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荒诞之间，一架“钢的琴”

( 导演张猛 )

《钢的琴》里确实是有一架钢铸成的钢琴，故事围绕这架琴的诞生展开。做这架钢琴的人名叫陈桂林，手风琴拉得好，下岗前在钢厂里是文工团里的骨干，解放思想后，为生计组了个小乐队，红白喜事、广告促销都是他的“商演”业务范围。自从妻子跟了“卖假药”的男人，他又调整了人生奋斗目标，就是想尽办法要把女儿留下。实现女儿的音乐梦，需要一架钢琴，借钱无门，偷琴无力，“做”是下策，但他相信，“工人阶级力量大”。

锅炉房里的麻将桌上，菜市场里的修锁摊上，肉厂的屠宰车间里，才转了一圈，陈桂林就团结起一批老同事，曾听说借钱就扒在房上不下来的，也自告奋勇。空旷的厂房，尘封的机器中间，这群人同吃同劳动，钢琴就成了大家伙儿的理想。

镜头里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没落的东北旧工业区，却不全是昏黄暗淡，鲜红的工厂大门，澄蓝的工作服，暖暖的内景灯光，至于女主角秦海璐的衣裳，更是自始至终地艳粉明黄着，正如他们对生活的那份兴致勃勃。甚至有一段落光明正大地把这热情夸张到喜剧化的极致，比如开着屠宰车去偷琴，竟拿着猪腿唱起大合唱；或者，偷琴被保安拦住时，索性就在月色下深情演奏了一曲，从故事本身到表现手法，毫不做作的荒诞令人捧腹开怀。难得的倒是，笑过才发现现实就像是那块造琴的钢板，已重重压在心上。

《钢的琴》是张猛的第二部作品，依旧一人兼着导演、编剧的双重身份。斯文腼腆的他显然还没有习惯如何用语言把作品阐述得更为深刻，回答起问题实事求是，简单直接。“生在铁岭，长在‘辽钢’，这剧本总共二十来页，前后写了二十来天，只不过，那些事儿都是好些年来在我心里的。”

张猛导演告诉本刊记者，剧本的源起竟还是他从中央戏剧学院刚毕业那年，给家里装修时的一段经历。因为施工中需要一块特殊样式的钢板，他跑去铁岭当地的钢材市场想办法，竟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原来各种钢材在一个建材市场上都找得到，每个工人都是独立地经营自己的一个小作坊，但串联下来，怎样的钢材在这里都能加工出来。他一边做钢板，一边四处搭讪，渐渐摸出了门道：“全是钢厂里下岗的工人，为了继续从事熟悉的工作，自发地在市场里形成了新的制造链。”

( 电影《钢的琴》剧照 )

也是在那次装修中，为了几块木头，张猛去父亲工作过的文工团一个废弃排练厅里寻宝，但进去后才发现，木地板早被偷光了，唯一残存着些地板的房间一角，是因为那片地板上摆着一架钢琴，挪不开，那琴甚至比普通的钢琴庞大、笨重，表面龟裂了，琴键也坏了，弹不响。

“我回家和爸爸说起那架钢琴，父亲竟告诉我，钢琴是他们当年自己做的，做琴是为了样板戏试音练耳。退休前父亲一直在铁岭文工团工作，那琴里显然有很多属于他的记忆，于是做钢琴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得很生动，瞬间就感染了我。”

可当时张猛也只能把这些事都搁在心上，因那次装修结束不久，张猛去了辽宁省电视台做了份舞美的工作，两年半的时光荏苒而过，不甘心电影梦就此折戟沉沙，又辞职回到北京，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学习，拍纪录片，写剧本，但电影依旧没有真正走入张猛的人生，“逢人从不说自己是干什么的”。

为生计，“杂活儿”少不了，张猛凭自己拿手的“东北式幽默”，竟一马平川地在本山传媒做到了副总的位置，宋丹丹、赵本山的“春晚”经典“白云，黑土”四部曲中的第二部，就出自他手。

重新燃起张猛电影梦想的是一次意外的韩国行，他从没有想到尘封多年的剧本《耳朵大有福》竟能获得评委的青睐，所获投资虽然不多，但加之他自己的努力，“耳朵”真就拍了。范伟扮演的“老铁路”名叫王抗美，被窘迫现实逼得焦头烂额，气喘吁吁，大量类似于纪录片的摄影方式，使得连镜头都始终带着“喘息”的感觉，相对舞台表演时内敛了许多的范伟把所谓的“黑色幽默”诠释得不温不火，小人物看似卑微，骨子里却是一身硬骨铮铮。

《钢的琴》和《耳朵大有福》完全可看做是对血脉相连的孪生兄弟，甚至《钢的琴》故事里角色也还是叫王抗美，当然就当刘桂林也是王抗美，一样没有任何不妥，同样失业离岗，同样会点吹拉弹唱，因此有那么点理想主义，同样困在生活里，夹在时代中，不得喘息，又不懈拼搏。

