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通桥的“罗生门”

( 1944年5月，“飞虎队”第14支队在听到空袭警报后跑向战机准备作战 )

1928年，时任龙陵县长的杨醒苍动议在此处建成一座“一劳永逸之西式柔性钢索吊桥”，并延请英国工程师伍布兰、苏卡生帮助设计。两年后，邱天培接任龙陵县长，在省第一殖边督办李曰垓支持下，组建18人建桥委员会，继续筹划建桥事宜，并得到缅甸华侨分会会长梁金山捐物支持。历时4年准备，耗资8万银元，于1935年1月14日将原先的土练桥改建成纲缆吊桥。此为滇西第一座钢缆吊桥，人车均可通行。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抢修滇缅公路。为让桥与赶修中的滇缅路配套，又将其改建成10级荷载公路桥，由国民政府交通总段管理处工程师徐以枋设计，段长陈德培和工程师郭增旺组织实施，1939年2月通车。惠通桥成为滇缅路上的咽喉桥梁。

从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日军为破坏滇缅路运输，曾先后出动飞机168架次，对惠通桥进行6次空袭，投弹400余枚，每次轰炸都使桥梁部分受损。虽迭经修复，负载力仍下降，最终只能每次通行7.5吨汽车1辆。虽然如此，1942年春，惠通桥仍承载中国远征军十万大军及辎重渡越怒江开赴缅甸。

孰料，缅甸战局急转直下。1942年4月29日，日军第56师团由棠吉攻占腊戍，击溃远征军阻击部队，而后以装甲车为先导，并用160辆汽车载运步兵的快速部队（步兵团长坂口静夫少将指挥的坂口支队，以步兵146联队主力及野炮56联队一部构成）沿滇缅公路急进。5月3日窜入我国门畹町，4日进占龙陵，5日上午进至怒江惠通桥西岸，架设火炮向东岸公路上我军车辆轰击。千钧一发之际，我独立工兵第24营奉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命令将惠通桥炸断。日军146联队在工兵配合下，乘舟艇从上游渡过数百人发起攻击，我少量守桥部队和宪兵难以遏止日军进攻。危急时刻，宋希濂第11集团军第36师自祥云星夜驰援，先头部队第106团（团长熊正诗）于5日天亮前抵达怒江东岸，占领阵地对日军实施阻击。5月6日上午，美国“飞虎队”飞行员鲍伯·尼尔驾机沿滇缅公路飞临怒江，发现惠通桥已是一座险象环生的灾难现场。

至此，公路上、桥上、山上、空中所有的“角色”均已到齐，一幕战争史诗剧进入高潮段落。

( 一名中国士兵在惠通桥头留影（摄于1944年） )

爆桥

关于爆破惠通桥始末，第11集团军战斗详报有如下记述：

( “抗日功勋桥”惠通桥今日景象 )

9时倾，敌炮向我射击，并有浓密机枪声，该团长（熊正诗）判断敌似已迫近惠通桥彼岸松山附近，该团即占领大山头、乌木郎之线阵地。斯时，沿途车辆与归侨、散兵等各自逃遁，情况异常混乱，尖兵连亦被阻于桥东端，不能渡江。该团长此时在大坪子目睹敌小型战车向惠通桥驶来，枪炮齐发，企图过江，遂令工兵第24营将桥梁炸断。

依据此记述，似乎爆破惠通桥的命令为第106团团长所下，但这与指挥关系不符。实际上，担负桥梁爆破任务的独立工兵第24营隶属中国工兵总指挥部，该营此前已预先接受工兵总指挥马崇六的命令并做详细预案。

( 旧惠通桥如今已不再使用，但它依然在怒江峡谷中见证那段难忘的历史 )

对此，姚国魂据其父姚仕基的回忆撰述：

1942年初，军事委员会国防工程处在保山设立分处，姚仕基上校任分处主任。其时国防工程处主任、中国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作为军委会驻滇参谋团成员，与军令部次长兼团长林蔚、参谋处长萧毅肃等入缅参与指挥作战。5月初，姚仕基接到马崇六从缅甸发来的电令，叫带一个工兵营沿滇缅公路西进畹町执行任务。姚仕基遂与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少校率该营自保山向西开进，一路上与自西而来的逃难军地车辆、散兵、难民交错，行进速度极为迟缓。至怒江惠通桥时，接马崇六电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并维持交通秩序，控制大桥以确保自缅境溃败部队后撤。5月3日参谋团退至怒江边，马崇六没有继续东撤，留在惠通桥指令工兵营准备破桥事宜。当天傍晚，马崇六拟将其指挥车移置怒江东岸半山腰设指挥所，以便居高临下观察情况。临走时嘱咐姚、张，须依照他的命令掌握时机破桥，做到万无一失。姚仕基答已准备好用炸药爆破方案，也考虑了用汽油烧木质桥面和用工兵斧砍断钢缆等应急方案。马崇六又补充命令，待任务完成后，张祖武带工兵营撤回保山，姚仕基撤到山腰，与自己同车回昆明。

( 1942年惠通桥未爆破前即屡遭日军轰炸，此为日军飞机投弹的情景 )

5月5日晨，姚仕基、张祖武等人站在桥头观察情况，忽然日军一排枪炮打过来，工兵营有些伤亡，其中一名副营长牺牲，姚也受轻伤。原来日军先头部队已于凌晨进占怒江西岸，即将攻占惠通桥了。就在日军即将夺占西桥头之际，我工兵奉命揿动起爆装置，随着一声巨响，大桥轰然坠入江中。

