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基文的连任：大国的胜利

( 6月21日，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本届联大主席戴斯带领下宣誓连任 )

就在去年，因为离任联合国高官的指责和美国前联邦检察官的控告，国际社会上还有不少声音反对潘基文连任，称他缺乏安南的感召力，任人唯亲，联合国在他的领导下已沦为无足轻重的机构。潘基文称自己的低调作风来源于韩国文化对谨慎行事的重视。英国雷丁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专家多米尼克·扎姆（Dominik Zaum）则向本刊指出，对潘基文的指责“忽略了他所处的环境氛围。国际社会呈现日益多元化的特点，但权力仍然只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潘基文需要维护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对自己的支持。此外，在不同议题领域，联合国的替代品如G20或地区性组织都与联合国就责任和权力展开了有效竞争。这些都是强加给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制约因素”。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研究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副教授詹姆斯·古德曼（James Goodman）告诉本刊记者：“同样身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与潘基文发挥的作用有差异主要是因为世界事务的变化和联合国角色的变化。比较安理会2003年伊拉克决议与2011年利比亚决议即可作为证明。2003年美国和英国试图通过安理会通过决议，以解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2004年安南宣布‘自愿联盟’入侵伊拉克的行为是非法的。”相比之下，“今年3月份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决议明确授权可在保护平民的范围内进行军事干预”，而“促成决议的关键因素是卡扎菲下令军队‘不准同情、不准怜悯’造反派”。扎姆说：“当安南能够安排好一个相当团结的联合国安理会或者维持来自美国的支持时，他是一个发挥有效作用的联合国秘书长。而对潘基文而言，当安理会在科特迪瓦问题上那样达成统一，他才起到实际作用，反之，如安理会在科索沃问题上那样产生严重分歧，他不仅无能为力，还要受到两边的拉扯。而鉴于目前对利比亚任务性质的争议，这番处理能否归入潘基文的‘成就’还言之过早。”

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的教授托马斯·魏斯（Thomas Weiss）向本刊指出：“联合国和它的现任秘书长一样成了‘隐形的’。联合国秘书长唯一真正可用的武器就是这最佳布道坛，但潘基文并不将自己视为世俗教皇或是教区牧师的候选人。安南对伊拉克战争的基本立场惹火了美国和英国，潘基文则对阿富汗局势保持缄默，从而确保大国赞成其连任。联合国秘书长应该是道德领袖，而非大国的追随者。”潘基文在大国面前的软弱态度已经不止一次引人非议。2009年他批评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的话音未落，紧接着又传来他专门就此事道歉的新闻。

当然，也有人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使命就是平衡大国利益。因此如BBC所评论的，当潘基文第一次当选时，安理会中的大国似乎就希望选择一个低调的领导人。如扎姆所言，尽管安南很谨慎地避免提出一个具体的模型，但他仍对安理会改革有过不同主张。而“潘基文已表示这是成员国的事情。这无疑是安理会想听到的，因为这确保了不会有变化发生。安理会对潘基文连任的一致支持也许是对此做出的反应”。当初第六任秘书长加利期望趁“冷战”结束之机大刀阔斧改革联合国，得罪了美国，因此成为联合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未能获得连任的秘书长。

然而，“近年来世界权力的转移是十分显著的。我们目睹新兴国家来到了世界舞台的高处”。美国乔治敦大学副教授詹姆士·弗里兰（James Vreeland）告诉本刊，“安理会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可用以奖惩的财政资源，安理会的权威来源于其代表性。常任理事国代表了‘二战’结束时最大的军事强国，而非常任理事国则给了其余国家一个发言权。但后者实际上没什么权力，98%的投票权归属于前者。各国都认为这五国集中了太多权力。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一直在为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进行游说，其他较小的国家则更希望看到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增加。”但如同古德曼所指出的：“关于如何决定哪些国家应该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地缘政治问题妨碍了对此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扎姆说：“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很有可能对联合国及安理会产生特别影响，如继续保持关于改革的辩论，很可能会在安理会导致突出分歧，尤其是在涉及动用武力决定上。”■（文 / 俞力莎） 大国潘基文胜利连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