相对于香车豪宅光鲜亮丽的城市生活，张猛也自知，总写些不讨投资人喜欢的角色，没有办法的是，张猛偏觉得，这些人离自己很近很近。“尤其我学电影的那几年，用贾樟柯的话说，是说到了一个影像泛滥的时代，DV让每个人离梦都近了。《小武》出来以后，贾樟柯就是我的偶像，精神领袖，我也拿起DV到社会中寻找真实。纪录片给我很多营养，而这样的审美方式，一旦形成，就很坚硬，我觉得电影应该为这个时代，以及时代中飘荡的人们做点什么。”

他承认记录层面的主观因素，比如他的头脑里总有这样的画面，幼年时家门口有条忙碌的铁轨，火车轰隆隆来往，每天晚上都听着火车的声音，睡得格外踏实。少年时，刚学会骑脚踏车，很兴奋，先想去探探“铁厂大院”的边界，骑啊骑，20分钟也没有从院的一头骑到另一头，觉得那大院真是大得无边。“电影似乎也是唯一能使我回望那段生活的方式。实际上我自己对于那个时代充满了眷恋，在那个集体生活中长大的回忆是很美好的，也不仅是‘大锅饭’三个字就能概括所有。那时人们生活井然有序，人情味很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同学跟战友一样，相形之下，虽然物质没有现在丰富，内心却平静美好很多。”

但张猛的心里，舍不下这份眷恋因为它是有分量的，绝不仅是场空洞的抒情。“我的两部电影都在写离开了岗位的工人，无疑他们都是社会变迁中的小人物，甚至在我看来，是一个有点儿失落的阶层。如果你认真去接触他们，譬如在钢材市场里，听听他们讲曾经的集体，那语气里的荣誉和自豪会令你震惊。在我看来，实际上他们都是被变革裹挟而漂泊无依的群体，没有选择、满心不安地面对着充满挑战的转变。但忙乱向前的我们，几乎已经忽略遗忘了他们的存在。为此，我常常觉得伤感、紧迫，忘了他们其实无异于模糊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在。”

所以张猛自己也明白，残酷性和伤痛感是呈现这一类人物时必然要面对的命题，发人深思和惹人难受之间，也常常只有一线。从“耳朵”开始，张猛就很执拗，坚持拍电影就必须进入院线的原则，并且还要与尽量多的观众见面。“所以，不能是一个绝对的文艺片，台词、结构、讲故事的方法都还是奔着未来能进入院线去的。但是我始终觉得，商业片也不一定就不能有文艺情怀，好的电影根本不该去划这么条线。”

从剧本起，张猛定下“哀而不伤，含泪带笑”的基调，除了叙事本身的一波三折，包袱不断，更大胆地运用超越现实的表现主义手法，将人物一次次从困局中救起，既兼顾了喜剧效果，浪漫情怀，也使得电影本身传递出更加复杂、迷人的情绪。

“偷钢琴”就是颇具代表性的段落。开场是刘桂林与旧友围着煤炉喝酒夜谈，有琴声响起，原来隔壁空教室里，刘桂林放女儿在那里练钢琴，突然闯进了几个女人深夜抓鬼，是琴声惊扰了休息的女老师，父女俩当然就被撵了出来。刘桂林决定把学校里的钢琴偷回家，把大家喝得晕晕乎乎之后，就开着那辆屠宰场的运输车出发了，一路上载歌载舞，旁若无人地闯进学校，无奈搬起琴时才知钢琴的分量，还没有移出校门，已被学校保安给堵住。就在别人都翻墙逃跑好不狼狈的时候，刘桂林正襟危坐在琴前，指尖流淌出优美舒展的节奏，周围的光线就暗了下来，只一束聚光灯打在他身上，照亮了他满脸的严肃和深情。

“卡车里面唱歌，手里拿着猪脚，直接表意就是他们喝多了，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主要是为了别把这么件悲伤的事儿也拍得太让人喘不过气了。后来刘桂林弹琴，确实就是想象，是表现主义的，是超现实的，选择这样的手法对我而言算一次比较冒险的尝试，但我觉得这是非常电影化的，是具有魅力的，并且处理把握得当的话，对于观众内心的震撼是远高于纯粹喜剧或者纯粹直白叙事的。”

《钢的琴》确实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有趣的是绝大多数观众，在抒发内心感受的同时，总会由此提及另外一些电影的名字——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或者是《再见，列宁》。“《地下》我还真是没有看过，赶紧去上街买来补课，别说，还真有点儿人家的风范，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影像上怎么雷同，而是那种感觉。《地下》也好，《再见，列宁》也好，实际上都在描绘变革时期人们内心的波澜，我很满足能在情绪上和这些大师作品达到一定的相似，这说明我捕捉到了类似的情绪。虽然我们所经历的变革，远不及柏林墙一瞬间倒下那般暴烈，但实际上这些具体的普通人感受却是相通的，在我看来，这正是难于捕捉的，也是最值得用电影记录和表达的。”张猛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感谢实习生王璐整理录音）

（文 / 李东然） 张猛一架地下现实钢的琴钢琴电影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