炸桥后，日军继续向怒江东岸炮轰扫射，张祖武带领炸桥工兵沿怒江边峡谷寻路向保山撤退，姚仕基沿山沟爬上山腰与马崇六会合，刚上汽车，即遭日军炮击，旋即弃车隐蔽，接着汽车被日军炮火击毁，一行人只能沿山沟躲避炮火。在此过程中姚仕基与马崇六跑散，因负伤加之又饿又困，姚仕基曾在山沟昏迷了一段时间，醒来后沿山中小路徒步返回保山向马崇六复命。

( 1944年9月，中国军队通过惠通桥刚刚修复的简易桥面跨越怒江前往缅甸对日军作战 )

另据工兵第24营给养军需长李国屏在《张营长炸桥阻敌》一文叙述：

1942年4月末，张祖武少校奉命率独立工兵第24营赴滇西入缅作战。途经昆明时，张营长请求补充各项工兵器材，全营分乘数十辆卡车沿滇西公路西行。我当时任给养军需，行军宿营须紧随营长。

5月4日晚抵保山城郊，目睹保山城被敌机轰炸后的惨状，义愤填膺。据百姓告知，敌机常来袭扰，只有早晚较为安全，张营长遂下令次日天明前出发，按规定当日赶到畹町。

5月5日凌晨，全营准时出发，经诸葛营机场转过山坳，逶迤西行不久，再下坡约40公里，便是滇缅公路咽喉惠通桥。我营车队因前方来车过多，时时受阻，上午9时许才到达惠通桥东岸。这是一座钢索吊桥，又是单行线，西岸来车络绎不绝，桥头宪兵对此失控，秩序紊乱，散兵难民混杂抢行，商车军车推拥争道，人心惶惶，乱乱哄哄，全然是兵败如山倒的不祥景象。因无法过桥，只好在桥东耐心等待。

午前10时许，一辆指挥车来到桥头，车上坐着三位高级军官，询问工兵营长到否。张营长应声上前相见，其中一位是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他又是军政部驻昆办事处主任。马问明张营长携带爆破器材情况后，面带喜色连声说好，好！

马崇六何以听到张祖武携带爆破器材连声说好？张祖武本人事后曾向人解释：工兵营到昆明时，工兵指挥部曾指示该营卸下旧装备，到缅甸领新装备。但张祖武以戎机莫测，为以防万一，请以原装备带至缅甸，再换新装备。指挥部遂同意其要求。不想此时果然派上大用。

据李国屏叙述：

四人立即商量片刻，其中一位用信纸写下一纸手令交给张营长，便匆匆驱车离去。手令内容有三条：一、命令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端就地待命；二、敌人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三、任务完成后即电报部。张营长告诉我说，临时奉命炸桥，责任重大，必须要一手令作为凭证。他说另两位是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和参谋团处长萧毅肃中将。

张营长立即召开连排长紧急会议，宣布这项临时紧急命令，拿出炸桥方案交大家研究定夺。事不宜迟，迅即行动：一连长胡世安率全连官兵携带已计算够量的炸药及一应爆破器材到桥西端安装；二连长赵宋卿负责在桥中段安装炸药；三连长石坚在桥东端安装炸药及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为确保炸桥成功，张营长决定双引爆，即导火索点火引爆和发电器电引爆，发电器由营长亲自执掌。随后，营长率营连干部逐一仔细检查无误后才返回桥东营指挥地，用望远镜严密监视敌人。

这时，敌机械化部队赶到，占领桥西山头制高点，以猛烈炮火朝东岸射击。

中午时分，张营长突然发现西岸敌人奔扑桥头，向桥上冲来，敌人抢桥了！张营长断然高喊：“点火！”他自己则猛力压下发电器手柄，“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峡谷轰鸣，烟尘漫天，桥沉江底，阻敌成功。

张营长见任务完成，即令全营撤回保山。因公路被敌人毁坏严重，车辆堵塞，张营长即率部分官兵徒步二十来个小时，于次日上午10时到达保山。经清点，我营伤亡、走失约1/3。6月，回昆明补充整训。

炸桥后，马崇六专门发了致龙云电，报告了炸桥阻敌经过；龙云也发了致马崇六的嘉奖令。电文如下：

马崇六致龙云电

限即刻到，主任龙。辰青（5月9日）申办机电谨悉。密，5日晨7时半，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率该营到达惠通桥。职当即令以一连担任破桥组，以两连在东岸占领阵地，掩护后续车辆。9时45分，敌寇于隔岸开始炮击，潞江两岸情形顿为混乱，该营尚能继续掩护车辆过桥。至10时50分，西岸残留车辆约二百，以司机逃散不能开驶，而敌进势愈猛。适我36师106团团长邢正诗（应为熊正诗，下同）率先头易浚华营已到达东岸高地，占领阵地，猛烈还击，乃决然命工兵营张营长施爆破任务，达成后，该营徒步向保山集结，人员、器材略有损失。该营现任功果桥及保惠公路之破坏准备。职马崇六呈。辰元（5月13日）巳保印。

龙云致马崇六等嘉奖令

马总指挥辰元巳保电悉。查此次腊戍之变，撤退仓促，敌寇乘虚进逼怒江，幸马总指挥崇六处置适宜，从容指导，阻击敌人于西岸，实深嘉慰！工兵24营营长张祖武，人数不多，一面阻击敌寇，一面破坏桥梁，实属难能。又查36师106团，团长邢正诗，长途行军，甫经到达，督率易浚华营，阻敌渡江，因之稳定战局，转危为安，虽有少数敌人渡江，终归消灭。所有出力官兵，应即分别叙奖，以资鼓励。106团团长邢正诗、营长易浚华，工兵24营营长张祖武，着各记大功一次；易、张营全体官兵，各奖1万元，共2万元，由经理处即日汇交宋总司令具领分别转发为要。龙云之印（卅一、五、十四）

