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沙漠中的商埠

( 突尼斯西迪布赛义德镇上咖啡馆里欢乐的人们 )

最西化的非洲国家

2011年5月的一个深夜，我乘坐的突尼斯航空公司从开罗飞往突尼斯城的班机在晚点一小时后终于升空，机上只坐了一半的乘客，婴儿特别多。据统计，突尼斯去年的出生率是15.5‰，位列非洲国家榜尾，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却高达25‰，绝对不算低。当年超生的那群人现在都到了生育年龄，可见突尼斯的人口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第二天凌晨1点多钟，飞机终于在孩子们的啼哭声中平稳落地。我顺利出关，换钱时有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出租车司机前来搭讪，我们以10第纳尔（1突尼斯第纳尔约等于5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谁知车子开出机场后他却改口说夜里拉客要加钱，改要30第纳尔。我虽然人生地不熟，有些害怕，但还是据理力争，没想到他竟然很快就认输，掉转车头开回机场，帮我换了辆车。

我后来注意到，突尼斯男人虽然大都长得十分彪悍，但性格却普遍偏软，很少看到他们在大街上吵架，更别说动武了。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虽然也会偷占外国人的小便宜，但只要我提出异议，对方往往很快就妥协了。

从机场到市区的公路宽阔而又平整，路两边全是欧式建筑，城市绿化也做得不错，地上基本没有垃圾，看上去和欧洲城市毫无分别。所不同的是，此时虽然已是凌晨两点，但市中心区见不到一个行人，像是一座空城，颇为诡异。第二天上午，突尼斯城恢复了生机，马路上挤满了小轿车，在女交警的指挥下，交通还算顺畅。司机们很守规矩，没有非洲国家司机常见的闯红灯和乱并线的毛病。中心区的主干道两边有好多露天咖啡馆，我挑个位子坐下，一边品着中东式的浓咖啡，一边看有轨电车从眼前叮叮当当地驶过，感觉简直和欧洲毫无分别。

( 1月23日，一名示威者在突尼斯总理办公室后面的巷子里抗议 )

不过，当我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便发现了不少和欧洲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这里的咖啡馆几乎全都是男性顾客，女性几乎看不到。马路上烟摊极多，每隔30米就有一个，摊主大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子，百无聊赖地摆弄着屈指可数的几包万宝路。几乎每条街上都有一家专营国际汇款业务的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说明这个国家出国务工的人很多。市中心区虽然干净，但稍微僻静一点的街道上就能看到很多垃圾，不少地方污水遍地，显然人们的卫生习惯并没有完全改变。

突尼斯人长得和南欧人非常相似，肤色黝黑，但面部轮廓分明，眼睛的颜色较浅。人们普遍穿得都不错，男人一律西式打扮，女人则大约只有1/3戴着伊斯兰式头巾，其中还有不少人的头巾下面是曲线毕露的紧身上衣和包腿牛仔裤，真正全身穿长袍的妇女非常少见。

( 突尼斯布尔吉巴大街上的情侣 )

“突尼斯是伊斯兰国家里面最世俗化的一个，革命前戴头巾的妇女人数比现在还要少。”萨娜对我说，“刚刚被赶下台的前总统本·阿里曾经立法禁止职业妇女在工作场合戴头巾，理由是头巾代表着落后的风俗习惯，而且有歧视妇女的嫌疑。”

萨娜是我在政府广场闲逛时遇到的一位中学老师，她是原突尼斯国家女子手球队的队员，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打扮也已然完全西化了。突尼斯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当地居民大都会说法语，但懂英文的很少，萨娜便主动担当了我的翻译，带着我在突尼斯城逛了大半天。整座城市秩序井然，一点也看不出这个国家半年前刚刚发生了一次改朝换代的大革命。我们只在市中心一处政府建筑前看到了一圈铁丝网，里面停放着一辆装甲运兵车，车里有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铁丝网边上就是一家露天咖啡馆，人们若无其事地在喝咖啡，好像铁丝网根本不存在一样。

( 北非最古老的清真寺——凯鲁万的奥克巴清真寺 )

