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焦虑的父母是如何炼成的

( 孙杨、马宇驰夫妇 )

记者◎杨璐

什么样的父母最焦虑？

于杭（化名）的工作很忙碌，她查了一周的行程表，只能拨出一个午饭的时间接受采访。这样的工作强度到了周末也不停歇，自动转为育儿频道。周六早上要带着4岁的孩子从北京的西四环开车到东三环外上雅马哈音乐课，中午在车上睡一个半小时的午觉，下午继续上美吉姆的运动课和艺术课，如果是不上艺术课的下午，孩子就要去上范阳画室的绘画课。周日上午要学一个小时的太极拳，下午全家到郊区租种的农场种地。虽然于杭自己也认为周末的早教课程在所有参加早教的孩子里面算多的了，可是她并不认为这是盲目。她告诉本刊记者，孩子周末的繁忙行程，是根据“自己经济情况和孩子的接受情况综合判断”。

如果我们拉远一点距离，站在一个西方心理学者的角度来看，或许她给出的判断会不一样。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菲在《现代育儿心经》一文中，也谈到了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经常可见的这类场景：“随便翻下日历，随便找个周六，在这一代最出类拔萃家长中随便找一家，都会看到他们与孩子一起奔波于体操课、生日聚会、足球班、艺术熏陶与登台表演——为了孩子所谓的幸福，所有的日子都消弭于紧凑而又精准的安排中，家长们一天到晚连连贯的谈话都成了奢望。”即便如于杭所说，这些训练课程并非功利的应试，而是针对孩子的特性，但凯蒂仍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种高标准的专注、指导与剖析，是家庭生活太过偏向于孩子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孩子少关爱一些，但人们更想知道：这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关心是否真对孩子有益？家长的自私自利——想着自己生活忙乱不堪，因此有时自己所做的事并不完全着眼于孩子的娱乐或者成长——是否能有点心安理得？”

育儿焦虑的源头是亲子之爱。最原始的表现方式是孩子随时会受伤的幻觉，以及自己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的强大愿望。在近代，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的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当这个伴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被商业力量催生出的豪迈理想，与生育低潮导致的“一孩家庭”结合时，亲子之爱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在临床医学家戴维·安德雷格教授的研究里，因为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缺乏育儿经验的父母，会对孩子的安全、健康过度担心。而且这种担心会因为孩子数目的恒定，在漫长的成长中难以得到削减。

( 为了孩子能够顺利入园，家长们在幼儿园门口排起了长队 )

可以说，不同国家的育儿焦虑都源于一种传统的美好情感，但在商业力量和生育低潮的共同作用下，迸发出了负面情绪，并产生了一代过度焦虑的父母。如果配合另一个美国社会学教授玛格丽特·纳尔逊的研究，会发现父母的过度控制与其所属的社会阶层有密切联系。“过度控制的父母多出现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选择在时间和金钱上都高投入的方法来育儿，因为他们的工作场所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随时顺应孩子的需求变动；有足够的资源去购买优质教育，能够支付各种课外活动的费用，并让孩子接触到最新的技术产品，比如手提电脑、移动电话。做的所有事和付的所有钱，都是为了保证孩子能够保持或者成为社会上拥有一定权力的阶级。”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数据是，大约从2007年开始，当名目繁多的学前素质教育逐渐普及为大众所接受，北京一家知名早教品牌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做了一个调查统计，发现热衷付费开发孩子潜能的会员里，60%是本科以上学历，家庭月收入过万，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都市白领。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于杭都符合这些条件：她接受了高等教育，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有自己的住房和汽车，而且，只有一个孩子——这是在理论研究中最易引发育儿焦虑的中产独子家庭。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家庭可能还会增多。按照中国零点咨询调查集团对中国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20～29岁的“80后”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可以合法生育二胎的，但事实上这部分人群生两个孩子的意愿最低。在调查所及的20个城市中，北京、上海这两个超级大都市，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大连、沈阳、长春，长三角地区的南京、杭州等城市生一个孩子的意愿更强烈。

( 日本横滨一家舞蹈学校里，一种名为“婴儿舞”的课程很受欢迎。课程针对3个月到2岁婴儿的早教，让妈妈与孩子增强互动，还能让产后的母亲迅速瘦身 )