上述撰述均为重要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关于时间的记述存在严重的“错位”。按姚仕基回忆，工兵营在5月3日前即抵达惠通桥；马崇六等人是3日从缅甸撤退至此的；而李国屏的回忆却是，工兵营于5日9时抵达，10时许马崇六等人撤退至此。但马崇六致龙云的电报却记述，张祖武营是5日7时半抵达惠通桥，自己已先期到达。

但吊诡之处尚不在此。比对日军战史的记载，上述时间均有不可思议之处。第11集团军战斗详报居然认定炸桥命令为其步兵团长所下，宋希濂回忆录中对参谋团林蔚、萧毅肃后来在断桥阻敌一事上的“冒功”多有指责，当事各方对时间这一客观因素的记述，要么存在记忆错误，要么做了有利于自己的主观修正，这让事后的研究者极难甄别自圆——这正是惠通桥叙事呈现“罗生门”意味的原因。

在桥上

桥上的故事无疑是最惊心动魄的，这是聚光灯攒射的舞台中央。

尽管当日的事件场景宏大、头绪杂乱，但爆破“零时”却可以作为经纬坐标。虽然关于这个时刻的记述众说纷纭，但笔者相信日军的“表”比较准——因为至少截至爆桥的那一刻，日军是如猎犬般头脑清晰的追击者，而逃难的中国人无论军人、难民均处于惶恐不安状态。

据日军记录，其前卫部队抵达腊勐老车站的时间为上午10时左右。需要注意的是，日军战时以日本时间为基准，滇缅战场被认为与日本本土间隔两个时区，那么当地时间应为上午8时左右。

从4日夜开始，自缅甸逃出的公私商车即沿滇缅公路向惠通桥衔接而行，源源不绝。但以惠通桥的承载量，每次仅能放行一辆，速度甚缓。虽然炸药及电气引爆装置已在桥上敷设完毕，但工兵营长张祖武仍忐忑不安，因为他接受的命令极难操作：应尽量放过更多商车，又恐日本军车到来，爆破时机很难拿捏。马崇六曾特别提示张祖武，日军前锋可能化装潜械混迹难民车队，畹町失守即因此所致，需高度警惕。

5日清晨，工兵营决定派两人化装成乞食的难民，对桥西车辆进行侦察。一名广东籍军官队长和一名四川籍班长接受了任务，两人换上旧衣服，拿着钞票，以买食物为由，从桥西第一辆车开始排查。在距桥头大约500米处，两人发现一辆车上正副驾驶均为年轻人，车厢内乘客五六人亦是年轻人。他们伸手递钱表示要买吃的，对方只摇手不作答。由于前面的几辆车均未发现这种情况，两人又上了类似的一辆车，发现驾驶室内同样是两个年轻人，车厢内却坐着四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太婆。按中国人的思维，既然是一家人逃难，为何忍心让老人坐货厢？两人产生怀疑。又递上大把钞票，求他们卖点吃的，并动手翻他们的行李。车上的年轻人见状，忙手推脚踢予以阻止，只是如哑巴样不吭声。在翻行李的过程中，广东籍军官触到了像是枪支和钢盔模样的东西。这时车上的人面色大变，一齐动手要将其掀下车来。就在拉扯之中，军官看到了行李包内的枪支、钢盔和军装。

军官下车后拉着班长疾步走向西桥头。就在此时，桥头却传来两声枪响！

不得不按说书人的俗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早晨，商人何树鹏从保山回龙陵，车过惠通桥，闻龙陵已被日军占领，遂在桥西头掉头欲返回保山。有一辆车等得不耐烦，从其旁边冲过，因刹车过猛机械损坏，抛锚在路中，使后继车辆不能通过。见此情景，一名宪兵从东岸召集10多名桥工，各带大铁橇一把来到西桥头。宪兵问抛锚车司机欲何为，答曰车坏了。问何时修好，司机傲慢答不知道。宪兵遂左手示意司机站在路边，右手拔枪连开两枪，将其打死。随后摆手示意桥工，用铁橇将抛锚车撬翻，滚入江中。

但这意外的枪响，却让已接近桥头500米处的日军便衣队产生错觉，立刻打开行李包，将机枪架在车厢上向难民车辆疯狂扫射。此时，已侦清敌情的工兵军官和班长已冲到西桥头高喊，桥东的工兵见状立即准备爆破。

这是个令人窒息的时刻！但这一刻竟然有两位通过惠通桥的亲历者留下了口述。

稍早些通过的是一个叫杨世雄的保山小伙子，此前在芒市做小买卖，闻听日军入境，赶紧处理掉货物东逃。

5日早晨7时离开腊勐街，约8时到了惠通桥。这时，日军已经向东岸的山坡打炮，公路上的车辆已堵塞成一条不能流动的河。有个守桥的宪兵催促说：“人员赶快过，要炸桥了！”我拎着包下了车就向大桥跑过去。与我并行跑过桥的还有两口子，男的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女的抱着一个盒子，想必是金银细软之类，相信那是他们随身的全部家当。刚跑了10多米，听女人哭喊“我跑不动了！”男人唬了她一句：“不带着今后咯吃饭？”脚步并没有慢下来，边说边跑。

这时有日本飞机飞临上空，机枪对着人群扫射。只听一声惨叫，抱盒子的女人被射中，栽倒在桥面上，盒子也掉在一边。女人的血像水枪似的喷着。男人在飞机机枪扫射声中，虽然迟疑了一下，终还是抱紧孩子，一脸悲恸地跑过桥去。

