。最初，在邓卫星家寄宿是全免费的，只需要学生们自己从家背些米，但随着孩子们越来越多，邓卫星开始收取很少的住宿费。从一年175元，到现在每年325元，平均每天不到3元。“我爱人告诉我，这个学期真正交了伙食费的只有5个人。”陆家的两个孩子一学期共交240元，可陆国宰领走的两个孩子的捐助款就有500元。邓卫星的账本虽然记得密密麻麻，但都是欠账，他说：“我不问，我爱人也不在意，最多的欠账有六七万元。有些孩子毕业了还是没有钱，去他家里没法开口要，还得安慰他，让他‘以后发达了再慢慢还’。”

( 狭窄的楼梯间里摆放着孩子们的床位 )

收到第一笔捐款始于2009年，之前的28年所有投入都是邓卫星一人，“每年大概三四千元，主要是电费和孩子们突然生病花的医药费”。这个程度还是源于他的精打细算：大米、蔬菜都出自自家田里，鸡鸭是自己家养的，烧水做饭的柴火也是自己上山去砍。于是，早上卖完肉，邓卫星的工作就是料理自家的田地，还有上山砍柴。“现在用捐款修了沼气池，一周去砍两次柴就够了，以前每天就要用100斤。”邓卫星说。熊廷贺则是早上4点半起床，收拾完家里的卫生、喂鸡喂鸭后，就开始给孩子们做早饭。“大一点的吃面，小一点的喝粥。”一天三顿，邓卫星能保证让孩子们至少吃上一顿肉，米饭管饱，“一天光米就得吃40斤”。夫妻俩总是等孩子们吃完才吃饭，“孩子们吃饭时还得看着他们的情况，有谁吃的少就得赶紧问问情况，如果生病了马上送卫生站”。

十二三岁的孩子居多，除了吵架、打闹时要劝架，熊廷贺还得担任临时母亲让孩子们不时能撒撒娇。“30多个孩子吵得房顶都能掀起来，有时也能听到邻居指桑骂槐地在背后抱怨。”两扇临街的门都装着铁栅栏，孩子们放学回来后邓卫星就把门锁好，他既怕孩子们随便跑出去，又怕有人进来伤害孩子。就连家里日常吃的蔬菜，邓卫星也不让吃别人送来的，“再好的菜都喂鸡鸭，也不能随便给孩子们吃，不放心”。晚饭后，孩子们挨个冲凉、洗晾自己的衣服，熊廷贺还得帮着年纪小的孩子搓几下。19点多是晚自习时间，摆在大厅的桌椅前，孩子们写作业，邓卫星在大厅里看着，接受孩子们不时的请教：“阿爹，这个怎么做？”22点，35个孩子都躺下入睡后，邓卫星夫妻还要把5个房间挨个看一遍，确认孩子们的被子都已经盖好。周而复始已经30年，如何能坚持这么久，邓卫星始终没有说出什么漂亮话。“我没想过那么多，每天考虑的就是带肉回家，米、油不够了，爱人告诉我，我就去买。钱不够，就想办法去挣。”

( 在床铺玩耍的孩子。他们中有六成来自困难家庭，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

“儿童避难所”

邓卫星领到家里来的第一个孩子是时年十三四岁的陆秋贤。说是孩子，邓卫星在1981年也不过22岁，最早那批孩子都把邓卫星当大哥。邓卫星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17岁时父亲的早逝使邓家丧失了经济基础。邓卫星是下太镇第一批考上英德重点高中的学生，可是不过一个星期，他就不得不辍学。“所以小孩因为经济原因上不了学是我最看不得的事。”辍学后，邓卫星跟着一个阿叔干起了收猪、卖猪肉的营生，成了广东人称的“猪肉佬”。每隔十几天，他们就要到山里的农家去收猪，陆秋贤就是其中一个熟悉的农户家的女儿。“我问她怎么不去学校读书，她说：‘我们这里这么多山，学校那么远，我怎么去？’我就说让她到我们家来住吧，带点米就行。”回忆起来，邓卫星并没觉得是一时冲动，母亲和兄弟们也好像理所应当地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结果没想到，一下子来了6个女孩子，还好我家空房间多，都住得下。”熊廷贺比邓卫星大3岁，从第二年嫁入邓家就当起了“阿姆”。“我跟她讲了家里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带小孩那我们就可以结婚。她是很善良的人，照顾孩子的事情主要都是她在承担。”