“独一代”和“独二代”同堂

看起来，子女数量的减少是世界性育儿焦虑的源头，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的国家，情况还不这么简单。

( 果果妈在小区附近开的幸福宝贝俱乐部，可以让孩子在里面尽情玩耍 )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它创造了减少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的控制奇迹，也创造了1.6亿左右的独生子女。至今对这一生育政策的社会评价，多集中在新生儿减少造成的人口红利降低、社会结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等经济、社会问题，但如果结合成熟工业社会的心理学研究，可能会发现，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为父母时，他们所经历过的育儿模式，会对他们今日的育儿心理产生强大的影响。

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曾表示，“十一五”时期（2006到2010年）中国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2015年后结束。相比前几次婴儿潮，这一轮新生儿高峰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但特殊之处在于，父母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这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结构中，第一次普遍出现了两代独生子女同处一室的局面。

在已有的关于育儿焦虑症的研究里，西方学者研究的只是独生子女作为被喂养的对象。但当独生子女作为父母时，他们的心理特征，会对他们的育儿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独生子女心理研究中最负盛名的学者是阿德勒，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信徒，在上世纪20年代完成了对头生子女、后生子女和独生子女的严格观测。阿德勒及其追随者认为，独生子女与头生子女拥有很多共同特点——在教育和事业方面拥有较高成就，有一种会不知不觉地演变为过度责任感的负责态度，而且不愿背叛父母的价值观。但另一面是“通常不适应生活，他们就像寄生虫，不劳而获，由其他人来照顾他们的需求”。而在中国，“独一代”更容易被过度呵护的一个社会背景是，“独一代”的父母大多出生于50年代，他们大部分人的人生理想在和这个国家共同经历种种动荡与磨难中消弭殆尽，更容易成为“失去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人”，并因此形成和孩子相互长久依赖的关系。

因此，在父母的保护下，几乎未经风浪的“独一代”们，因为育儿，要经历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考验。根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除了香港澳门外，白领收入最高的内地城市是上海：5550元/月，北京白领的平均收入为5200元/月。在CPI指数连年上涨的情况下，白领的平均月工资仅比2007年上涨200元左右。我们姑且以这个不太准确的平均数据作为基础，来计算一下育儿在这些年轻白领父母的家庭开支中占据的比例。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曾刊发了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这可以说，抚养子女的总经济成本是惊人的。但是这个成本计算却被舆论认为低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养儿成本，如果算上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孩子成年前的总成本估计要达100万元。一个数据经常被用于描述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国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5年的36.7%。但对一个生活在北京或上海的白领家庭，一个孩子的增加，每个月单奶粉费就要达到上千元，可以立刻让我们在恩格尔系数上的社会进步消弭于无形。

不管是从育儿的经济成本，还是从和上一辈的感情联系来看，让老年人帮助育儿都成为城市白领普遍采纳的一种方式。按照一项在线数据的调查，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消费成本居高不下的超大型城市，老年人帮助育儿的家庭占到70%～80%。

三代同堂，其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是中国目前比较特殊的家庭结构。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养育孩子，这有助于育儿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富的增长。但这种模式在积累两代人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它们将共同作用到对同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紧缺之困

“独一代”的父母，和“独二代”的孩子之间相差了约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资源的种类与分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产，喂养，上幼儿园，上小学……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育儿链条，但如果再循着传统的路径走，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阻力。孙杨的故事能部分说明这种变化。

孙杨是北京人，受过高等教育，在一家颇有声誉的传媒公司上班，不是举目无亲、全无资源，但当她从2010年开始怀孕后，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焦虑感。

刚发现怀孕时候，孙杨有流血的症状，医生诊断是孕酮低，必须请假回家好好的调养。提心吊胆地躺了几周，吃药、检查、养胎下来，宝宝一切正常了，孙杨和丈夫马宇驰却没有放下心来，反而是更加小心慎重。他们想找一个经验丰富、医术高明的好医院建档、生产。

首选是专业的北京妇产医院，可是孙杨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同事在那里做产检，看见5月10日预产期的孕妇被通知没有床位，孕妇哭着哀求医生想办法，可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到时候只能住在走廊里。”北京妇产医院在建档上没有限制，到了生产的时候很可能就得住走廊，这实在太刺激临产孕妇的心灵了。