听着西面半坡传来日军的炮声，跑过桥后，我也不敢沿着公路往上跑，而是顺着江边往下游跑。跑了20多分钟，只听得几声巨响，大桥方向一片烟雾腾腾，大桥没了。

脱险后不久，杨世雄报名投考宋希濂举办的“大理干训团”，毕业后进入远征军71军军部当了参谋，参加了两年后的反攻作战。

另一位幸存者叫高熺奎，当时在中国运输公司龙陵保养场当助理员。据他回忆，自己一家人是最后通过惠通桥的。

5日天刚亮，我们爬上一辆车子，开到惠通桥边。当时车子一辆一辆过，非常缓慢。大约在上午8时左右，敌军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腊勐，开炮将东岸老鲁田的车子打翻并燃烧起来，把路堵死了。这时，又有汉奸的车子在我们前面横着，车上挂起了白色布单，司机持小枪威吓群众：“不准跑！不准跑！这是我们中国飞机，不要怕！”后面的人见此，即同声大喊：“捉汉奸！”这个司机才溜了。我们一家跳下车子，徒步上惠通桥，即见炸桥的两个中国兵，已将炸药摆在桥板上，绞动手摇发电机，一个正在接线。另一个站在桥面的兵，见我们全家七人已经上桥四五公尺，赶忙上前一步把接线兵的后领子一把揪住，向后拖倒仰卧桥上，一面招呼我们：“快跑！”当我们刚离桥四五步时，轰隆一声，整座桥面沉入江中，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空中……

两位幸存者提到了混迹车队中的“汉奸”。高熺奎还特别说到，5月3日深夜在龙陵时，两名从畹町下来的溃兵在其兄开的“聚友食堂”吃饭，谈及日军追击部队除了沿公路攻击前进的主力，还有一路以汉奸为向导，从走私小道直插惠通桥。

虽然在日方史料中，未见使用便衣队、汉奸为前驱的记述，但是这类事一直被大量史料证明存在，在缅境战斗中曾有大量穿黄色袈裟的和尚为日军作伥。笔者推测，日方的回避应基于国际法因素——战时使用便衣人员参与军事行动，是不受日内瓦战俘公约保护的，被交战对手捕获后可格杀勿论。

这里，要再次提及那两位担负化装侦察任务的广东籍军官和四川籍班长。关于侦察发现日军便衣的故事出自此二人之口，但转述者却是惠通桥上游怒江坝土司衙门的总务主任李济洲。

据李济洲回忆，5月6日下午，衙门自卫队在惠通桥附近山路上抓到了两个自称“缅甸难民”的人。李济洲亲自接待并打消其顾虑，讯知是实施爆破惠通桥的中国工兵，一人为队长，一人为班长。但两人向李的供述，却与前述爆破决策、实施过程有所不同。据队长讲，他是4日在保山工兵总指挥部接受马崇六的命令担任爆破惠通桥任务的。马崇六特别叮嘱其把握炸桥时机，即，应尽量让人和车过江；但不准一个敌人混过来，一旦发现敌人及时炸桥，不要让畹町失守的“旧戏重演”。

当时，该队长向马提出四条要求：一是执行任务人数不宜多，由其在所带工兵中挑一个排长和两个班长同行即可；二是时间紧迫，请马派专车送至惠通桥；三是请马给一纸手写命令，以免和守桥人发生误会；四是经济上予以支持以防万一。

马同意了这四条要求，4日下午用吉普车将他们四人送至惠通桥。即，执行任务的仅此四人。与守桥部队接洽后，当晚，四人即布设好了炸药。5日黎明，队长令带去的排长和一名班长留在桥东操作爆破装置，自己带一名班长化装到桥西侦察敌情——这是贯彻马崇六关于“把握炸桥时机”的指示所想的办法。当两人在距桥头500米处发现日军便衣队后，迅速冲向桥边高喊发出命令，桥东的排长与班长启动爆破装置炸桥——这与高熺奎回忆自己一家人最后过桥时看到桥上炸桥兵为两人相吻合；队长与班长则被隔在了桥西。此后，二人趁乱溜下河谷，溯江而上逃至怒江坝附近，与土司衙门自卫队士兵遭遇而被捉。

难得的是，李济洲派兵带着此二人在江边一棵大树的树洞里找出了藏匿的马崇六手令、枪弹和钞票。确认了两人的身份后，土司衙门以贵宾相待，7天后派人护送二人到保山。一年后，李济洲在保山与广东籍队长重逢，他已荣升处长，并邀其一起住在第71军军部，次日清早请李济洲吃了广东名菜“火烧狗崽”。很遗憾的是，李济洲在75岁回忆往事时已忘记了这位队长的名字。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证伪的亲历者回忆。那么，前述那则军委会参谋团的将军们在惠通桥边向工兵营长授命的故事，就显出几分暧昧色彩。实际上，还有说法是林蔚写下炸桥手令给张祖武的。此说出自台湾王思露《爆破惠通桥纪要》，文中说自己系中央军校14期毕业，时任工兵第24营连长，炸桥是自己亲为；关于林蔚下炸桥手令系林蔚驾驶员汪君所告，汪为军校13期毕业。

那么，那位真正建立功勋的广东籍“队长”是谁？是营长张祖武（张为湖南人）本人，还是王思露连长？但工兵营给养军需长李国屏提到了该营的三位连长姓名，却没有王思露。按马崇六致龙云的电报，他是令一个连留在桥头为“破桥组”，另两连撤上东岸占领阵地掩护车辆过江的。李国屏所述三个连在桥上分段安装炸药，在爆破技术层面也有小题大做之感。

攻击与阻击

在爆桥前侥幸过江的中国溃军中，有第五军装甲兵团一部，少尉排副刘家茂是一个幸存者。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装甲兵团在缅甸的表现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因整个战局崩溃，使得仅存的坦克被裹入难民车队东逃。刘家茂所在的是一个14人的车组，由3辆美式载重汽车拉着3辆轻型坦克撤退，刘是一辆汽车的驾驶员。刘的记忆力相当好，他记述的行动时间准确可靠，在混乱的资料中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他说，4日凌晨5时许，他们在畹町遇到装甲兵团团长胡献群，命令他们立即东撤，并限晚上零点以前通过惠通桥。晚18时，车组到达腊勐街，拥塞在松山－惠通桥段公路的车辆水泄不通，很多人在传言“晚上零点要炸桥”，惶恐不安。但迟至5日拂晓，刘家茂的车才过桥，这时他看到桥面上已布好炸药雷管，爆破准备就绪。过桥后路上仍然拥堵不堪，爬行至距桥10公里的老鲁田时已10时许，炸桥就是在他的车爬坡期间实施的，因为当时车行至山背后他未能直接目击。

