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夫人的静穆诗

( 1952~1953秋冬晚礼服 )

“展览的出发点，是因为巴黎时装博物馆（Musée Galliera）有300余件珍藏的格蕾夫人（Madame Grès）作品，这令我们十分骄傲。早在两年前，我们就计划组织一次格蕾夫人纪念展。”劳伦·科塔（Laurent Cotta）告诉本刊。她是联合策展人，与奥利维·塞拉德（Olivier Saillard）一同策划了这场展览。一年前，奥利维·塞拉德出任时装博物馆的新总监。见到馆藏的格蕾夫人作品之后，他感到非常震惊，决定将自己加入博物馆的第一场展览定为格蕾夫人的致敬展。

“我们的困难在于如何选择展品。格蕾夫人的作品，不论是从选料、设计还是剪裁上说，都是最高水准的。我们希望展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既有著名的褶纹晚礼服，也有并不广为人知的极简主义日装，还有一些富于私人情感的作品。设计师阿瑟丁·阿拉亚（Azzedine Ala?a）是格蕾夫人的‘粉丝’，他收藏了很多件格蕾夫人的作品，这也是我们选择的原因。”劳伦·科塔告诉本刊，“我们希望，这些作品不仅能展示格蕾夫人永恒的才华，也希望大家进入展厅时能感受到，它们在等待被人穿着。”

早在今年春天，格蕾夫人纪念展的宣传海报已经挂上了巴黎的街道。在高级时装的诞生地法国，人们知道这个名字，了解她在时尚史的地位。但在其他地区，这个名字显得陌生。在照片上，人们或许见过身着“格蕾夫人”的葛丽泰·嘉宝、格蕾丝·凯莉、玛琳·黛德丽、费雯丽、温莎公爵夫人……但除非观看者是古董时装爱好者，大约没有几个人能说出这些“女神裙”的来历。

“格蕾夫人是20世纪最重要的设计师之一，却不公正地被冷落了。”劳伦·科塔说，“人们或许还记得，她曾经与克里斯托巴尔·巴伦西亚（Cristobal Balenciaga）一道，被称为‘设计师中的设计师’。这是因为，他们都拥有的毋庸置疑的天才。”

相较于公众领域，格蕾夫人在设计师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像所有一流的艺术家和作家一样，她是“影响创作者的创作者”。受到她影响的知名设计师有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阿瑟丁·阿拉亚、阿尔伯·艾尔巴茨（Alber Elbaz）、托马斯·迈尔（Tomas Maier），以及上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的豪斯顿（Halston）。

( 格蕾丝·凯利演绎格蕾夫人设计的服装 )

在此前举办的捐赠会上，圣洛朗的搭档皮埃尔·伯格（Pierre Bergé）告诉策展人，他与圣洛朗决意开创自己的时装屋，正是受到了格蕾夫人榜样的感染。“格蕾夫人向这些设计师展示了高级时装的方式。她告诉人们的是，高级时装并不是装饰和亮片，而是精确与简洁。它是身体与面料之间完美的潜移默化。”劳伦·科塔说。

看过格蕾夫人作品的人，大约会认同，将她的百褶长裙与希腊雕塑一起摆放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当这些作品出现在博物馆里，如雕塑一般成列，衣裙上那些优美的线条、精细的褶皱和考究的面料，瞬时显出别样的高雅与静穆来。“格蕾夫人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单纯：在表面的简洁风格之下，隐藏着繁复的技巧。”奥利维·塞拉德说。

( 格蕾夫人根据模特的身形和尺寸调整衣服（摄于1933年） )

在一张拍摄于1948年的黑白照片中，摄影师将模特置于卢浮宫一角。她穿了一条款式经典的“格蕾夫人”百褶连衣裙，婷婷而立，宛若神女。在其身后，是一尊希腊女神的雕像。这张照片在后来被研究者用来阐释“格蕾夫人”的创作：借助模特的身体，法国高级时装遇见了古希腊文明，并且没有露出丝毫的怯意。

1903年，“格蕾夫人”出生在巴黎，原名为杰曼·克莱勃斯（Germaine Krebs）。上世纪30年代，她在巴黎打出名声，成为高级时装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一开始，她将自己介绍为“阿丽克丝”（Alix），后来，又改名叫“格蕾夫人”。“格蕾”源自她的艺术家丈夫，这名俄罗斯画家，在画作完成后，会签上“格蕾”的笔名。1942年，杰曼·克莱勃斯创立了以“格蕾夫人”命名的时装屋，并一直执掌到80年代。

( 刊登在法国版《Vogue》杂志1954年9月刊上的照片，模特身上穿的是格蕾夫人设计的白色丝绸礼服 )

“手里没有面料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衣服。一旦手中有了面料，面料会自行落到它该去的地方。希腊雕塑家在制作雕像的时候，也是‘让材料说话’。”格蕾夫人说。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她便希望成为一个雕刻家，为此，她在巴黎学习了雕塑和绘画。成年后，职业生涯与此大相径庭，但最初的愿景伴随着她。格蕾夫人始终将自己当成一名雕塑家，只是这一次，她手中的材料是布料。

“在那个时代，雕塑家是个不适合年轻姑娘的职业。于是我想，那就做活的雕塑。几乎是无意识的，我开始做起了衣服。我从来也不绘图，而是将面料在模特身上直接比量，这更能激发灵感。对面料进行剪切，观察它们落下的方式，研究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衣服与建筑之间有共通之处。”格蕾夫人在一次采访中曾说。