第二个选择是协和医院，负有盛名、离家近，而且协和医院是用在建档上限制名额来保证床位的，一旦建上档就不再有波折了，按部就班等待生产就行。当然，孙杨和马宇驰知道这样出名的医院，挂号难是一个常识，他们查到每天早上开始挂号的时间是6点40分，一个月前的周四早上5点钟马宇驰兴冲冲地到协和医院排队。“我以为我到得够早了，结果人排得已经看不到大厅的门，我估计当时前面能有100人，大厅里还有5排200多人。”马宇驰不停地被“黄牛”拉住询问。“他们问的还不是你要不要号，而是要不要买队伍前面的位置。”他到医院旁边的肯德基买了两份早餐，想用大吃一顿来化解郁闷心情，结果看见早上成群结队上学的学生，心里更难受。“我想我的小孩将来这么有朝气地去上学，可是他不知道他爸爸今天排队这么难。”马宇驰对本刊记者说。

孙杨和丈夫遭遇的是育儿链条上第一环的资源短缺。以协和医院为例，“产科只有一、三、五开诊，而且每天只有5个号”。马宇驰对本刊记者说。资源的绝对短缺，还在网上催生了协和医院产科挂号攻略这类信息指南。“那些早就等在大厅的人是前一天晚上医院下班后就去排队的，每人按先后顺序给一个排队的号，然后不能回家睡觉，因为整晚隔些时候就会有人出来点名，不在的人就被划掉了。像马宇驰那样第二天早上才去的，不管多早都是连进大厅的资格都没有。”孙杨对本刊记者说。马宇驰为此开了一个“一切为了孩子”的微博，他说：“我觉得我们就是现在最典型的父母，城市里长大的‘80后’、独生子女、有一份收入还可以的稳定工作，如果我们生孩子都这么难，北京城里那么多外来打工的，可怎么办？我开一个微博是想跟朋友们交流、分享我的心情，也想记录整个生命诞生的过程。”

如果把育儿焦虑症的爆发点分为几个阶段，生育难不过是第一个门槛。婴儿潮通常被用来解释——70年代生人的平均生育年龄推后，导致与“80后”的生育高峰出现了重叠。但这种解释可能夸大了生理上的不可抗因素，而掩盖了我们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实际上，产科挂号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的产科大夫严重短缺。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王琪告诉本刊记者，作为医疗纠纷的重灾区，产科工作辛苦，风险较大，而待遇却很低。产科医生24小时接诊，夜里常被叫起，精神长期紧张，容易发生差错事故，导致产科医生流失严重。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产科床位不足40张，有些甚至与外科共用手术室。由于高级人才短缺，很多医院产科缺乏处理疑难杂症的经验，不愿接收危重病人。于是，大量产妇集聚专科医院，出现了就医难。

而且，按照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一个城市提供公共服务资源的预算，是以户籍人口为基准的。但涌入这个城市中的生育者，却是跟随政府建设项目资金的流向。北京市的投资保持连年增长，即使在2010年抗通胀、适度投资的情况下，2010年北京市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93.5亿元，同比增长13.1%。这些资金创造就业，也创造生育者，他们挤占了并不为他们准备的公共资源。“2009年，北京市新生婴儿17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地人。”王琪说。

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育儿链条的下一环。2007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幼儿园。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当然，在已经市场化的学前教育领域，选择收费在5000元以上的高档幼儿园，可能会让竞争减少，但会遭遇到老一辈父母生活经验的质疑。要知道，在他们养育“独一代”的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下公共资源的巅峰期。街道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企业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各种形式和主体的学前教育琳琅满目。从全国范围看，80年代光街道幼儿园就有10万所（这一数据在2007年变为2万所），而且收费低廉。一个学期的学费两块钱，这是让上一辈父母念念不忘的收费标准。如果选择众多正规体系外的“山寨”幼儿园或者家托，在食品安全与治安问题频发的今天，体制内有监管的尚不可靠，体制外的更难以信任——谁来为你孩子的安全负责？

这是中国育儿焦虑症的核心，也是相比西方“一孩家庭”的独特之处。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但如果循着上一代的既有路径，却要遭遇即便拿钱也难以解决的激烈竞争。

选择之难

如果说学校教育是育儿的必需品，中国的年轻父母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困境，那在育儿的副产品上，他们面临的则是选择太多的焦虑。