但刘家茂事后了解到一些情况，曾这样写道：“后来听说负责炸桥的某营长（一说是连长——原注）机智勇敢，他并不死死地遵守命令时间，而是发觉了敌人后才拉线，这样，至少多放过来了100多辆汽车，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写到此处，笔者眼前又晃动着那位广东籍“队长”的影子，而且对于爆破桥梁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在时间记述上的模糊性，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显然，这是一个由“人心”把握的事件，而不仅仅基于精确的命令。

据刘家茂回忆：炸桥后，日军在松山下的滇缅公路上架炮轰击东岸中国军民，封锁了老鲁田外边的一段拐弯处的公路，只要大弯内的车一露头，炮就打过来，致使挤在大弯内的数百辆汽车无法通过这一封锁线。在日军炮击中，难侨丢掉汽车财物，哭声震天，沿江乱跑，许多老弱者死于沟壑，壮者妻离子散。

当时实施炮击的，是坂口支队所辖野炮第56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行方正一中佐）的前锋第3中队。据该中队小队长高村武人中尉的记述：

“……因为敌人车队在怒江峡谷对面蛇形升降，所以总共70公里的距离就缩短为8公里的直线，他们终于进入了我野炮的射程（当时野炮第1大队是‘改造三八式’野炮编成）。当日的行军序列是这样的：前卫为步兵第146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松本治中佐）以及野炮第56联队的第3中队。前卫于10时前后达到白壁部落（即腊勐老车站）的下方突端位置之后，野炮第3中队立刻就布置‘放列’，对准八千数百米外的钵卷山（即大山头，海拔1587米，当日日军叫它‘一山’，5月6日改称‘钵卷山’）右端的敌人先头车辆猛烈射击，使之破坏燃烧，从而建立了迫使敌人车辆悉数停滞不前的伟绩。”

在野炮56联队战记《炮烟》中有更精确的记录：射距为9500米，经弹道修正后第4发命中钵卷山公路最东端的货车，致使前后十几辆车燃烧，彻底堵死道路。时间为：日本时间10时30分，即当地时间8时30分。

中国军就在此后某刻炸毁了惠通桥，致使滞留怒江西岸的车辆达150多辆。其间，日军步兵第146联队第3大队急追到惠通桥附近，捕捉到了中国军的一部。14时左右，第146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金氏坚少佐）以及野炮第56联队的第1中队和第2中队的一个小队抵达。野炮第3中队倾全力轰击“一山”右端先头车辆附近，在遮断公路的同时炮击一山、二山（即孩婆山，海拔1297米）的敌人。步兵在这一援助之下，进入位于惠通桥上游数公里的渡河地点（即金塘子老渡口）。19时16分，第2大队的两个中队在工兵队协力下，使用2艘橡皮艇开始了敌前渡河。这时，步、炮兵集中了全部火力，支援步兵的敌前渡河。

高村自诩：“这次的敌前渡河，正是步、工兵联合一体的奇迹，我当时的日记是这样写的：‘自己激动的泪水使得望远镜都模糊一片了’；但是捕捉到那1000部敌军的车辆（我们直接可以发现的就有680多辆——原注），则完全可以说是我们野炮大队的独角戏。”后来，高村还曾在日本畅销上百万册的连环漫画《战争论》中表示：“这个炮击战，尽管规模小，却发挥了炮兵的真正价值，与柔佛铁挺炮击战及科雷希多炮击战一起，被誉为大东亚战争攻势期的三大炮击战。”

在决定以橡皮艇渡河攻击前，日军曾做其他尝试。

怒江东岸大坪子村20多岁的郭凤英姑娘，当日在惠通桥头卖粥。惠通桥被炸后，郭凤英趁乱上山逃回家，与家人往更高处的密林深处逃难。站在半高山上，郭凤英看到怒江西岸公路上的日军抓住了一些难民，持枪逼迫他们将堵在公路上的车辆往怒江里推，似乎想以此将怒江填平，从上面越过江来。前后推下了六七十辆车，都被湍急的江流冲走，江面上一点痕迹都没有。最终，日军才放弃了这一打算，改用“粪箕船”（橡皮艇）渡江。

关于这两只橡皮艇的来由，旅日独立电视人朱弘曾在第146联队史中发现记载。他在给笔者邮件中写道：

“傍晚时分，第２大队决定突击对岸，先逼着一名国军俘虏摇着日本粑粑旗划小船过江，但随之就被乱枪射杀。那是唯一能找得到的小船。不久，工兵中队长前来吆喝步兵中队长，‘给你送橡皮船来了’——那是他们在南洋‘六大跳’中缴获的，一种说法是２个划桨再加３个兵，一种说法是再加４个兵，然后集中全部重机枪火力掩护，在枪林弹雨中杀过了怒江。”

日军实施渡河攻击后，在惠通桥附近的中国军队，仅云南省绥靖公署保安第6旅（代号“息烽”）的一个连、十余名宪兵、工兵24营及驻大山头的一个高炮连，都是不堪阵仗之旅。所幸，此前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奉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该部正从西昌向云南开进，其前锋第71军第36师已率先抵达祥云。5月4日深夜，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希濂，告之：据陈纳德“飞虎队”的侦察报告，“滇缅路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完全不能抵抗日军前进。如果再不设法挽救，依照敌人几天来的前进速度计算，大约10天即到昆明”。据此，命令宋希濂星夜征调车辆，将第36师及后续部队运抵怒江东岸阻敌。放下电话，宋希濂即亲至昆明郊外黑林铺滇缅公路运输总局洽商，该部允诺5至7日三天内提供货车550辆用于运兵。