“突尼斯的革命已经结束了，除了本·阿里被赶下台之外，没有任何改变。”萨娜对我说，“旧政府的官员们依然在台上，管理这个国家的依然是那帮人。老百姓很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其实改变还是有的。革命前政府广场上到处都是秘密警察，如果他们看见我跟外国人说话，会把我关起来的。”

( 突尼斯小镇切尼尼有许多从山体中挖凿的排列紧密的房子，房子大多有门无窗，需要弯腰低头才能进入，里面空间却十分宽敞，并且彼此相连。切尼尼是突尼斯最后几处仍讲柏柏尔语的地区之一 )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突尼斯成为这一轮阿拉伯革命风潮的肇始者？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被誉为最像欧洲的非洲国家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独裁统治？答案要从历史中去寻找。

沙漠中的商埠

( 古城柯考阿尼遗址 )

突尼斯是非洲最北端的国家，总面积16万平方公里，东边紧靠利比亚，西边则和阿尔及利亚相邻。从地图上看，突尼斯很像是从非洲大陆伸向地中海的一根小手指，首都突尼斯城就位于指尖上。这一小块地方受地中海气候影响较大，降水丰富，与周围黄颜色的北非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一个在这里建立城市国家的是腓尼基人，他们起源于地中海东岸的泰尔（Tyre，现黎巴嫩南部），擅长航海，是个以经商为主的民族。公元前814年，腓尼基女王狄多（Dido）带领一批随从到达突尼斯，在距离突尼斯城北约10公里的地方建立了新的城市，取名迦太基（Carthage）。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到公元前6世纪时，迦太基人建成了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海上帝国，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控制了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地之间的海上贸易。

( 位于突尼斯东北部小城艾尔杰姆的古罗马斗兽场遗址 )

从突尼斯城坐半小时火车就来到了迦太基城，这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突尼斯富人的聚居地，到处是用白墙围起来的花园洋房，隐藏在树荫中。不少别墅的门前还挂着欧洲的国旗，从西班牙的到意大利的应有尽有，看来很多房子都是被欧洲人买下来的。迦太基遗址有十几处，散落在居民区里。我从突尼斯旅游局拿来一张免费地图，按图索骥，找到了迦太基墓地、祭祀场所、村落遗址和迦太基海军当年出海的港口，可惜大部分遗址保护得不是很好，只剩下了几截石头墙基，很难猜出原来的样子了。

全世界保存得最完整的迦太基古城遗址位于距离突尼斯城一个半小时的邦角半岛（Cap Bon），这座名叫柯考阿尼（Kerkouane）的古城直到1952年才被法国考古学家发现，是考古界公认的研究迦太基文化的最佳场所。这座古城一面朝向大海，另外三面被厚达14米的两层石头城墙保护了起来。城内大约有300个房间，估计能容纳2000多居民。大多数房间都很小，有几家的浴室保存得非常完好，能看到引水渠和排水沟，只是浴盆非常小，看得出这个民族依然保持着沙漠生活的痕迹，与庞大而又奢华的罗马浴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邦角这个半岛降水还算丰富，柯考阿尼周围到处是绿色的农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座古城的居民们当时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似乎都是手工业者，用自己的产品和往来的商队做贸易，以此为生。

( 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内踢球的孩子 )

随着人口扩张，粮食不够吃了，于是迦太基人开始向非洲内陆扩张，这就必须和北非的古老居民——柏柏尔人（Berber）打交道。位于突尼斯中南部的马特玛塔（Matmata）村是体验柏柏尔人生活的最佳去处，我可以选择坐火车和长途汽车去到那里，这样比较舒适，但班次少，免不了浪费时间。最终我选择了“拼车出租车”（Louage），这种车通常是8人座小面包，虽然有点挤，但租车网点遍布全国，目的地远近都有，基本不用换车，人凑齐了就走，非常方便，是突尼斯普通老百姓出远门的首选。

