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小农的赌局

( 菜农与菜贩为了一车菜差两块钱在讨价还价 )

死亡

车辆，人声，泥泞，蔬菜。5月9日清晨7点多，刚下过一场大夜雨后的司家村蔬菜批发市场，已经挤满了买卖的人群。在2011年这个30多年未遇的惨淡收购季，卷心菜的价格终于在收官阶段有了微弱上扬，离开了以分为单位计价的谷底。村民们的解释是，就像股市上追涨杀跌的小散户一样，大部分村民在价格跌到底谷的4月末，因为恐惧菜价会没有底线地下跌，都赶着卖光了地里所有的菜。现在剩下的不到总产量的1/5，“供应量减少了，自然价格要上涨一点”。

菜农韩陨嶺是少量还能在这段颓市中的“小阳春”参与买卖的司家村村民，这让他今年的败局不那么难看。毕竟和4月末的历史低位——0.05元/斤相比，5月9日的卖价已经上涨到0.18元/斤。按村民们的算法，“现在卖1车顶当时4车”。当韩陨嶺找好了买家，正准备卸货装车时，他突然晕倒在市场的泥地里。

一开始，这看起来只是市场纷扰买卖间的一个小插曲。韩陨嶺好酒，在村里也是有名的，村民们说他“每天都喝，能喝两斤”。酒精过量导致的血压问题引发晕厥，是一个合理的解释。甚至他的父亲——村支书韩会利也在送儿子去医院的车开走后，又回到村部办公室继续办公。但几分钟后，他被一个准备大额治疗费的电话叫走——韩陨嶺是急性脑血管破裂，送到医院时已经难以救治。下午拉回村庄时，手上还挂着尚未输完的点滴，傍晚就断了气。

这是2011年春季以来，司家村的第二起死亡事件。第一起发生在半个月前，村民韩进在菜价跌到0.15元/斤时，在家中自缢身亡，使“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一起成为最热的社会话题。当城市人必须经由死亡的提醒，才会去关注一个村庄时，韩陨嶺的死更反映了整个村庄的困境。与村里的贫困户韩进不同，韩陨嶺代表着村里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有30多年蔬菜种植史的村庄。在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里，种蔬菜被公认在经济效益上高于种粮食，因此司家村的经济水平一度在农业大镇——唐王镇上领先，也因此至今维持了土地高度平均化的分配现状。绝大部分村民都“以地为生”，并没有产生贫富分化。村里有1200亩土地，900亩种植蔬菜，人均土地为1.1亩。

( 菜农冒雨把卷心菜从地里拉出来卖给收菜商贩 )

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的土地规模。司家村在过去30年的种植过程中，已经将土地利用到了极限。“可以说登峰造极。”村里走南闯北的蔬菜经纪人韩会银对本刊记者说。相比别的村庄一年种两季，司家村的土地一年可以有三次产出。除了3个月的出售期外，土地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虽然刚经历了这个黯淡的春季，但村民们已经收拾起卷心菜的败局，种下了夏季的主要作物大葱，村里的土地上到处能看到一片片摇曳在葱头的圆形花苞。“种粮食还分农忙农闲，种菜一年四季没有闲的时候，甚至大年初一的时候，都要上地里堆土、切坡。”韩会银说。

这些密集的劳动，每户家庭基本上都是由两个人承担，而且大部分是40～70岁的人。村支书韩会利告诉本刊记者，司家村不算一个大村，一共1000户人，因为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大部分家庭已经形成与城市相似的“421”人口结构。每户人家中约为3～5口，土地量在4～6亩。年轻劳动力的补给远不如老年劳动力的代谢，40岁以上的占了村庄人口的80%，韩会利称之为“老龄化村庄”。

( 唐王镇司家蔬菜交易市场每天清晨就开始交易 )

作为村里的最高权力者，韩会利家中拥有的生产资源和其他村民并无二致：一家5口人，一共有5亩地。韩会利和妻子年近70岁，儿子韩陨嶺和儿媳妇才是主要劳力。

因为土地规模、品种、收入和生活方式的相似，每家人的私生活都是村庄的公共生活。村里人很容易对韩陨嶺的死亡有了一致的说辞——先是对他个人的惋惜：“38岁，1.85米的大个子，村里少有的壮劳力，对人也好。”然后是对村支书老两口的怜悯：“两个近70岁的人，就这一个儿子。”最后转变为对自身命运感同身受的叹息：“是累死的！愁死的！”