( 每日凌晨3点，邓卫星就要起床去镇上卖肉，八九点钟收摊回家后料理农田、上山砍柴 )

上山下乡收猪的过程中，“收”回来的山里孩子也越来越多，“从10多个到30多个，四五年前最多，有50个”。邓卫星对本刊记者说。“收”回来的孩子背景也开始不同，“有些孩子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学校发现后照顾不了就给我送来了”。卖猪肉在镇上是个比较赚钱的营生，“当年能挣十几块钱，相当于现在的200块钱”。最近猪肉价格猛涨，生意不好做，邓卫星一个月也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可是30多个孩子的吃用，还是让他四处想辙赚钱，原本的口粮田根本不够吃，还得买商品粮。90年代他还帮人上山伐木，他也尝试跟人出去打过工，结果，“爱人一个人照顾那么多孩子心里不放心，最后走了一个多月就又跑回来继续卖肉”。1998年是最艰难的时候，熊廷贺上山砍柴时出了车祸，昏迷了4天，卧床大半年。大儿子邓文芳刚考上大学急需学费，伐木的生意又亏了上万块钱，家里还有27个孩子需要人照顾。“当时真是觉得撑不下去了，我想把孩子们都送回去，可是家长们又跑来求我，还有些家长愿意住在我家里帮忙给孩子们做饭。”回忆起最“衰”的时候，邓卫星仍然感慨不已，70多岁的老母亲过来帮忙，镇政府又给了1000块钱、雇了人来，才硬是挺过了那一关。

2003年，下太镇中心小学搬迁到现在的位置，为了方便孩子上学，邓卫星也想把家搬到学校附近。“一个有爱心的人说很感动我们让孩子住到自己家里，他就把现在房子的地皮半卖半送地卖给我，才花了几千块钱。”没有钱只能先盖了个平房，二三十个小孩就在地上打地铺，“学习的桌椅是小学送给我们的旧桌椅”。孩子们穿得虽然干净，却相当破旧，“很明显，一看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有人帮助，也有人歧视。“镇上人家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学校里或者放学了总有人会欺负我们的孩子，打了架家长还会骂我们的孩子。可是没办法，我们还得带着孩子去赔笑脸、说好话，请人家看在孩子家庭条件不好的份上多原谅。这是经常的事。”邓卫星说着眼泪就落了下来，“但是我们的孩子很懂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孩子走上过犯罪道路，每年都有人考上英德的高中，学校三四十人的录取数中我们就能有4人。”熊小梅是第一批寄住在邓卫星家的孩子之一，现在她在下太镇附近开了家养猪场，一年光卖生猪就能收入1.6万多元，还有鱼塘和果园。“当年那6个女孩还有一个去了台湾，一个嫁到了日本。”熊小梅经常感慨是，“邓卫星夫妇改变了我的人生。”即便当年的学生们有些已经经济基础不错，邓卫星也从来没想过要向他们伸手求援。

“当时村里人都管我这里叫‘儿童避难所’。”邓卫星对本刊记者说，这个称呼实在听不出是赞许还是嘲笑。亲近的朋友经常都会劝他停止这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他每次都是说：“看人家有困难，就帮下啦。”28年的时间里，邓卫星的“儿童避难所”一直就这么存在着，似乎无人过问，老百姓有时也用朴素的方式表达一些敬意。“我的肉总是市场上最先卖完的，大家都爱关照我的生意。我进山收猪，身上带着上万块钱从来没有人抢，混社会的人也知道我的钱是给学生们用的。现在山林被承包了，不能随便砍柴，只有我能够被通融进山砍些糟掉的木头，承包商也知道我有学生要照顾。”