果然，我只换了两次车，花了10个小时就从首都来到了500多公里外的马特玛塔，车窗外的风景也从整齐的橄榄树林逐渐过渡到了只长荒草的戈壁滩。考古证据表明，20万年前整个北非还是一片森林，最近的一次冰期过后，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片地方的降水逐年减少，最终变成了撒哈拉沙漠，将北非和非洲大陆隔离开来。来自中东和南欧的部落居民逐渐取代了非洲土著居民，成为北非的主人，柏柏尔人是其中最强大的一支，足迹遍布整个北非，直到迦太基人将他们从富饶的沿海地区赶到了沙漠地区为止。随后入侵突尼斯的各个国家都曾经和柏柏尔人发生过冲突，但顽强的他们坚持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没有被完全同化，依然保留了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马特玛塔的地下屋（Troglodyte）就是其中最富特色的一种。

这是一个位于丘陵地带的小村庄，只有1000多居民，一条质量很好的柏油马路将全村串了起来。村口有间咖啡馆，不少青年男子坐在那里闲聊，这一点与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中国农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走到一座小山包上俯瞰全村，发现村子里盖了不少新房子，全都通上了水电，而且几乎每家都装有卫星接收器。这些房子大都建在山坡上，低洼处则被开辟成农田，种的全都是一种北非特有的粗麦（Couscous）。此时麦子刚刚收割完毕，只留下了黄黄的麦梗。事实上，除了几棵椰枣树之外，整个村子看不到任何绿色，说明该地区降雨量很小，农田全部依靠地下水来灌溉。

在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当地导游带领下，我找到了西迪·德雷斯（Sidi Driss）旅馆。这家旅馆本身就是一个传统地下屋：这种屋子通常建在山包上，中间是一个直径约10米，深7～8米的圆柱形天井，一侧有条甬道通向室外，井壁上凿出很多大小不同的窑洞，小的用做卧室和储藏室，大的则是会客室和厨房。这间旅馆把3户人家的地下屋凿通了，连接成为一个复杂的地下迷宫，但因为天井的缘故，迷宫里光线充足，一点也不像是住在地下的感觉。

马特玛塔村过去全都是这种地下屋，站在地面上根本看不出来，只有从天上航拍才能看到一个一个圆洞，非常神奇，因为被导演卢卡斯选中作为电影《星球大战》的男主角天行者卢克的训练基地，从此名声大噪，吸引了众多星球大战迷们前来参观，这个村子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自从突尼斯爆发革命后，游客人数锐减，好不容易国内局势平稳了，利比亚又开始打仗，很多难民越过边境来到我们村子避难，所以旅游业一直没能恢复。”穆罕默德对我说，“据我所知，今天来我们村住宿的游客只有你一个人，再这样下去日子就没法过了。”

果然，晚饭时偌大的地下餐厅里只有我一个食客，不过老板还是坚持给我上了一整套最具突尼斯特色的经典美食。最先端上来的是法国面包，需要蘸着突尼斯辣酱（Harissa）吃，这种辣酱由西班牙进口的红辣椒面配以芷茴香（Caraway）籽和大蒜末制成，吃以前需要浇一大勺橄榄油。头汤是西红柿和粗麦混在一起煮成的，配以各种当地调味料。北非粗麦果然很“粗”，吃起来更像小米。开胃小菜是源自中东的油炸鸡蛋饺子（Briq），主菜则是煮土豆外加炸鸡块，同样配以各种香料和蔬菜，香味浓郁。

从这个菜单可以看出，突尼斯就是一个融合了各种文化的混搭国家，这大概也是全世界所有商埠的共同特点。“北非是香料贸易的必经之路，所有往来于非洲内陆和地中海的骆驼商队都要经过柏柏尔人的定居地，因此我们的祖先一直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习惯于与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穆罕默德对我说，“比方说，‘二战’时曾经有一批犹太人来我们村避难，至今村子里还保留着一座犹太教堂呢。我们和不同信仰的人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矛盾，大家相处得很好。”

马特玛塔村海拔600多米，晚上竟然略有寒意，此时白天显得阴凉的窑洞又比外面高出几度，充分展示出这种设计的优点。不过，我在窑洞里睡了一夜后，也体会到了这种设计的缺点。因为洞里很潮，墙上涂的一层白色石灰掉到湿乎乎的床单上，就好像在床单上糊了一层硬壳，睡上去很不舒服。难怪年轻的柏柏尔人都选择在地上盖新房，原来的地下屋则大都开辟成了旅馆。