5日零时，率先登车的第36师先头部队第106团抵达惠通桥东约10公里的加油站附近。天色刚明，团长熊正诗即率各营营长赴大山头前方侦察地形，命主力向大坪子、孩婆山前进，以一连到惠通桥附近警戒。9时许，日军炮击东岸后，第106团迅即在大山头、乌木郎之线占领阵地。

惠通桥断毁后，日军经侦察地形，将主力渡河攻击地点选择在上游约3公里、江面较窄的金塘子老渡口。此处为修筑滇缅公路时最初选择的过江桥址，后被废弃，但两岸的“毛路”已修至江边，日军看中了这一点。因为架设浮桥进展缓慢，日军仅以“两只橡皮舟”往返输送兵力，至我军抵达时仅运送三四百人过江；且过江后即为仰攻，地形极为不利，因此给我增援部队提供了较充足的时间。

据高村所述，146联队攻击发起时间为日本时间19时16分，即当地时间17时许。但第11集团军战斗详报载：“12时稍过，归侨及难民中潜伏敌之‘第五纵队’约数百人，即猝然向孩婆山袭击。”而据第36师政治部科长俞晏澄记述：5日17时许，几名华侨从公路下疾奔上坡，向106团前卫连报告说，坡下公路上有三辆铁篷车，车上士兵的臂章是白底红日标志，可见日军已乘难民车辆混过惠通桥了。连长立刻派出两名士兵前往侦察核实，证实确系日军前卫小队，估计混过桥东的日军有200多人。连长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布置兵力监视敌人动向。第2营全营很快抢占大坪子公路旁的高坡，以机、步枪向铁篷车里的敌人扫射，但因路上敌我车辆人员混杂，未能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大部日军跳下车辆，抢占孩婆山高地开始还击。据11集团军战斗详报：“106团占据孩婆山阵地与日军激战，日军以炮火掩护继续增援强渡，敌我伤亡迭出，5日入夜仍在对峙中。”

这一记述，令人再次想起高熺奎所说的那路以汉奸为向导、从“走私小道”直插惠通桥的日军，及工兵营两位化装侦察者在西岸车队中发现的日军便衣。若真有一支在爆桥前混过江的日军“第五纵队”，为何在我工兵爆破时未加阻止？这又是史料比对中的一个谜团。

在保山读书的中学生陈济泽，家住松山－龙陵之间的镇安街，5日因返家心切，与逃难人流逆向而行卷入战场中心，躲在怒江西岸公路上200米处的一个干沟里，目击了当日的战斗过程。

“在炮火掩护下，日军开始用橡皮舟强行渡江。这时，我阻击部队已布防于对岸半山公路上，当发现日军渡江后，迅速用机枪对准渡口进行严密封锁，并利用有利地形和已过江的日军激战。日军冲上去，就被我军打下来，又冲上去，再被打回来，反复多次，直到天黑，枪声仍然不断。”

陈济泽所观察的战斗，发生在惠通桥上游金塘子老渡口。布防于半山公路阻敌的兵力，是最初驻防惠通桥的“息烽”部队一连、工兵24营和十余名宪兵，一直坚持到次日第106团增援抵达才撤出战场。这与马崇六致龙云电相吻合，但马是否留在现场统一指挥，史料中存在不同说法。正如萧毅肃事后在林蔚默许下以“筹谋破桥有功”而获颁三等云麾勋章，在这样的大事件中，大人物以及大人物的“粉丝”都希望自己在现场，而不是某个最终要消失掉姓名的“队长”之类的小人物。

夜幕降临后，怒江东岸的局面变得混乱不堪。朱弘在给笔者的邮件中写道：

5日夜，日军第２大队长金氏坚少佐过了江，再随后，第146联队长山本恭平大佐也过了江。这两个高官聚会的时候，差点挨了中国兵的手榴弹——砸在仙人掌上，在几米开外爆炸，因此二人得以逃脱……当夜日军目的是偷袭占领制高点——应该是老鲁田以及下面的两个大山坡（孩婆山），所以要越过很多次羊肠般曲曲拐拐的公路，在汽车丛林里打穿插。而中国汽车兵就睡在驾驶室里！日本兵里有不少老油子，他们顺手牵羊，有的甚至把手伸到了驾驶室……他们还发现了红酒、威士忌，有个兵喝醉了，次日清晨醒来，发现几米外就是中国兵——彼此都跑了开来。另外还有一个偷到了一面旗帜，带回江对面以后，上司告诉他：这是中国军第96师补充团的军旗！

6日上午，第36师师部及108团抵达戥子铺，以一营在一丘田亘阿兰寨之线构筑预备阵地，其余各部位置于大梁子附近；师长李志鹏实施统一指挥。夜幕降临后，日军第3大队悄悄渡江接替了伤亡较大的第2大队，后者奉命返回西岸休整，准备向腾冲进击——中国军队对此并未察觉。

当晚，第106团乘夜向孩婆山日军再次攻击，策定部署为：第1营派步兵一连于18时由大坪子北端行正面攻击；第3营一连18时经大坪子向孩婆山敌右侧背攻击；第2营在中心寨南端干沟完成攻击准备，于18时30分向孩婆山之敌后背攻击。各部按预定方案实施攻击。19时，第2营前进至孩婆山第二个山头，距敌仅数十米，遭敌顽强抵抗，继之发生白刃肉搏，战况至为激烈。此时，日军主力潜向该营右后方反击，该营官兵奋勇迎击，将敌遏止，我伤亡营长以下百余名。