( 格蕾夫人1976年设计的褶皱晚装裙 )

“对格蕾夫人而言，是材料在引导创作。她一直努力让自己的裙子变得醒目。对于早期的服装，她十分感兴趣，在希腊和印度、北非、日本等地寻找灵感，并尽可能减少剪裁和缝纫。这在后来将她引至了极简主义。在她之前，‘极简主义’这个词甚至没有被发明出来。”劳伦·科塔告诉本刊。

格雷夫人并非只是“希腊罗马式”的。上世纪30年代，她的创作受到北非和埃及的影响。1934年，她制作了一条玻璃纸质地的黑色裙子，被《Vogue》形容为“一只巨大的甲虫”，原型或许源自埃及的圣甲虫。两年后，她去了远东，回来后制作了一条名为“天堂之庙”的裙子，灵感来自爪哇岛的舞裙。“二战”后，她的兴趣重心落到了裁剪，在四五十年代制作了一批精致的套装。在六七十年代，她有了新方向，试图将服装立体化，把原有的二维平面转换成折纸一样的结构。“她在此时的某些创作，令人想起川久保玲。”奥利维·塞拉德说。

( 格蕾夫人1977年设计的压褶礼服 )

“格蕾夫人给时尚史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她提供了永恒的风尚。与克里斯蒂安·迪奥不同的是，她从不存在于时尚逻辑中。在这一点上，她更接近克里斯托巴尔·巴伦西亚。格蕾夫人与某些作家和艺术家相似，他们提供潮流以外的东西。”劳伦·科塔说。

“或许要说，在今天，格蕾夫人已不再为公众所熟悉了。这是因为她的全部创作都贡献给了高级时装。这并不是精英主义作祟。格蕾夫人认为，只有见到穿着者，与其进行对话，才能进行创作。这一要求，在成衣制作里是不可能得到实践的。因此，她只做高级时装。”劳伦·科塔对本刊说。在法国，因为其对高级时装所做的贡献，格蕾夫人被看成是与香奈儿、迪奥一样级别的时装大师。但随着高级时装行业的衰落，知道她名字的人日渐稀少。

( 格蕾夫人 )

在留存下来的黑白照片里，格蕾夫人的模样依然清晰可辨。有时，她与模特一起；有时，她独自端坐，静穆得宛如一尊雕塑。照片里的人衣着精致，不过分时髦，却十分优雅，在这一点上，她与香奈儿相似。多数场景里，她戴着一顶标志性的头巾，这让她看起来有些像西蒙·波伏娃。“与可可·香奈儿不同的是，格蕾夫人讨厌自我的公众化。她是个极度低调、审慎的人。她不愿意回答记者的问题，又或者，只是来这么一句：‘我没什么可说的，一切都展示出来了。’她从来也不是个社交人物，只是一心扑在作品里。她忽视市场。”劳伦·科塔说。

这并不是说，才能从未给她带来过商业上的成功。在崇尚优雅的上世纪30～50年代，格蕾夫人手工精致、选料上乘的“希腊女神”装是女性们梦想的裙子，衣着无忧的客人挤破了她的门槛。在其全盛时期，她的客人有皇室成员、社交名媛和那些被称为“女神”的好莱坞明星。有人调笑说：“如果没有格蕾夫人，好莱坞或许要少好几位女神。”这并非一句没有根据的俏皮话。“她的晚礼服，往往能让女性变成一个高不可攀的女神，与此同时，又非常好穿。作为时尚世界里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她从来也不选择有争议的方案。锥形胸罩这样的东西，都被她排除在体系之外。对于女性身体，她是极其尊重的。”劳伦·科塔说。

( 巴黎时装博物馆珍藏的格蕾夫人作品 )

“在高级时装的黄金时代，才能给她带来了声名和财富。但到了70年代末，她遇到了生意上的麻烦。此时高级时装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劳伦·科塔告诉本刊。与许多适应潮流而动的设计师不同的是，格蕾夫人拒绝制作成衣，也拒绝批量生产。因为经营持续的恶化，上世纪80年代，格蕾夫人被迫将自己一手创立的品牌卖给了法国商人伯纳德·塔皮（Bernard Tapie）。3年后，塔皮将公司转手他人，格蕾夫人经营了一生的公司最终被清算。她的店铺在一天之内被彻底清空，那些珍贵的裙子与面料，与满地的灰尘木屑一起，被人扔进垃圾袋，弃若敝屣。

1993年，格蕾夫人在法国南部的寓所辞世，时年90岁。在其死后一年里，她的死讯一直是个秘密。除了格蕾夫人的家人，格雷夫人生前密友、巴黎时装公会和“格蕾夫人”后来的持有者均被阻挡在这个秘密之外。“她的女儿安妮·格蕾表示，在公众面前保持沉默有自己的考虑。她不希望那些在母亲生命最后阶段，在她困窘时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人，在她死后，再次利用假惺惺的凭吊牟取私利。”劳伦·科塔告诉本刊。安妮·格蕾将这种沉默解释为：“一个爱的秘密。”■

( 刊登在美国版《Bazaar》杂志1954年9月刊上的照片，模特穿的晚礼服来自格蕾夫人 )

（文 / 何潇） 静穆夫人格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