转机出现在2009年，从镇上路过的企业家黄齐福发现了过于喧闹的邓家。“他问我有几个儿子，我说有两个。他说你怎么有这么多孙子，我告诉他这都是别人的孩子。他了解到我实在没有钱盖二层给孩子们解决住宿，就问我收藏的黄蜡石卖不卖。”下太镇是黄蜡石产区之一，1998年伐木亏本后，邓卫星就跟人去挖石头，没想到还真挖到两块品相不错的黄蜡石。“当时这个老板很大方，他一出手就7万块，把我都吓了一跳。我说能不能高一点，作为赞助我学生的伙食费。就这样，他说7.2万元。然后我就用这笔钱建起了第二层。”临走前，黄齐福还给邓卫星这个民间“儿童避难所”起了个新名字，叫“学生之家”。

“爱心”的烦恼

8房2厅除了3间房自住，全都拿来做孩子们的宿舍和活动区，但仍然不够住，如今仍然有孩子要住在楼梯下、楼梯转角处的高低床上，孩子们都在时，鞋子可以摆满每一级台阶。邓卫星对现在的条件却已经相当满意。黄齐福不仅帮助他盖起了楼房，还把他的事迹告诉了清远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并表示要资助他3万块钱。随着媒体关注和省关工委主任张帼英的到访，邓卫星的“学生之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除了从市里取回的捐助款，邓卫星这次还拿回两个衣物包裹，其中一个来自乌鲁木齐。“我们的孩子现在都能分到新衣服穿，再也不像原来看起来那么破旧了。”市关工委送来了高低木床，换掉了原来搭起来当床的木板，下太镇党委书记朱志明还帮助改造了房子里原本杂乱无序的电线，解决了安全隐患。不管是高低床，还是黄齐福送来的电视、冰箱和电风扇，邓卫星都特意找人用红纸把捐赠人的名字贴在上面，“人家的好心应该表示感谢，他们看到也会觉得很欣慰”。

张帼英资助的5万块钱被专款用于在后院修沼气池，上面修整成活动场地可以供学生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沼气池已经修好，邓卫星一周的砍柴次数可以缩减为两次，大大减轻了工作量。“沼气池上打水泥地就花了2万元，乒乓球台花了500元，遮阳天蓬要3000元左右。”邓卫星不停和本刊记者细数每笔钱的花费，捐款如何落实到各个学生的细节更讲了不下3遍。“以前没人知道我们的时候没事，现在总有人在背后说我私吞了几十万元的捐助款。”邓卫星觉得很委屈，他说，“我敢发誓没有拿过给学生们的一分钱。”这次由他给家长分发钱已经属于特殊情况，“放暑假了学生都不在，平时所有爱心捐款都是由学生自己管理的”。

邓卫星操心的事主要是学生的衣食住行，35个孩子的日常作息是在靠一套和钱有关的纪律在运行。邓先花是班长，班长下面还有组长，6人一组，大家按照值班表按时打扫卫生。“所有给孩子们的捐助款都由邓先花管理，学生们做了打架这样违规的事除了罚站，还要罚50块钱，这笔罚款也由班长记账。到了学期末，每人应得的爱心捐款扣除罚款才能拿回家，而罚款则会平分给其他学生。”邓卫星对本刊记者说，“这些孩子家里经济条件都不好，能在这里生活，经济上已经负担很小，还有好心人的援助，因为违反纪律被罚款得不偿失，所以一般都比较懂事。”邓先花并不是最大的孩子，她只有五年级，可“几千块钱的账目可以管得很好”。邓卫星平时并不干预孩子们的管理，有什么事需要叮嘱也只告诉邓先花，他说“等到我找哪个孩子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邓卫星算过，这两年每个孩子每年最多可以收到七八千元的爱心捐助，可是让他觉得有点寒心的是，家长们仍然不肯交一学期325元的住宿费。“猪肉涨到16元一斤，一天吃的肉就要100多块。大米也涨到2.8元一斤。”邓卫星已经很感激好心人的资金援助，否则现在每年大概要投入1万元才可能维持“学生之家”的日常运转。“也有朋友劝我把学生们的住宿费从捐助款里扣出来，我想想还是算了，那是人家给学生的钱。”4年前邓卫星栽种的800棵砂糖橘今年要开始结果了，这成了他资金来源的新指望，“今年应该结果不多，明年大概能有十几万元收入吧”。