( 卷心菜收割结束后，当地农民开始种植大葱和冬瓜 )

赌局

2011年，卷心菜收购的起笔就不妙。4月14日开磅，收购价是0.5元/斤，第二天就跌到0.28元/斤，此后一路下行。老农韩立吉被村里人公认为“脑子好用”的种菜高手，也说他“36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崴的年头”。甚至2003年都比今年强。当时春季卷心菜上市就撞上“非典”——为了阻止疫病传播，蔬菜通往城市的大部分通路被封锁了。在那样城乡关系濒于断绝的极端情况下，司家村的卷心菜价格以0.54元/斤开磅，最后跌到0.06元/斤。但这是属于百年不遇的疫病灾害，与蔬菜的价格规律无关。

( 由于今年卷心菜价格太低，部分农民赶种了成熟较快的小白菜来弥补一些损失 )

对今年低价一个通常的解释是，天气原因加“大小年”效应。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对本刊记者说：“2010年有两个异常气候。第一个就是4月中旬，随着南方蔬菜的退市，北方蔬菜由于遭遇到‘倒春寒’而推迟上市，市面上当季蔬菜供应量不足，‘断茬’近一个月。”在“断茬”口上市的司家村卷心菜因此大受欢迎。按照村民张玉珍的卖菜记录，这一年村里蔬菜开磅的日期是4月18日，比上一年晚了近10天，但起价就高出上一年3毛/斤，达到1.16元/斤。“这一轮好的行情，直接影响到了2011年的卷心菜跌价。”刘通说。好价格对土地种植的示范效应是，对市场大势并不了解的小农户，只能根据上一年的蔬菜价格来决定今年的种植方案。上一年的高价，导致了今年的盲目种植，供过于求下，卷心菜价格崩盘。

但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户对今年的卷心菜价格走势判断并不相同。大部分司家村村民确实怀抱着今年卷心菜能延续去年辉煌的愿望，而对有经验的老农来说，他们也料想到了，“2010年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好年景，下一年价格百分之七八十是要跌的。”但两种判断殊途同归。不管是看空看多，他们都延续了上一年的种植面积。“传统种植模式和种植习惯形成了，是很难改变的。”韩立吉说。

( 司家村蔬菜经纪人韩会银夫妇 )

司家村一年的土地种植分为三季：春季是卷心菜，夏季种大葱和冬瓜，秋后则是大白菜。其中春季是最重要的一局。“因为夏季之后，风雨多了，坏天气更多，作物的收成更不好控制。而北方秋季之后，入冬很快，气温骤降，蔬菜总是气温越高越好生长。”韩立吉对节气的解释，浓缩为一句古话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在司家村人的家庭收入结构中，春季卷心菜决定这一年村民的存款，后两季菜的收入则用于家庭开支。对重储蓄，少消费的传统村庄来说，这种财政结构也表现了春季这段时间和卷心菜这种作物对于村庄的重要性。

如果以“冒险论”分析菜农行为，司家村的种植结构看起来并不合理：因为卷心菜的生长期不短——从头年12月1日开始育苗，到次年4月成熟，5月出售，要占用司家村半年的土地和劳力。在一年中最风调雨顺的季节，耗费半年时间，单赌一个品种，无论如何都不是明智谨慎的决定。

韩立吉告诉本刊记者，司家村的种植品种也是经过历史淘汰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春季有两个品种：西葫芦和卷心菜。这是生产周期和生长季节相同的两种作物，而且西葫芦的经济价值高于卷心菜，一度在司家村民的春季种植中占据主要地位。“西葫芦在10年前就能卖到一块多一斤，而且它的产量更大。一亩卷心菜的产量约为8000斤，西葫芦的亩产量能达到2万斤。”韩立吉说。

但进入2000年后，西葫芦逐渐不适合司家村“老龄化”的劳动力结构。“但是，西葫芦管理更费力，要人工授粉，躬着身子在不到1米高的小棚里，我的腰都受不了。”张玉珍对本刊记者说。她今年才43岁，属于村里相对年轻的劳动力。

而其他可以在这个季节种植的菜品，比如豆角、西红柿，因为需要扎高的竹架，也不符合司家村的现实。“必须要两米高的大棚才可以做。”村民韩俊说。但司家村的大棚很少。一方面是经济投入的压力，“一个大棚的投入成本是3万元，而一个小棚的成本只需要3000块”；另一个原因是司家村的土地过于分散，“被土地均分制度切割得太碎。大棚需要长度，至少80米，越长内部温度越高”。但司家村每户人家的几亩地都分散在三四个地方，很难找到符合大棚条件的土地。

