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大千

( 《峨嵋积雪》 )

5月的香港，很是热闹。各类拍卖接连不断，“艺术香港”、“古董博览会”等展览趁势进行。如火的市场让苏富比也打破了30多年来的常规，首次在春秋两季拍卖之外，单独策划了一场“梅云堂藏张大千画”专场拍卖。梅云堂藏画自1997年在新加坡美术馆展出后，再未公开示人，这是14年后的首度亮相。

梅云堂为高岭梅（1913～1993）、詹云白（1916～1995）夫妇所创。高岭梅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贸易、医药及新闻事业，但他的主项是摄影，并以艺术人像著称。他曾为张大千拍摄画作而受其赏识，两人之间于画艺影艺各有所长，惺惺相惜。高岭梅夫妇倾慕大千的画艺，藏品中不乏斥重金购得的作品；大千也常常以精心佳作酬答知音，之后又结为儿女亲家，此份艺坛情谊，为今天奔赴拍卖场的人们很难体会。

1944年，已进入抗日战争的反攻时期，艺文界很多人士都身处大后方的四川，高岭梅一家也在其中。此时，张大千已完成敦煌之行，回到成都进行“张大千敦煌临摹壁画展”的相关工作。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部主管张超群说：“大千与高岭梅之间的友谊开始于30年代末期，但那时关系并不算密切。这个展览是一次机缘，让两人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来往逐渐频繁。”这一年，高岭梅最先获赠的是《荷花》，上款称“吾兄”，与作于同年三四月间的《黄山游屐》的上款“老兄”，两者大同小异，属于一般客套称呼。到了1945年夏天，大千所赠的《泛舟》，已改称“弟”。这一年大千46岁，高岭梅仅32岁，相差14载，可谓忘年之交。

在张超群看来，梅云堂藏画背后，是张大千与高岭梅两人几十年间的互动关系，如果将张大千4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作品组合起来，可以看到他在艺术表现发展之外的另一条人际关系及社会活动的脉络。有一些地方也可以拿来与张大千的生平传记、历史事件做对比，成为年表的一种补充。“每一张画作后面都有一个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张超群告诉本刊记者。

《天竺覆斗牛》是张大千送给高岭梅40岁的生日礼物。“覆斗牛”即瘤牛。原产于印度，是热带地区特有的牛种。其肩上有一肌肉组织隆起，状似“瘤”，故得名；又如量斗倒置盖于背上，遂有“覆斗牛”之称。1950年张大千到印度考察当地佛教艺术，印度奉牛为圣物，严禁屠宰杀食，所以城市乡镇常有瘤牛四处游荡，成为当地特有的民俗宗教风情。这幅《天竺覆斗牛》画于1952年夏，应在张大千暂居香港时，为高岭梅40岁整寿而作。高岭梅属牛，所以张大千特意取印度神牛入画，代“华封三祝”之意。这幅作品除常规的题字、祝寿内容外，也有当时画家的心情反映。画中款识：放牛桃林之野，吾与子何时得少休耶，则又为嘻嘘不已也。“彼此都为世俗的事情所烦扰，都为生活所拖累，有什么时间可以一起在桃花林之中过悠然自在的生活？如果大千先生和受赠人没有深厚的友情，他不会写下这些话。”张超群说。

( 《嘉耦图》 )

1957年，张大千由于糖尿病导致眼睛患疾，在纽约做过诊疗后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去东京修养。这时恰好日本盛产的冬菇上市，大千觉得味道鲜美，经常买来食用，没想到过了一阵子眼疾开始消退。由于眼病的困扰，张大千差不多半年没有创作，如今视力恢复，他很是兴奋，马上把富有疗效的《冬菇》画下来，寄给身居香港的高岭梅，以告老友，还加上长题：“以记一时乐事。”

张超群告诉本刊记者，你把这些背景对照起来，可以知道画家因为在那段时间里身体有恙，有时日没有创作。年谱虽有提及，但没有佐证的例子，这幅画就起到了提供详细证据的作用：大千因为什么情况而画，相隔多长时间不能动笔，开始动笔是什么时间……你把这些和年谱的文字做一个对比，就可以反过来证明，年谱所说的哪些准确、哪些有误。画中得到的材料往往是研究画家最好的第一手资料，上面所写内容不是后期做的文章、编的故事。梅云堂的藏画是可以反过来印证张大千履历的最好的一个物证。

( 《多子图》 )

梅云堂的藏画中，除张大千相赠的以外，高岭梅夫妇也会在历次张大千个展中以重金购画，增补藏品。从1944年起，高岭梅夫妇便开始购藏张大千的作品，其中《西园雅集图》和《图记》8屏是当时的重要藏品。抗战胜利，高岭梅夫妇携家回宁。张大千虽然家在四川，但经常往来京、沪、宁，举办展览，时有相聚。当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1947年张大千在上海展览时，画作标价以百万元计算，到1948年展览时竟高达亿元。在高岭梅之子高美庆教授所著《梅云堂藏张大千画》中曾对当时的景象做过描述：“标价之高，抢购之盛，真是空前绝后。”《嘉耦图》以及不少40年代的作品，都是高岭梅以金条计值入藏的。