更让他寒心的是一些家长对他好心的误解。他说，有个学生全家5口人住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一次，学生家长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把媒体记者往他们家带了，说他们家不穷。我心里真是好难过，那些好心的老板不了解到你家的真实情况怎么会帮你修房子、帮你的小孩读书？”5年前，邓卫星的好心就曾经让他成了全镇的笑柄。当时，一对年轻夫妇把一个两岁左右的女孩送到他家，请他代为照顾。“我说没有照顾过这么小的孩子，他们说只过一周就来接，没想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这对夫妇音信全无。”孩子太小，邓卫星只能背在身上上山砍柴，病了送到卫生站，他就以父亲的名义帮这个他临时起名叫“小翠”的女孩看病，镇计生办甚至真把她当做了邓卫星的孩子，上门罚款。直到第二年过年，这对年轻夫妇才突然上门讨要孩子。“原来他们这一年是跑到外地去偷生男孩，把女儿骗扔在我这里觉得放心。”邓卫星说，送走“小翠”，他还让年轻父母带走了给“小翠”买的奶粉和衣物。“他们说回去会再打电话回来，可从此再没了消息，连句感谢都没有。我都不知道孩子到底叫什么名字，现在想想也该六七岁，不认识了。”

不管别人怎么想，邓卫星还是坚持他的做法。他喜欢读书好的孩子，每学期考第一的，他会封个50元或100元的红包当奖励。“有的孩子是孤儿，在孩子群里会觉得自卑，我们平时就对他多照顾一些，捐赠的衣物也都分给他一些好的。”邓先花的父亲久病在家6年后去世，全家的生计都靠母亲维系。邓卫星不仅不收她一分钱，每个星期还额外给她零花钱，让她攒起来买衣服和吃的。“不能让她的生活和别的孩子差太远。”邓卫星说，爱心援助也让这些穷孩子的性格发生了些变化，“孩子们吃药、看病都能报销，也没有人再敢欺负‘学生之家’的孩子，孩子们吃的比在家里都好，性格也开朗了很多”。孩子们的美好时光也只能到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的孩子多是选择外出打工。暑假里，陆新婷在田里帮家里收稻谷，陆奕林却跑去东莞体验打工生活。“还有一年就初中毕业了，家里实在没有钱供他继续读高中。”陆国宰对本刊记者说。

现在，“学生之家”已经属于英德市关工委领导下的重点扶贫项目，被称为“校外教育家庭式辅导站”。如果学生们出了安全问题，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邓卫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毕竟头30年他已经走过来了。“我们会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安全，不让问题发生。”他只能如此尽力做保证。邓卫星已经53岁，“学生之家”在他手里很难再维持下一个30年。“我现在身体还很好，还干得动就干下去，干到死嘛。”他说，大儿子邓文芳夫妇在深圳工作，小儿子邓飘平在佛山市三水区做两年基层扶贫。从内心说，邓卫星很想“学生之家”能在儿子的手里延续下去，但这还是遥远的事情。两个儿子从出生就从没有过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家。“‘学生之家’的孩子们我还能照顾，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小儿子能在扶贫结束后找到一个满意的新工作，这是我作为父亲的个人愿望。”邓卫星对本刊记者说。■

（文 / 贾子建） 孩子猪肉阿爹859邓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