旧的风俗习惯应该如何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是全世界古老民族普遍遇到的问题，对于突尼斯这样一个沙漠中的商埠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不但要适应新时代，还要适应各种文化的入侵，这一点从突尼斯历史上长长的入侵者名单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兵家和商家的必争之地

地中海的重要性不必多说，而突尼斯作为伸向地中海的一个突起，更是重中之重。迦太基人占领了突尼斯后还不甘心，为了更好地控制地中海贸易，他们依靠强大的海军不断扩张势力，并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和周围其他国家发生了冲突。

迦太基人遇到的第一个强劲对手是古希腊人，双方为争夺西西里岛进行过多次战争。公元前3世纪时迦太基人终于控制了整个西西里岛，却发现他们必须面对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这就是罗马帝国。双方自公元前264年开始先后进行过3次大的战争，史称“布匿战争”。虽然迦太基出了一位骁勇善战的将军汉尼拔，虽然迦太基的盟国叙拉古出了一位足智多谋的发明家阿基米德（他发明了能够远程摧毁敌方舰队的放大镜和投石机），但是迦太基人还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彻底败给了罗马人。罗马军队毫不留情地对迦太基城进行烧杀抢掠，这个曾经称霸地中海的古代王国就此完结，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罗马人用突尼斯城附近的一个柏柏尔部落的名字“Afri”命名该省，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整个大陆的名称（Africa，非洲）。另外，“柏柏尔”这个词也是罗马人的创造，该词的词根在拉丁语中是“野蛮人”的意思。

罗马人好大喜功，在突尼斯留下了不少宏伟的古建筑遗址，迦太基古城遗址中就有一间古罗马浴室和一座圆形剧场值得一看，但最值得参观的当属位于突尼斯东北部小城艾尔杰姆（El Jam）的古罗马斗兽场。这座椭圆形的斗兽场建成于公元238年，长轴149米，短轴124米，最多容纳3万人，在罗马帝国建成的所有斗兽场中排名第3。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正值中午，偌大的场地里竟然只有不到10位参观者，拍照时完全不必担心有人闯入镜头。角斗士们上场和野兽搏斗前走过的地下通道依然存在，可以一个人静静地体会一下他们悲壮的心情。

据估计，当时这个小城的常住居民远远低于3万人，很多观众都是不远万里来到此处观看斗兽表演的。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座小城能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呢？答案要从地理位置上去寻找。艾尔杰姆正好处于突尼斯东北部这片绿地的中心，而这块绿地上出产一种珍贵的农产品——橄榄油。考古证据显示，当时这里是突尼斯最大的农作物交易市场，来自各地的橄榄都要先运到这里进行交易，然后由买家通过海路发往地中海国家。

换句话说，这座宏伟的斗兽场真正体现的是商业的力量。

但是，罗马人的奢华为后来的衰亡埋下了种子。罗马帝国消亡后，突尼斯于公元429年被来自西班牙的汪达尔国侵占，100多年后又落入了拜占庭帝国的手中，基督教正是在这一时期跟在北方侵略者的后面进入了突尼斯。不过，拜占庭统治也只维持了150多年就被来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取代，从此便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阿拉伯时代，又一个起源于中东沙漠的宗教——伊斯兰教也像基督教那样，跟随入侵者的脚步进入了北非。

无论从军事还是贸易的角度来看，北非的地理位置都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公元12世纪开始，突尼斯又相继落入了奥斯曼帝国和法国人的手中，直到1956年宣布独立为止。虽说政权更迭频繁，但伊斯兰教却在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竞争中完胜，成为突尼斯乃至整个北非诸国绝大多数国民的共同信仰，这是为什么呢？

“伊斯兰教非常重视平等这个概念，可算是宗教中的共产主义，对穷人很有吸引力。”萨娜曾经这样跟我解释伊斯兰教获胜的秘密。确实，伊斯兰教义中的“五功”专门有一项“课功”，要求穆斯林必须慷慨施舍。但是，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很多其他宗教都有类似的教义，不足以成为伊斯兰教获胜的充分理由。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去伊斯兰教的圣城——凯鲁万（Kairouan）走一趟。