因此，看起来市场有太多菜品可供农户随意选择，2011年的损失，似乎是菜农灵光一闪，转变种植结构就可以避免的败局，但实际上，是否换一个品种，或者增加一点品种来分散赌局的风险，并不是由农民的认识水平和意愿决定。因为土地规模、劳动力、资本实力等生产要素的局限，决定了司家村民与卷心菜捆绑在一起的赌局。因为消费量高，投入成本低，卷心菜就像是股市上的低价大盘股。从以往的历史来看，持入在手，不至于暴富，但也极少大跌。

因此在2010年末，韩立吉仍然延续往年的种植习惯，在自家的5亩地上，全部种上了卷心菜。他预料到今年百分之七八十的赔率，但是按以往的经验，所谓的输赢，也不过就是在成本线上下的浮动。根据张玉珍家的记账本可以看出，从1998年开始，每年卷心菜的价格基本平稳，每斤起价约0.5元，收尾价约0.1元，平均下来，与村民们自定的成本线0.3元相差无几。因此，对于村子中的老农来说，他们都接受了种菜就是冒险的宿命以及“好一年歹一年”的盈亏定律，但却没料到今年会出现如此惨痛的败局。

他们的土地规模没变，种植面积没变，种植品种没变，但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变了。这让蔬菜小农的赌局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要追寻这个变化脉络，2005年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年份。

供应链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民张玉珍将自己家庭每年的每笔卖菜收入都记录下来。翻看这些累积的账本可以发现，在2005年前，每年的三季蔬菜都属于多样种植。春季有西葫芦和卷心菜，还有少量小油菜。夏季则有七八种蔬菜，“一块地上，每行菜的品种都不一样”。但从2005年，蔬菜种植的专业化初现端倪。春季蔬菜在这一年全变为卷心菜。已经逐渐不适应村庄生产条件的西葫芦，由于在2004年糟糕的市场表现，终于被彻底淘汰。“2004年西葫芦收购价最低达到0.17元/斤，即便按照亩产2万斤来计算，一亩西葫芦的收入也不过5000元。当时一亩卷心菜的收入大概是4500元，但投入成本只有西葫芦的1/5，所以更觉得种卷心菜划算。”韩立吉对本刊记者说。

专业化种植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号召”。因为城市地租的快速升级，原有的以城郊自供为主的蔬菜供应体系遭到破坏。以北京市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的蔬菜自给率是40%，但现在北京市农委提供的数据是28%。中间近一半的差额，必须要距离城市更远的农村来补充。司家村种植蔬菜的先天条件很好，这里有丰富的地下水，土壤属于肥沃的红沙土。“不管种什么品种，旱涝保丰收。”村支书韩会利对记者说。因此，在2005年，司家村成为当地比较早的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响应政府号召，把村子里的大部分麦地也都改种了蔬菜。

司家村在2005年成为政府打造的蔬菜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它第一次和都市建立了连续和稳固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深刻性已经远超过从前以多样种植，自给自足作为最后屏障的买卖关系。赌局正在升级——司家村民将自己的全部土地资源和近一半最风调雨顺的时间，都交给了一个品种。在当时看起来，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当村庄在土地规模、资本水平与劳动力的补给上都遭遇到发展瓶颈时，一个广阔的市场掩盖了以上危机。在保持土地高度分散的前提下，司家村人建立了自己和大市场接轨的模式：小农规模的土地+单一种植+区域基地，以此形成城市所需要的规模化。

至少在这种模式建立的前5年，由于巨大的供需缺口，升级的赌局表现出的都是收益而非风险。首先产量得到大幅提升。韩立吉说，种植经验对蔬菜产量的影响是巨大的。“像西葫芦，10年学不来。卷心菜相对简单，也至少要5年。”从2005年开始专业种植后，司家村的亩产量在直线上升。按照张玉珍家的账本：2005年，4亩地的总产量是2.5158万斤；到2010年，总产量为3.455万斤；2011年则达到3.6万斤。