1948年，高岭梅夫妇率子女移居台湾。翌年，张大千自香港赴台游览，高岭梅协助筹划在台的首次展览，极为成功。此时张大千有感时局变化，于是返回四川接家眷赴台，随即与高岭梅夫妇一同去到香港，不久后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在50及60年代大千访港时，每次都由高岭梅夫妇接待，多次居其寓所。高美庆在《梅云堂藏张大千画》中回忆：“当时弟妹们年纪尚幼，总爱围观这位红脸美髯的张伯伯挥毫。张伯伯兴致一到，小孩子还会得到意料之外的收获。”

( 《天竺覆斗牛》 )

定居香港后，高岭梅创立了东方艺术公司及东方学会，在推广中国文化的同时开拓商机，业务涵盖出版印刷、展览策划等，得到张大千的鼎力支持。而高岭梅也致力于使张大千的艺术能宣扬于海内外。他为大千编印的《张大千画》（1961）一书，收录画谱及画论，更包含作画步骤图示，有助于研究张大千的画艺理论。每次大千的展览，高岭梅都会借出一己的收藏，充实展览内容。张超群说，对于梅云堂的藏画数量，我只能说在1993年，以“梅云堂藏张大千画”作为总标题而推出的展览，里面有100多张作品。但这是不是代表梅云堂全部的收藏，没有人知道。

据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介绍，苏富比在两年前已经开始与梅云堂洽谈拍卖事宜，直至今年春拍结束后的第二个星期才最终确定。至于高家后人为什么要将画作在此时释出，张超群给出了一个较为实在的回答，他说：“作为拍卖公司，有好的作品拍卖是最高兴的事情，我们不会刨根问底地问人家卖东西的原因。高家的后代都是事业有成，所以能卖600万元还是6000万元，对他们而言不是重要的事情。卖得好，自然开心。只是东西出来一定要有姿态，有它们的身份和荣誉感。”

( 《红叶白鸠》 设色纸本，立轴，1944年作，141厘米×61厘米 本幅以白鸠取代白鸦。白鸠体型丰满，肥呼呼似蜷缩一团，神态憨拙可爱；栖伏高枝，伴以红叶，一轻一重，奇趣顿生。画家在题跋中点明所写植物乃檞树，这与他一般泛称“青城樟、楠、漆树俱未秋先红”，以红叶笼统代之有别。大千先生好写《红叶白鸠》，一为当年携自甘肃天水的红爪白鸦，一为以青城山诸树未霜先红做背景，借动植物共置画面，一通体雪亮，一灿若彩霞，正是“粉光霞彩相映带”，色彩对比鲜明，视觉效果强烈。纳诸画图，正是自然造化之功，聪明如大千者。 )

因此在挑选此次拍卖作品时，张超群觉得难度很大。“哪怕是一个小的扇面都很难抉择。先不说商业层面的问题，大千在艺术方面的水平和某些特殊的处理方法，完全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所以挑选的标准很难拿捏。”张超群决定依据两条脉络选择：一是能体现梅云堂如何产生的作品。他说：“因为人和人的关系，才能有这样的收藏，所以选了《天竺覆斗牛》，以及大千去往阿根廷之前送给詹云白的礼物《美人障扇》。而《嘉耦图》中的荷花鸳鸯，取意佳偶天成。这几张画开宗明义地把他们之间紧密的情感凸显出来。”另一条线索是把张大千在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晚期不同风格的作品贯穿起来，所以前有工笔开场亮相，后有泼彩压轴，纵线明晰。横向的是选取不同题材，花卉、山水、人物、动物，用纵横交错的坐标组合将多元化的面貌呈现出来。“当然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两人之间的情意。”

在张超群的眼中，高岭梅伉俪是超越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收藏家的概念。在他们的年代，不是今天有钱了去买一张，明天有拍卖了去高价拍一张。这是花去了四五十年时间所积淀下来的一份收藏。而今天的收藏家们很幸运，在拍场里，钱可以解决问题，也许十来分钟，就能买下曾经需要耗费好几年才能收到的佳作。

( 梅云堂藏张大千画 《自画像》 水墨纸本，立轴，1959年作 58厘米×34厘米 大千先生好作自画像，自20年代至逝世前，逾半个世纪创作生涯中，自画像在百幅以上。1959年笔下所出此题材多幅。本幅即赠高岭梅之作。图中大千居士侧面，半身，一手捧卷、一手抚须，一派怡然自得。 全画以淡墨写成，仅浓墨点睛，目光迥然有神；行笔简练，线条洒脱利落，捕捉了画中人年龄、样貌特征。 )

在4月初香港苏富比春拍时，中国书画部分有15件拍品成交价超过千万港元，张大千的作品占了1/3，其中《蜀山春晓》以6450万港元成交，拔得头筹。时隔一个月，张大千作品的专场拍卖不负众望，25幅作品以6.8亿港元成交，平均每张高达2720万港元，其中《嘉耦图》以1.9亿港元创下张大千个人作品最高拍卖纪录，想必这个纪录一定不是张大千作品的最终纪录。■

（实习记者段棣淳对本文亦有贡献）

( 《东丹王人马图》 设色纸本，立轴，1953年作 1953年5月，大千先生应邀赴台湾举行画展。其间，往台中雾峰北沟参观“故宫博物院”所藏历代名迹。本幅题曰：倾于故宫博物院观真迹。即指此事。早在1949年初，大千笔下已有构图相似的作品。 东丹王乃五代契丹人耶律培，辽主耶律阿保机之子，获封东丹国王。投后唐，赐李姓，更名赞华，以善绘胡族人马题材闻名。 )

（文 / 李晶晶） 香港大千艺术张超群美术张大千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