从首都向南走200多公里就到了凯鲁万，这是阿拉伯军队在北非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凯鲁万”的本意就是兵营。阿拉伯人以此为基地，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占领了整个北非，凯鲁万因此成了伊斯兰教在北非的中心，被逊尼派穆斯林认为是继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之后排名第4的伊斯兰圣城。凯鲁万的大清真寺建于公元9世纪，其建筑是典型的阿拉伯风格，厚达2米的黄色围墙保护着一块占地约9000平方米的巨大庭院，两边走廊的拱门和石柱严格对称，修建得一丝不苟，充分显示了阿拉伯人在建筑艺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从这座保存完好的清真寺可以想象出当年阿拉伯帝国强大的气场。事实上，阿拉伯文化应该算是公元600～1000年这500年间全世界最强势的文化，代表着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伊斯兰教正是依靠阿拉伯人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大力量，完成了其在欧、亚、非大陆的扩张。

阿拉伯的强大靠的是什么？答案还是贸易。在航海技术还很落后的时代，中东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一直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桥梁。阿拉伯人在各个交通要道建立定居点，为往来的商队提供歇脚地，以及货物交换的市场。这种阿拉伯人定居点叫做麦地那（Medina），几乎每座突尼斯城市都有一个大小不一的麦地那，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突尼斯城的麦地那，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通常一个典型的麦地那四周都会有城墙保护，这在战火纷争的古代绝对是必须的。可惜突尼斯城麦地那的城墙早就被毁掉了，只保留下一座装饰性的城门。走进麦地那就好比走进一个迷宫，所有的道路都极为狭窄，而且弯弯曲曲的，稍不留神就会迷路。我在这里逛了一整天，近距离观察了普通阿拉伯人的生活，渐渐明白了这个民族变得强大的原因。

首先，这座古城是专为商人们建造的。入口处的拱桥修得很高，是为了让背负货物的骆驼可以直接走进来。底层的房子通常很高大，是牲口住的地方，楼上的房间则要低矮得多，那是为商人们准备的。古城分为生活区和集市区，小贩们按照所卖商品的不同而分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最靠近城中心的摊位卖的是祭祀用品，其次是书店，外面一点则是毛毯和丝绸等纺织品，以及金银首饰、金属器物、皮革制品和香水等技术含量较高的手工制品，最外面则是食品摊，以及理发店、小饭馆等专门服务于来往商客的摊位。

其次，任何一座麦地那的正中心必定建有一座清真寺，象征着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人日常生活中的绝对权威，突尼斯城自然也不例外。伊斯兰教不搞偶像崇拜，一切清规戒律全部来自《古兰经》，这在那个尚未开化的时代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突尼斯距离伊斯兰教的中心比较远，突尼斯的麦地那大都带有明显的混搭风格。比如在突尼斯城的麦地那我既看到了典型的阿拉伯式圆形尖塔，也看到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特有的多角形方尖塔。原来，在阿拉伯帝国衰败后，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被欧洲的基督教势力排挤，纷纷逃离欧洲来到突尼斯安家，其他南欧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于是，突尼斯汇集了来自地中海周边国家的居民，人口成分相当复杂。

作为沙漠中的商人，阿拉伯人本来就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点，这一特点在突尼斯表现得尤其充分。不同文化的自由交流历来是文明前进的动力，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古代，中东和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这种文化交流的最大受益者，阿拉伯文明就是这种交流结出的硕果。

那么，阿拉伯文明的衰亡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要去突尼斯第二大城市斯法克斯（Sfax）走一趟，这里有一座突尼斯保存得最完整、受旅游者影响最小的麦地那。斯法克斯地处突尼斯东南部，气温比突尼斯城高出好几度，我一走进这座古城，立刻就体会到了道路狭窄的好处，这样的格局使得阳光不易照射进来，古城内的温度比城外低不少。但是，我同样也立刻体会到了它不合时宜的地方，因为道路太过狭窄，车子开不进来，所有大件的商品都没办法在这里销售。