虽然一个家庭就增产近万斤，但外部市场的需求好像永无底线。以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新发地为例，“近5年新发地每年的蔬菜批发量从30亿公斤增长到了近40亿公斤，但所占北京市场的份额依然维持在2/3。”新发地常务副总张月琳告诉本刊记者。因此，司家村的卷心菜卖价一直稳中有升。“村庄人是很难存下钱的。”韩立吉说，“这几年一年能存下1万。最好的2010年，能存下2万元。”

司家村的村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市场。这个市场中无数的需求和种植方，由一个阡陌纵横的供应网络来链接。按照和城市的距离，以及供给规模的大小，蔬菜经纪人韩会银把这个网络分为三级：以北京新发地为代表的，位于“北、上、广”等超大城市的蔬菜批发地。这类市场数量不多，但由于巨大的需求量，它们的价格影响辐射全国产地。第二级是距离省会城市近的批发市场，大约200～300公里就有一个。第三级是直接在产地的批发市场，它们属于网络的最底端，辐射半径也有2～3公里。司家村就属于这一级。在它附近3公里的半径内，就有4个类似的批发市场。韩立吉说以前是自己开着三轮车进城卖菜，现在规模种植让济南的收购方来到家门口。价格好的时候，还能吸引来河北、江苏的收购商，最远的来自东北。

刘通说，现在新发地的大宗蔬菜，供应链已经基本成型。“每个季节，每个品种的蔬菜，从什么地方来，基本上已经固定了。每年的产地都是先南后北，再由北向南，周而复始。”济南七里堡批发市场上的经销商小夏告诉本刊记者，卷心菜是自己的主要收购品种，为此一年的行程安排是：3月在山东仲工镇，那里是山区，群山环绕中的气温更高，因此上市稍早于司家村，但面积不大，收购期只有20天。4月来唐王，即司家村所在地，5月去邯郸，6月去张北，12月去山东临沂。

蔬菜供应链存在的前提是产地时间差，时间差长短则决定了农户的盈利空间。按司家村在供应链上的位置，每年属于它的时间差是从4月开始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前一茬上市的是南方卷心菜，扁形的，质量不如我们好，我们的菜一上市就比它们贵一倍。接我们后面上市的是河北的卷心菜，那里的种植面积大，质量也相当。”韩立吉说。因此，对司家村村民来说，一开始进入大市场的盈利规律并不难掌握。“每年要赶早出菜，出得越早，价格越高，而且给自己留出的市场空间也越大。”按照张玉珍家的账本，截止到2010年，每年卷心菜的走势都是没有悬念的下行曲线——最高价都出现在开磅的第一天，然后逐天下跌。

但极端天气的出现，会导致供应链出现断裂或拥堵，各个产地拥有的时间差也遭到延长或挤压。从2009年起，天气一直都站在司家村人这边。它加大了司家村在供应链上占据的时间差。而一个全国连通的大市场，更放大了这种好运所能带来的利润。按照一个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司家村的主要辐射范围是济南，以及山东周边更偏远的地区。但蔬菜经纪人韩会银记得，2010年，“北京新发地也有直接来这里批货的，甚至天津的客商，一天来一趟”。村头批发市场上，22点钟还有等着要菜的运货车，村民们抢着在高价点上出货。韩立吉和妻子虽然都已60岁出头，仍然从半夜零点就下地砍菜，到早上卖出一车后，稍做休息，12点再下地砍一车，通常要干到22点，一天最高的出货量达到5000斤。

在本刊记者的采访里，1.16元的高价成为2010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价格符号。但张玉珍的记账本的数据，却隐藏了不那么乐观的因素：2010年，卷心菜的下行曲线比往年更为陡峭。尤其到出售的后半期，5月4日这一天就跌去了1.5元，最终收于0.25元。仅为2009年收盘价的一半。也就是说，自5月初开始，在巨大的价格刺激下，密集供应链上的其他点都开始往市场供应，已经断掉的供应链迅速接上了。张玉珍的记账本上，2010年收入仅比2009年多2000元。“这说明不是种植面积的绝对短缺，而是天气导致的蔬菜断茬。”刘通根据新发地的市场交易数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但对一个小农来说，谁会这么有忧患意识地去纵观全局、琢磨盛世下的危言呢？村民们说：“谁都往好里想，不会往坏里想。”即便大部分村庄都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下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种植品种和模式，但在高利的刺激下，穷则思变的古话也同样会起作用。已经坐拥两年高利的司家村，改变的动力自然不大。但在相邻以种植麦子或者别的农作物为主的村庄，增种卷心菜的农户不少。“起码增加了300亩。”韩会银对本刊记者说。