一句有关育儿深入人心的说法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且在现实中通常被焦虑的父母演绎为短跑的起跑线。从教育学上，这是一个荒诞的说法。起跑线是一个竞技体育的概念，让孩子必须一出生便会跑步，而且从第一步起就是连续不断的冲刺，这是父母一种不讲道理的想象。但从广告学的角度，并结合“独一代”的成长史，这句话就足以成为鞭策新一代父母的警世恒言。70年代人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在竞争中长大并在竞争中持续前行，他们承受的压力，是以前年代的人所无法相比的。虽然每个真心爱孩子的父母都会认同，孩子不应该成为标榜的工具，但如果孩子的竞争力就是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力量，以及对孩子负责程度的竞争，那么把孩子当成自己一件伟大的作品互相炫耀攀比，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这也催生了名目繁多的早教市场。除了父母培养理想孩子的愿望之外，“独一代”的父母背景也是华威国际合伙人罗文倩认为的一个原因。“原来的育儿经验可以由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交流，现在的新父母都是‘70后’、‘80后’，许多独生子女，许多离开自己的父母到另外的城市工作，他们缺少育儿经验，而且因为生活成本的关系，也不能由一个人全职抚育孩子，所以需要这些机构的帮助。”罗文倩对本刊记者说。

罗文倩把目前眼花缭乱的早教机构分为国外引进和本土开发两类，但是其实两类机构最重要的宗旨都是迎合家长的需要。一个孩子的成长总有很多节点，而每个孩子生长节点的到来也不尽相同：比如突然能跳跃了，突然不怕生人了，说话吐字突然清楚了，突然会用勺子吃饭了……这些节点是育儿新手们不知道，但又非常欣喜看到的。东方爱婴的总经理贾军告诉本刊记者，孩子在成长发育中里程碑一样的变化和快乐是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在研究儿童成长的项目同时，其实早教产品也在研究家长心理。于杭告诉本刊记者她最初的早教体验：“我隔着窗户往里看，10个不到6个月的宝宝在教室里面非常安静，我就想，如果我的孩子将来能这样就很好。”

从孕期妈妈学习班接触早教课程开始，于杭就成了早教课程的拥护者，宝宝的语言、动作、社会交往各阶段各方面不同品牌的早教课程她都仔细比较考察过，选择或者不选择的原因都分析得清清楚楚。“雅马哈音乐是对孩子进行音乐节奏的训练，它不是功利性的考级或技术训练，因为它一点不教指法，我只想培养孩子的音乐鉴赏能力。美吉姆的特点是强调运动，我不是说我孩子的运动方面不好而是希望他能够在非竞争环境下有力量和平衡感的训练。范阳画室也不是学习绘画技巧，它训练的是孩子能够用画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些外资早教班虽然强调双语教学，可是我觉得，每周上一次课对英语的帮助不大，而且教具里面用大屏幕点读也不好，宝宝在家里都是不看电视的。”“70后”、“80后”的父母大多经历了自己父母望子成龙、考试激烈竞争的少年时代，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被应试教育和功利性学习所压迫，极力强调培养的是孩子们基本素质和能力，可这些基本素质又包括绘画、音乐、体育等许多方面十八般武艺。于杭觉得，自己和丈夫都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内有体制内的好处，但是她希望自己的宝宝将来除了工作有自己喜欢的领域，还能自由度大一些，而这些都是以这些课程所培养的素质为基础的，这又是另外一种望子成龙。

早教产业在家长认可的背景下扩张很快，贾军告诉本刊记者，地域上讲，他们已经把连锁店从大城市扩张到县城，而年龄阶段上也由0到3岁扩展到4至6岁的幼儿园时期。但是早教机构无法代替幼儿园的作用。“毕竟大部分家长都要上班的，而每个早教课程都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不能带着孩子一家一家地跑。”贾军说。幼儿园又是另外一种产品了，罗文倩告诉本刊记者，它需要配套的场地，更严格的许可证、更有经验的园长和老师，门槛要比早教行业高很多，它不见得需要全国连锁店式的扩张，也不一定需要资本介入。因此，虽然幼儿园是一个紧缺资源，可是无论知名早教品牌还是教育行业活跃的风投公司，对进入幼儿园的领域都很慎重。■（文 / 陈晓） 父母一代焦虑育儿如何幼儿园儿童早教炼成育儿健康育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