这座古城至今保留着围墙，它显然已经没有了防卫功能，但却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墙根下堆满了生活垃圾，散发出阵阵恶臭。在干旱的古代沙漠里，生活垃圾根本就不是问题，但在21世纪的今天，塑料饭盒、饮料瓶和大量过剩的食物要求任何一处居民区都必须有相应的垃圾处理设施，突尼斯的大部分麦地那在这一点上普遍做得不好。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在他那本影响巨大的《全球通史》中指出过伊斯兰教的问题所在，在他看来，阿拉伯帝国虽然在科学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伊斯兰科学家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学习并继承前人留下的成果，保存和发展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

“欧洲历史上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了欧洲人的心智，使他们摆脱了基督教的压制，从黑暗的中世纪走了出来，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而阿拉伯国家则一直没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胜负的天平便逐渐从伊斯兰文明倒向了基督教文明。”萨娜对我说，“这就是为什么突尼斯第一任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一直在尝试弱化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试图将突尼斯改造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

布尔吉巴是突尼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历史地位极高。他出生于突尼斯中部的海滨度假城市莫纳斯提尔（Monastir），从小就见识了欧洲文化的厉害，并认识到伊斯兰教是突尼斯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中学毕业后他去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学，学成回国后立即卷入了独立运动，并从中脱颖而出。当上总统后他立即着手发起改革，首先废除了伊斯兰法（Sharia），限制宗教领袖在政治事务中的发言权。也许是因为他的妻子是法国人的缘故，布尔吉巴尤其注重解放妇女，在突尼斯强力推行一夫一妻制，并鼓励妇女不戴头巾。此外，他还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向欧洲靠拢。因为这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布尔吉巴和土耳其共和国开国元首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并称为后殖民地国家领导人的榜样，而突尼斯也和土耳其一样，成为阿拉伯国家中世俗化和现代化都进行得最彻底的国家。

1987年，时任突尼斯总理的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取代布尔吉巴成为突尼斯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新总统虽然表面上对伊斯兰教做了一些妥协，但在基本国策上依然沿袭了老总统的一贯方针，那就是坚持世俗化，与各种外部势力搞好关系。突尼斯不但分别隶属于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还是北非和中东地区第一个和欧盟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同时，突尼斯还是世界公认的居民生活质量最高的阿拉伯国家，2009年出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报》显示，突尼斯是非洲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在全世界133个国家当中排名第40位。

大概谁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份年报出版两年后，本·阿里就被一场突发的革命赶下了台。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这就要去这场革命的发源地——西迪布基德（Sidi Bou Zid）看一看。

一场迟来的革命

西迪布基德市位于突尼斯中部，从首都突尼斯城需要坐5小时的长途车才能到达。与我同车的有位会说英语的大学毕业生，学法语的，毕业3年都没有找到工作，这次来首都找工作又没有成功，只好回家继续投奔父母。“突尼斯人的家庭观念很重，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都有家人接济。”他告诉我，“我父母都是农民，只要有地种就不至于饿死。但布阿齐兹一家人全靠他卖水果为生，一旦丢了这份工作全家人就没饭吃了。”

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大学毕业生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因无照经营，被西迪布基德市一位女警察驱逐，并遭辱骂，走投无路的布阿齐兹在市政府门前自焚，由此点燃了这场阿拉伯革命的导火索。

“这人脑子有点毛病，日子再难过也不至于自杀啊！”这位青年对我说，“不过事情发生后很多人给他家捐款，现在这家人算是发财了，在突尼斯市买了幢大房子，而西迪布基德市没有太大的变化，生活还是照旧。”

西迪布基德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小镇，全市大部分建筑都集中在一条南北向的交通主干道的两边，就连市政府也不例外。街道两边的店铺大都以汽车修理为主，空气中弥漫着机油的味道。市中心只有一家开张不到3个月的旅馆，门可罗雀。饭馆倒是有不少，但大都空着，没有顾客。这里地处橄榄树林和沙漠的交界处，没有古迹，外国游客没有任何理由在此处停留，以至于《孤独星球指南》上连西迪布基德这个名字都没有提过一次。