经纪人

虽然身材瘦小，但司家村村民韩会银绝对是司家村蔬菜批发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本刊记者在司家村的几天里，每天早上都能看见他穿着迷彩服，戴顶小红帽，拿着签字笔在闹哄哄的市场上穿梭的身影。他既是菜农，与妻子管理着家中5亩菜地，又是蔬菜经纪人，负责联系上一级批发市场的经销商和村民之间的交易，为经销商组织优质，或者廉价的货源。每谈成一笔买卖，他就用签字笔在村民手腕上写下敲定的价格，以免在结账时出现纠纷。当村民和经销商因为挑拣菜的质量发生争执时，也总要他出面安抚双方，给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让交易继续进行。解释起自己的角色，他最常说的是“就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做中间调停”。

在价格好的年头，每促成一卡车菜的买卖，他可以收取经销商100块劳务费。

韩会银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从事蔬菜经纪的行当，但在司家村民的记忆里，最近几年，随着挤入时间差的竞争者越来越多，他们才越来越觉得韩会银的重要。

让村民们忧患的种子在最繁荣的时候就种下了。当司家村通过成为专业种植的蔬菜基地，在收入上表现出高于邻村的水平时，一场政府主导的“模仿秀”也开始了。韩立吉记得，大约在5年前，“天天有人来地里参观，进村的路上是排着队的车子”。凭着老农对市场供求的天然经验，韩立吉“当时就觉得不是个好兆头”。

这场代号为“菜篮子工程”的基地推广，正在全国各地上演，终点是要建立一个完备的蔬菜供应链。以卷心菜这样的大众菜来说，每个产地的蔬菜上市时间只有一个月，政府要寻找或者建立起新的种植基地，以补充一个产地的卷心菜下市后的市场空间，为不断增加的城市需求提供充足、廉价的蔬菜。

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在司家村卷心菜一个月的出售期里，已经挤进了越来越多的竞争者。河北廊坊的蔬菜经销商王润强告诉本刊记者，这段时间，除了司家村外，自己进卷心菜的选择至少还有山东德州、青州、长青和石家庄。这是当年模仿秀的结果——供应链的密度已经更大。一个地方的蔬菜，同时要在时间和空间上面临两重对手。上述可供王润强在今年5月初进货的卷心菜产地，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与司家村的卷心菜产出时间相隔不到半个月，稍微一点天气变动，就能让它们的上市时间撞车。经销商需要在繁多的产地中选择价格最低廉的，这就有赖于蔬菜经纪人传递信息。价格波动越大的年头，经纪人的活动空间就越大。当4月28～30日，卷心菜价格跌落到5分/斤，农户每卖出上千斤的一车菜，只能收入几十块钱时，一位蔬菜经纪人一天的收入能达到上千元。这证明随着供应链网络的扩大和密集，市场上最缺少的是沟通买卖双方的信息渠道。

但增加供给，加强供应链的密度，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根据北京市农业局提供的数据，北京市全年蔬菜产量300余万吨，自给率为28%，而到“十二五”末，这组数据要变为450万吨、35%。为此今后5年间，北京市菜田面积要增加12万亩，达到70万亩；而实施农业面积要增加6万亩，达到35万亩。

谁也无法评价，这到底是多了，还是不够。但新发地的数据已经表现出供求市场上的一些异常。自2010年12月2日到2011年1月下旬，“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一直在低于上一年同期的价位上运行，已经连续50天低于上年同期了。这是自2008年秋季以后绝无仅有的一次”。刘通认为，“这是不正常的。随着CPI的逐年上涨，菜价应该是逐年上涨的”。

司家村村民也在开始改变。2011年的春季赌局的惨败，开始让一部分村民调整自己的种植结构——建大棚，种这两年卖价很高的草莓。为了克服土地太碎、不适合建大棚的地理缺点，村里一位拥有10亩土地的种植大户还以2亩半换2亩的方式，调换土地位置，建起两个大棚，共用去成本7万元。

这或许可以看做是司家村一部分村民赌局的又一次升级。结果仍未可知，但以过去6年的历史来观察，当小农户在没有任何信息指引和保护的情况下，独自面对大市场，赌局的每一次升级，风险增加的指数远高过收益。■

（文 / 陈晓） 赌局小农种植业张玉珍三农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