另据日军战史记载，6日工兵队藤田中尉率一小队工兵，曾对钵卷山段公路“决死爆破”成功，目的为阻滞我车辆通行。但此事未见中方任何史料提及。笔者分析，该队工兵能于6日抵达距惠通桥10多公里的此处，必定是在爆桥前化装混过怒江的，否则时间来不及。那么，这队日军工兵就应是前日被华侨发现的那三辆铁篷车上的可疑日军。第106团前卫连对其发起突袭，一定造成了相当伤亡，这与其标榜的“决死”状态也相吻合。从这一细节中，可知日军战术风格之罕见的冒险与大胆。据载，坂口兵团自编成以来，从攻略印尼爪哇岛开始，长驱数万里一直打到怒江，被誉为“六段飞式进击”。特别是进入缅甸与我军接火后，14天交战7次，长驱1540公里，创造了日平均交战次数、日推进距离的最高纪录。从这一小队工兵的战术运用上，也可窥察一斑。

7日拂晓，第106团第1营于正面及孩婆山右侧背干沟开始攻击；又以第108团之一连附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于孩婆山右侧高地向日军右侧猛烈攻击。并以团属迫击炮集中于大山头，对敌行压制射击，掩护第106团攻击前进。第106团进至山头时，日军据反斜面阵地顽强抵抗，战况较前更为激烈，死伤更重。虽经数度增援，终因日军西岸野炮火力阻止而未达敌阵，相持至17时无进展。

当日下午18时，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携副参谋长陶晋初、参谋杨肇骧及一名卫兵自保山驱车来到第36师指挥所。观察战场态势后，宋希濂与李志鹏师长及各团长商定将全师所有迫击炮集中起来射击，并将一些重机枪的火力点做了重新部署，预定于次日上午发起攻击。此后，宋希濂于当日返回保山。

8日，第36师部队加强工事，不时向日军袭扰。入晚后，再向孩婆山之敌攻击，日军只能穷力抵抗。9日上午，日军以炮火掩护向我反攻，激战终日，至晚渐趋沉寂。第36师又向日军施行攻击，迄夜半仍在对峙中。

至此，战局虽呈现僵持色彩，但因为第11集团军后续部队第71军、预备第2师已陆续运抵保山，而日军因怒江阻隔无法将更多兵力投送江东，已显败迹。

10日零时30分，位于敌我对峙前沿的第106团第1营报称：“孩婆山之敌经我连日之攻击，伤亡惨重，刻在举火焚尸，似有退却之模样。”李志鹏闻报，即令该团全面攻击，又令第108团第1营由孩婆山右方绕行侧面攻击，期压迫孩婆山之敌于江边而歼灭之。

日军逐次向怒江西岸撤退，第36师占领孩婆山，直下金塘子渡口尾追逃窜之敌。追至江边时，遭西岸日军机枪火力射击，渡江未遂；同时，日军炮火向我孩婆山、大山头阵地轰击，极力掩护其步兵退却。

据战果统计，进至江东的日军约400人，仅百余人泅水逃回西岸，余均遭歼灭；第36师所虏获日军轻重机枪2挺，步枪80余支。

至此，粉碎日军东进企图，形成短期隔江对峙局面。

被遗忘的空中攻击

5月7日，陈纳德“飞虎队”派出8架P-40飞临惠通桥空域，以重磅炸弹和汽油弹对猬集在江边及西岸公路上的日军车队猛烈轰炸，予敌以沉重打击。

据杜安·舒尔茨在《陈纳德与飞虎队——独行其事的战争》记述：在此次攻击中，首先是美国“飞虎队”飞行员鲍伯·尼尔驾机侦察发现敌情，而后陈纳德于5月6日致电蒋宋美龄报告并请求对怒江惠通桥附近公路上的日军实施空袭，当即得到蒋介石批准。此后，“飞虎队”以特克斯·希尔、汤姆·琼斯、埃德·雷克托和弗兰克·劳勒4名队员驾驶P-40E型飞机实施轰炸、扫射，此机型原配有可携带6枚35磅杀伤炸弹的弹架，但改装了可携带俄国产570磅炸弹的机腹弹架；另以沃雷·沃尔森、R.T.史密斯、埃里克·希林和汤姆·海伍德4名队员驾驶P-40B型飞机担任高空掩护。由于怒江西岸的日军车辆和部队只能在从陡峭的松山山腰间劈出的狭窄公路一线猬集，没有隐蔽回旋之所，所以空袭造成巨大伤亡。据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录四（第512页）的统计数字，“飞虎队”在7、8两日的空袭中，共轰毁敌机1架，毁敌卡车50辆，毙敌200名。

以往中方资料仅强调第36师的地面阻击战，对“飞虎队”的空中助战很少提及，大概因为空中攻击难免造成对我难民的误伤，这也是陈纳德要特别请示蒋介石批准的原因。杜安·舒尔茨的记述为：“他（陈纳德）清楚地知道，被日军困在公路上的中国人会因此遭难。他面临一个可怕的决定，是否应为拯救更多的人的生命而牺牲一部分人。这不是一个他能独自做出的决定。他不能对那么多的中国人的生命承担责任。于是他于5月6日给蒋夫人拍了一封电报，向她叙述了目前的情况并要求委员长准予对公路沿线的攻击。他在同一天得到了委员长的答复：消灭敌人！”