放下行李，我来到布阿齐兹自焚的市政府门前，发现这里人来人往，根本没人理会停靠在旁边的一辆全副武装的警车。一位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车旁抽烟，表情木然地注视着过往行人。市政府的围墙上贴着一张关于革命的招贴画，还有一张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海报，大门南侧约100米的地方立着一座5米多高的雕像，主人公显然就是那个倒霉的布阿齐兹。大门的北侧100米的地方则是一座清真寺，傍晚时分顶楼的扩音器准时传来了祈祷声，但马路上无人理睬。

“没错，这就是那个地方。”一个年轻人见我在拍照，主动和我打招呼，“你要是想看被烧毁的警察局，我们带你去。”

这是一群刚放学的中专生，满脸稚嫩未脱。他们告诉我，西迪布基德很穷，只有一家工厂和一家很小的医院，失业人数很多，看病也没地方去。虽然生活艰难，但一提起半年前发生的那场革命，他们便眉飞色舞起来：“那阵子我们天天上街游行，与警察对着干，虽然死了一个人，但最终还是我们赢了。”他们带我来到西迪布基德市警察局，角上有一幢显然是新修的房子。“那个人就是在这里被警察打死的，后来我们烧了这间狱室，这是刚刚才修好的，新政府把旁边这条街改名叫做‘革命路’，纪念那次革命。”

“革命胜利都半年多了，你们感觉生活有变化吗？”我问。

“现在还没有，但革命胜利后来了很多投资，市里新开了几个大项目，好日子快来了！”

据学生们介绍，这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城市竟然有7所中专以上级别的学校，从这个数字推断，突尼斯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非常多。因为国家底子厚，以及家庭观念强的缘故，这些人还不至于饿死，但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因此也就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也许这就是突尼斯年轻人率先发起革命的原因？

回到首都突尼斯城，我花了两天时间到处游逛，终于碰上了两次静坐示威，似乎验证了我的观点。一次是在突尼斯教育部大楼和司法部大楼之间的一小片空地上，那里搭着两顶帐篷，一群来自南部城市斯法克斯市的师范大学毕业生在那里静坐示威。他们一直找不到工作，从今年2月23日就来这里讨说法，要求教育部解决就业问题。一开始有几十人，如今只剩下19人仍在坚持。

“临时政府承诺帮我们找工作，但至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一位示威者对我说。

“除了找工作之外你们还有别的政治目的吗？”我问。

“没有，我们就是想找到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她回答。

另一次示威发生在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上，十几位青年男子围成一圈站在人行道上等媒体前来报道，每人手拿一张标语牌，上面用阿拉伯文写着他们的诉求。其中一位懂英语的示威者向我解释说，他们都是来自突尼斯西南部的一座边远城市麦特劳伊（Metlaoui）的打工者，这次示威的目的是为家乡父老请愿，要求临时政府迅速派出警察去当地维持秩序，因为当地爆发的部落冲突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双方一共死了11人，可当地警察借口突尼斯刚刚发生了革命，撒手不管，任由部落成员以死相拼。

“部落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我问。

“为了争权夺利啊！”那人回答。原来，当地只有一家名叫CPG的磷矿，是当地最大的雇主，革命前迫于政府压力，雇用了很多人，因此经营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当地有两个大的部落，其实就是两大家族，他们互相监视，不允许CPG多雇用对方的人，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就能引起很大的争执。革命后CPG打算减员，有人造谣说公司裁员时有偏心，这个谣言迅速传播开来，让两家多年积攒下来的矛盾来了个总爆发，双方动用了各种土制武器，打得不可开交。

“其实这件事背后有旧政府的人在捣鬼。”突尼斯大学传播学教授、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阿诺阿·莫拉（Anouar Moalla）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我解释说，这场革命只是赶走了本·阿里和他的少数亲戚和死党，突尼斯的整个官僚体系并没有动摇。这个体系中的很多既得利益者都非常腐败，生怕革命者把他们的老底揭出来，所以千方百计搞破坏，希望把突尼斯搞得越乱越好。比如突尼斯的工会党（UGTT）就是一个和本·阿里集团关系很深的党派，很多骚乱事件的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而突尼斯老百姓也还不理解什么是民主，一有不满意的地方就上街游行，这就给了少数心怀鬼胎的家伙以可乘之机。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动乱事件都是因为经济问题，但背后都是有政治目的的。”莫拉教授总结道。

