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难解定居点死结

( 6月5日，巴勒斯坦示威者在以色列控制的盖兰迪耶检查站举行抗议活动，以纪念中东战争。图为示威者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 )

6月5日，以色列占领下的戈兰高地发生重大流血冲突。当天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44周年纪念日，数百名旅居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聚集在戈兰高地叙利亚控制一侧，挥舞巴勒斯坦旗帜，并向以方投掷石块和垃圾。当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拥向以色列控制区，准备强行翻越铁丝网时，隔网相对的以色列国防军予以阻止，当场开枪打死23人，打伤350人。以军方面称，开枪前，他们已用阿拉伯语口头警告：“任何试图靠近的人将以自己的鲜血负责。”人群靠近后，以军先朝天鸣枪示警，然后“向示威者腿部开枪，试图阻止他们进一步行动”。

这是今年继5月15日戈兰高地发生血腥事件之后的第二次。同一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也出现示威与冲突。黎巴嫩和以色列边界沿线气氛异常紧张，联合国驻黎巴嫩南部临时部队、黎以军队都在边界地区加强了戒备。在黎巴嫩巴尔德河难民营，巴勒斯坦争取回归权应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促其早日结束自1967年以来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的占领。在黎巴嫩共有12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居住着4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他们中许多人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逃离到黎巴嫩的。

去年9月，艰难重启的巴以直接和谈因以方拒绝延长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限建令而陷入停滞。12月，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在促进巴以谈判的过程中，美方将不再以督促以色列延长定居点限建令为先决条件。这意味着，国际社会一直秉承的巴以和谈“以土地换和平”的基础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方面启动各种外交努力，希冀单方面宣布建国。

随着今年9月联合国关于巴建国问题表决的逼近，巴以领土争端再次呈现白热化态势。在此次戈兰高地冲突发生前，5月2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重申强硬立场：“以色列绝不会退回到1967年那个站不住脚的边境线上”；巴勒斯坦难民无权回归；耶路撒冷将永远不能被分开。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是当前巴以领土纠纷的起点。这场阿拉伯国家发动的战争以以色列的巨大胜利告终：它不但控制了具有重大文化、政治象征意义的耶路撒冷旧城，还一举夺取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这片总面积达8.16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是当时以色列领土面积的4倍。1978年，为签署和平协议，以色列向埃及归还了西奈半岛。2004年，作为和谈条件，沙龙政府单方面撤离了加沙地带。但在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问题上，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 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郊外修建的隔离墙 )

以色列开国元勋本·古里安曾经说过：“对以色列来说，除了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中心位置之外，别无选择。”以色列通过第三次中东战争控制周边大块领土的首要出发点即是如此。“1967年时的边界使得整个以色列的防务非常脆弱。”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教授杰拉德·斯坦伯格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当时的国界线，以色列北面与黎巴嫩交界，东北部与叙利亚接壤，东面是约旦，西濒地中海，南连亚喀巴湾。国土南部和北部较宽阔地区由一条宽度仅约14公里狭长的走廊连接，而特拉维夫等重要城市正位于这条走廊上。

1967年的以色列只有600万人口和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全国仅有2个主要海港，7个民用机场，4个发电厂，仅特拉维夫大都市区就集中了全国一半的人口，而这些设施都在周边国家短程导弹射程之内。相比而言，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人口超过2.5亿，面积超过800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对比，让以色列深感自己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缺少回旋的余地。2001年，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的话依然在提醒以色列他们可能存在的危机：“如果和以色列进行一次核相互打击，伊朗会损失1500万人，但是从10亿人口的穆斯林世界来看，这些损失用来交换500万以色列犹太人的生命，还是一个小小的牺牲。”

( 6月5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北部和以色列交界地区附近示威 )

对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极大改变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安全状况。戈兰高地不但阻隔了叙利亚，能有效阻击叙军长驱直入进入以色列的加利利地区和沿海平原，还使以色列获得了监控叙利亚的前哨：从戈兰高地可以直接俯视大马士革，连接两地的公路只有60公里的路程。而约旦河西岸地区恰恰紧邻以色列最窄的中部。“以色列必须拓进到约旦河边布防，以防止外敌入侵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必须注意的是，尽管以色列和约旦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伊拉克和叙利亚军队也曾经跨过约旦的领土袭击我们。”斯坦伯格说。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大片领土的控制，意味着阿拉伯军队将难以重演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拦腰截断以色列的历史。同时，由于耶路撒冷向东伸入西岸地区，北东南三面均与西岸地区接壤，占领西岸也就意味着为圣城树立屏障。

但被占领土对以色列的防卫安全到底能起多大的实际作用却也值得审视。“以色列军队曾经将被占土地用做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今天也必须承认，现代武器的发展已经使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权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伊兰·帕贝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1967年以色列出色地防卫了自身安全，而在拥有这些土地的情况下，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他们却表现得很差。”“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随着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突飞猛进，以色列已经变得更加强大。其实，即使他们退回到1967年前的边境线上，也并不会面临无法捍卫领土的严峻挑战。”美国研究性组织中东和平基金会主任乔弗里·埃罗森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事实上，以色列对周边领土的占领不仅仅出于国防需要。法国马赛商学院地缘政治研究主任亚西亚·祖比尔告诉本刊记者，水资源问题是以色列今天迟迟不愿归还戈兰高地的最重要原因。中东三大水系之一的约旦河流经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是沿岸国家最重要的水源。戈兰高地不仅是约旦河三大源头之一巴尼亚斯河的发源地，它的南面还紧靠重要蓄水区太巴列湖。