参加此次作战的飞虎队员特克斯·希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往下飞就看得更清楚了，从江边到峡谷上部的盘山公路上，排满了日军第56师团的大队卡车和武装车辆，一直到更远的坝子。”希尔说，自己从来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的日本兵，以前他只是在矮小树丛中看到小队人马，或是在路上碰到小股车队。现在这里有无数坦克、卡车，成百上千的士兵，都在等待着他们的工兵架设浮桥。希尔巡视空中是否有敌人飞机，很惊奇地发现没有，便继续下降高度。果然，日本工兵像蚂蚁一般簇拥在江边，将坚固的能够经得住他们辎重的浮桥墩码起来，有的部分已经搭设好了。希尔以目光示意左右两边的僚机，他们都知道该干什么，没有半点迟疑，他们干净利落地排成了一行，开始攻击。

“当时路上都是逃难的中国人，日本人为了急于过江，此时没有花精力杀害他们。”希尔以60度角往下加速俯冲，他知道一旦进入日本人的射程之内，他们会用所有小型武器还手。为了使自己不成为一个靶子，他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做超低空飞行。同时，他将飞机调整到瞄准峡谷的顶部，确切地对准公路往下蜿蜒到江边的位置。在他下面响起了枪声，看上去似乎所有日本兵都停下手中的活计，愣愣地看着飞虎队的举动。找准了最精确的时刻，希尔投下了俄制巨型炸弹。

“这只是刚刚开始，当灰尘落定时，山坡上的日本兵惊恐地发现飞虎队的攻击把他们的退路也给切断了。巨型炸弹把上面的公路变成了一个大型堆石场，没有几个小时的清除是过不去的。长长的公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江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隐蔽藏身。”

希尔和战友们转了一圈，又朝着日本人来了。希尔绕着朝江那一边的中国人飞过去，满身湿透的第66师（原文如此，应为第36师）的战士们高兴地往天上放枪，在江边又叫又跳。希尔的战友们也从各个方向准确地扔下了杀伤弹，这支号称“龙”的日军第56师团现在被打得人仰马翻。

飞虎队还不停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沿着蜿蜒的公路来回冲击，朝着任何还在挣扎的敌人发射一排排机枪子弹。当把子弹打完后，他们又把在高空护航观战的4架飞机调过来再次上演同样的好戏，直到子弹打光。他们后来又沿着日本人的退路攻击。“当天，4名飞虎队员又来到峡谷，攻击倒霉的敌人，并顺路往西而下，那里庞大的日军第56师团的残余正在蠕动。这一次，P-40携带的是燃烧弹，极具破坏效果，把排得长长的敌人车辆变成了一片火海。据杜安·舒尔茨的描述：“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在汽油的火舌、弹药的爆炸和燃烧着的装甲车及卡车的烈焰中丧生。浓烟升腾到数千英尺的天空，标志着这场大屠杀的地点。”

后来，陈纳德从战斗中拍摄的照片中推测，希尔投下的巨型炸弹中，有的可能炸到了接近峡谷底部伸出的岩石，然后落到敌人指挥部的位置上。如果是这样，那敌人就失去了首领。

接下来的3天里，陈纳德派队员飞去察看，越过怒江和公路，直到芒市，看到敌人就打。在一个星期中，日军没有一个营的兵力能在怒江峡谷100英里的范围内立足，蛇一般蜿蜒流淌的怒江看上去是敌人车辆和装备的坟场。日军再也没有试图越过怒江。

凝望惠通桥

怒江阻敌成功后，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滇西日军敌情做了错误判断，认为沿滇缅公路追击的日军不过是临时编成的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两三千人，孤军深入必不能持久。因此，蒋介石于5月13日下令第11集团军反攻腾冲、龙陵，想把滇西失地夺回来。

第11集团军主力于22日渡江后打了5天，遭到日军猛烈反击，进展甚微。特别的战果是，24日第36师107团在松山西北端的公路转弯处（日军称“西分哨”）击毙日军首任拉孟守备队长、野战重炮联队长田村中佐。27日，该团又在松山5200高地击毙日军官一名，从其图囊中缴获日军第56师团作战计划及地图一张，这才知道第56师团全部进入滇西，分设腾北、腾冲、龙陵、腊勐（松山）、芒市、新浓6个守备区，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芒市，判断兵力为1.5万～2万人。文件迅速上报，蒋介石遂于31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东岸，留少量兵力在西岸打游击。这样，在滇缅路上的战争，演变为隔怒江对峙的局面。

多年以来，中方史料普遍认为日军渡越怒江意在进逼昆明甚至重庆，以此来评价惠通桥阻击战的战略意义。在此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美国“飞虎队”也表示，惠通桥的胜利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如果美国志愿队没有能够在河边阻止他们的前进，那会发生什么？在怒江和中国西部中枢的盟军空军基地之间没有中国的抵抗力量，如果我们丢了空军基地，从印度翻越驼峰进入中国的空运就得停止，中国军队就失去盟国的军事供应，没有这些空运他们就无法生存，那中国就要垮，那日本就会使用这些空军基地来供应它在缅甸的军队，以向西攻打印度。”

杜安·舒尔茨在其《陈纳德与飞虎队——独行其事的战争》一书中承认，战后公开的日方资料显示，日军当时没有计划向昆明推进，其战略为入侵印度。因为日军缺乏空中掩护，而怒江峡谷在其驻中国东部的航空兵基地的飞机作战半径之外。但是，最初蒋介石对在怒江一线堵截日军并无信心，而倾向于后退至澜沧江设防，并打算迁都至西昌。是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极力主张在怒江御敌，并取得林蔚、宋希濂等了解现地情况的军事将领的支持，最终被蒋介石采纳。杜安·舒尔茨据此认为：“如果当时日军能够顺利渡过怒江并发现怒江至昆明之间防御力量薄弱，他们也可能会抓住这个时机，逼迫中国退出战争。”笔者以为，对于经常因冒进的战术行动的成果而改变战略部署的日军来说，这一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

（文 / 余戈） 世界大战历史抗日战争辛亥革命日军宋希濂陆军惠通桥罗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