“那么，突尼斯革命本身有没有什么政治势力在背后指挥呢？”我问。

“革命后期也许有，但一开始绝对是民间自发的。”莫拉教授非常肯定地对我说，“经济问题也许是革命最终获胜的主因，但这场革命的起因肯定是因为政府的腐败，以及警察滥用暴力。”

据莫拉教授介绍，突尼斯在革命前几乎是北非最独裁的国家，新闻被严格管制，警察滥用权力的情况相当严重，老百姓毫无言论自由可言。早在2008年就发生过多次示威游行，但都被镇压下去了，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最终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脸谱”（Facebook）网站，它让很多突尼斯年轻人有了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信息传播平台。“布阿齐兹自焚事件”发生后，有人上传了一张现场照片，激起大家的愤怒，便通过网络约好一起上街游行，掀起了第一轮抗议浪潮。

但是，能上“脸谱”网站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如果没有半岛电视台的参与，这次游行几乎肯定会停留在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半岛电视台在那段时间不断直播游行画面，这和突尼斯国家电视台的沉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突尼斯的普通老百姓感到被愚弄了，他们多年积攒下来的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以及对官员贪污腐败、警察滥用权力的愤怒一下子发泄了出来，终于成就了大事。

“本·阿里已经当了23年独裁总统了，像突尼斯这样一个经济很发达、老百姓教育程度很高的国家，为什么一直等到今天大家才起来造他的反呢？”我问。

“是‘9·11’救了他的命。”莫拉教授说，“‘9·11’之前，本·阿里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9·11’之后他保证说，一定会在突尼斯严厉镇压伊斯兰激进分子，以此换取了西方国家的支持。”

莫拉教授还提到了这场革命的另一个功臣，那就是维基解密。“维基解密不但暴露了本·阿里家族的很多腐败内幕，更重要的是它还解密了一封美国驻突尼斯大使写给小布什总统的信，信中称本·阿里是个靠不住的独裁者，建议美国政府不再支持他。这个消息给突尼斯知识分子增强了信心，他们知道美国人虽然表面上支持本·阿里政权，但实际上是站在反对派这一边的。”

话虽如此，但西方国家对于这场遍布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还是有些忧心忡忡。就在这段时间，以《纽约时报》为首的一大批西方主流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发表文章，对突尼斯和埃及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表达了担忧。莫拉教授认为这种担忧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并不那么可怕。

“突尼斯的伊斯兰极端党派叫做复兴党（Ennahda），他们以前一直被本·阿里政府打压，革命后非常活跃，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是突尼斯势力最强的反对党，所以该党一直希望尽快举行大选。但是在各方势力的要求下，突尼斯临时政府决定将原定于今年7月21日举行的修宪委员会选举延迟到10月16日，让反对派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做些准备。”

据莫拉教授介绍，目前突尼斯至少有85个党派，几乎全部都是革命后新成立的，他们中的不少党派已经开始商讨合并的可能性，比如突尼斯共产党就已经和另外10个党派达成了合作意向，准备联合起来参加竞选。

为了保证选举的公正性，莫拉教授正在联络突尼斯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团体，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发出一份倡议书，要求每一个参加选举的政党认同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男女平等，尊重妇女；第二，必须保证每一位突尼斯公民的选举权，不允许将宗教信仰和政治混在一起；第三，必须将竞选资金的来源公开，防止来自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国家的石油资本操纵突尼斯的民主进程。

“我们希望参加选举的党派都能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字，这样就能防止突尼斯开倒车。”莫拉教授说。

莫拉教授对突尼斯的未来很有信心，他说他的信心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确实，我在突尼斯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这场革命表示支持，虽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对革命后的现状感到不满，但所有人都告诉我，革命前的状况更糟糕。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洪流吧，它是不可阻挡的。■

（文 / 袁越） 突尼斯商埠迦太基沙漠中国伊斯兰教突尼斯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