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曾经说过：“有了水你可以操纵政治，有了土地你可以发动战争。”以色列一半以上国土是干旱或半干旱土地，降水分布极为不均，耕地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20%，其中半数以上必须灌溉。

在1967年中东战争爆发前，阿拉伯国家正在约旦河上游修建水利工程。占领戈兰高地后，以色列就控制了从源头到约旦境内河流交汇处的整个巴尼亚斯河支流，阿拉伯国家的水利工程就此停止。战后以色列迅速发布了大量的军事命令来控制戈兰高地的水资源，将其规划到战略物资的范畴。这不但为以色列国内用水提供了保障，也成为扼制巴勒斯坦的重要手段。目前，以色列全国用水量的40%都来自戈兰高地，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人均用水量是巴勒斯坦人的3.5倍。近几年，中东地区的水危机还在不断升温。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报告资料显示，2008年底时以色列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737万人，人均年用水量已经比1948年时减少了1/3。而在阿拉伯国家，约旦河的用水大国约旦已成为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自然不会将戈兰高地拱手送出。2008年6月，以叙开始间接谈判。但是当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23%的人认为以色列应为和平让出戈兰高地。同时，以议会两次通过《戈兰高地法》，明确规定政府必须至少获得议会80%以上议员的同意方可归还戈兰高地。即使归还高地，也必须与叙利亚重新划界，确保水源安全。

在以色列对西岸和戈兰高地40多年的占领过程中，犹太人定居点的膨胀一直是最具争议的话题。1967年战争结束后，以国内就开始了关于占领区政策的激烈争论。时任外交部长阿隆强调：“没有犹太人定居的边界就不是国家边界。”他主导的“阿隆计划”以战略安全为出发点，在约旦河谷“安全走廊”建立了首批20多个犹太人定居点。时任国防部长达扬则主张在除西奈半岛以外的所有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并提出应当在约旦河西岸大面积定居，这是维持军队在这些领土上存在的必要条件。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带给以色列的冲击让其进一步确信要在被占领土建立缓冲区。政府开始批准在原边境线以外建立定居点，并委派犹太国家基金委员会和土地管理委员会去那里购买土地。政府给西岸贷款的数量迅速增加，达到国内所有工业项目投资额的5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过去40多年里，左翼工党和右翼利库德集团轮流执政，也出现过拉宾这样积极于和谈的政治家，但以色列各界政府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政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国内已经达成了复国主义共识。他们认为至少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土地就应该永久属于以色列。”帕贝说，“因此，左翼和右翼党派的定居点政策都是一致的：无论出于战略还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都要将一些土地划归为以色列所有，然后实施殖民。他们的区别只存在于策略层面，以及该如何应对国际社会的非议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哈罗德·沃勒也告诉本刊记者，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国际社会的态度也非常模糊。1967年底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242号决议虽然要求以色列从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回到“安全和公认的边界上”。“这实际上暗示了1967年战前的边界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绝大多数以色列人都相信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括对这一边界的修改。”

1977年5月，以色列发生了建国29年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的政府更迭。利库德集团击败工党第一次上台执政。虽然总理贝京在次年实现了与埃及的和解，并由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在西岸和加沙问题上，他迅速委任当时的内阁定居委员会主席、后来的以色列总理沙龙，推出新的“沙龙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以色列在西岸建立新的人口走廊，推进以城市为中心，扩建卫星城镇的定居点扩散方式。政府鼓励犹太人外迁定居，并取消了禁止以色列私人在占领地区获得土地的限制。“定居点建设明确地是在创造既成事实，遍布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和支撑它们的基础设施已经让巴勒斯坦在此片土地上的建国努力变得不现实。”美国旧金山大学中东研究主席史蒂芬·祖奈斯教授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以色列53%的定居点居民生活在耶路撒冷都市圈里，23%的定居者生活在特拉维夫都市圈里。对于以色列政治家来说，这些定居点已经在社会、经济和安全上与国内形成紧密的整体，任何定居点的撤离问题都可能是复杂的雷区。

没人能知晓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倾注了多少资源。拉宾生前的亲信丹尼·亚托姆曾说：“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定居点开支的所有情况，很多这方面的支出情况都被做了手脚以掩盖实际情况。”前总理西蒙·佩雷斯估计，1977年利库德集团执政以来，以色列在定居点上的开支超过了500亿美元。而这远不能涵盖这个国家的所有投入。大量正统犹太教信仰者集团的犹太村庄在建立之初并未获得政府的官方授权，但他们能够从各类以色列国内外宗教组织那里得到帮助，并最终获得政府的认可。而为扩大定居点人口，国家为迁移而来的犹太人家庭提供购地、缴税等方面的大幅优惠；对工业企业的土地租赁折扣可以达到惊人的69%。

自1967到2010年，仅在西岸地区，以色列官方授权的定居点共有121个，还有超过100个边远居民点虽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也在接受政府部门的支持。定居点建设已经成为一辆越开越快无法停止的列车。“包括被占的东耶路撒冷在内，目前以色列居住在定居点的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10%。在一个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国家议会里，定居点居民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选票群体。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都不可能轻易要求人们撤离定居点。”祖奈斯说。“撤离不能完成，就意味着巴勒斯坦建国也将是不能实现的。”美国加州大学国际法专家乔治·比萨莱特告诉本刊记者。■

（文 / 徐菁菁） 难解约旦河西岸死结定居点中东战争中东局势以色列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