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追捕本·拉登与“新帝国”运动

( 美军“海豹突击队”在击毙本·拉登行动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图为2010年“海豹突击队”和巴西海军陆战队进行反恐联合训练的情景 )

敌人的诞生

他喜欢向日葵，喜欢吃拌了蜂蜜的酸奶酪；他带着孩子们去海滩、睡在星辰下；喜欢BBC世界台，喜欢与朋友们一起去打猎，有时去登山，像先知穆罕默德那样骑着一匹白马。他喜欢这个比喻。然而他说，生命里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他的圣战摧毁那个所向无敌的超级大国——美国。

本·拉登的一名妻子这样描述拉登。

1997年，曾经的埃及外科医生扎瓦赫里对本·拉登说：“伊斯兰世界缺少一位领袖，大家期待出现一位虔诚、真挚、简朴的人。除了你之外，没人符合这些要求。人们知道你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投身到阿富汗的游击战争中，而且一直留在那里。你宁愿待在山区，也不愿回到吉达享受荣华富贵，你对这样的选择从不后悔。因此，你振臂一呼，肯定应者如云。”

此后，拉登接受了关于“萨拉菲圣战”的思想，充当了童话故事里“任性的王子”。在伊斯兰世界中，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关于“任性的王子”的故事因而影响深远，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 活跃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游击队。“9·11”后，他们和美国特种部队紧密合作（摄于1997年） )

新世纪到来前，对美国而言，威胁是存在的，但威胁的主体——敌人——却是模糊的。苏联的解体消除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美国在世界上已不再有可对等的敌人。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急剧扩大。从1991年开始，美国经济不仅摆脱了衰退，而且创造了一系列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奇迹”。

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委员会确定了5项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攻击；防止欧亚出现敌对的国家；防止美国边境上及世界公海上出现敌对势力；防止世界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环境体系发生崩溃；确保美国盟友的安全。

( 2009年12月1日，奥巴马下令对阿富汗增兵约3万人 )

谁会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文明的冲突》作者塞缪尔·P.亨廷顿教授在“9·11”事件前也不知道：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一个对手是不够格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太分散也太遥远，中国问题太多，且在今后可能造成的威胁也还为时尚早。

而此时在中亚腹地，本·拉登与扎瓦赫里却在处心积虑地为成为“敌人”而努力。

( 本·拉登在阿富汗（摄于1990年前后） )

“基地”组织想方设法激怒美国，挑逗美国动用武力。“基地”最初的宗旨，是团结伊斯兰世界、颠覆世界秩序，让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持者，把全部精力放在保护自己国家安全和解决内部矛盾上。

1998年，本·拉登策动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美国使馆爆炸案。比尔·克林顿由此注意到了这个敌人，“拉登是美国的敌人，穆斯林不应该将其视为英雄”。本·拉登第一次被列入美国联邦调查局恐怖分子通缉名单，双方十余年的缠斗由此开始。但是克林顿的讲话适得其反，却使报名参加“基地”训练营的人数暴增，1.1万名“战士”把训练营全部占满。

随即，克林顿授权中央情报局及其特殊行动部门逮捕本·拉登，并将他带到美国受审。如果活捉不行，也可将其毙命。1998年8月20日，美国海军从阿拉伯海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了本·拉登在阿富汗霍斯特附近的训练营，拉登死里逃生。1999年，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军情处组建了一支大约由60名巴基斯坦民兵组成的小组，其任务是渗透到阿富汗逮捕或杀死本·拉登。但由于当年巴基斯坦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个计划流产。2000年，中情局的外籍行动队在阿富汗的山中用手榴弹袭击了本·拉登行进的车队，但拉登本人的座驾未中弹。

按照美国驻伊拉克行政长官保罗·布雷莫的说法，克林顿政府“正确地瞄准了本·拉登”。

2001年，在乔治·沃克·布什参加就职典礼前一周，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内特对布什、切尼、赖斯秘密汇报，特内特告诉布什，本·拉登及他的网络构对美国成了重大威胁，要不了多久这种威胁就会爆发，只是不清楚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出现。其余两大威胁，则是数量正日益增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中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崛起。

尽管威胁的等级在不断上升，但特内特的汇报仍旧没有使拉登成为一个国家的敌人，因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位于权力的顶端。就在“9·11”袭击前20天，基辛格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不再有任何敌人了……我们面前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考验是：我们能否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即我们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但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坚持处于主宰地位。否则，我们将会因为外交政策变成一系列国内问题而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花费我们更多的精力。”

但拉登和扎瓦赫里执意要激化美国和穆斯林世界间的矛盾。他们认为，只要美国倾其全力攻击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地方，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为了确保这种震撼、强烈的反应，扎瓦赫里对拉登说：“我们必须攻击美国的心脏，动摇美国的基础。”因此攻击的目标需要集经济、军事、政治性为一身。美国肯定会空前愤怒，他们发出的指责会让穆斯林记住自己是穆斯林，应该不惜一切地支持圣战。

世贸双塔的倒塌，使关于“敌人”的问题清晰化，恐怖主义不容置疑地成为美国所面临的头号威胁。

布什在演讲中说：“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帝国，这样恐怖分子就有了一个安全的栖身地点来策划、实施对美国及其他文明国家的袭击……这是21世纪里一场决定意识形态的斗争，需要我们整整一代人加入到这场战斗中来。‘冷战’结束后，我们的国家还没有面临过这样严峻的挑战。”

对于敌人的认定——恐怖分子——使美国认为世界正在重回两极。这是一个不同于“冷战”时期两极的全新概念：“文明世界与国际恐怖分子网络之间的对立和战争。”正是在这个基点上，美国开始调整其国际战略。

“9·11”后的“先发制人”战略

2500万美元。“9·11”后，美国政府立即给拉登开出了悬赏价格。2007年7月，赏金翻倍为5000万美元。

“9·11”事件后，亨廷顿在接受采访时将此次事件定性为“野蛮人”对“全世界文明化的社会、对文明本身的进攻”；防止此次事件升级为“文明的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伊斯兰国家是否在反恐斗争问题上和美国合作”；如果伊斯兰国家“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或“进一步与犯罪分子联合”，引发“文明冲突的危险”就存在。

敌人——主要威胁源的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因此而变化。“9·11”前其反恐战略为制止恐怖主义者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9·11”后，宗教恐怖主义列为美国的首要威胁。2002年在阿富汗取得胜利后，美国将国家威胁源从宗教恐怖主义转向了它所认定的“国家恐怖主义”，并以前所未有的强硬语气，将伊拉克、伊朗、朝鲜这3个国家定为“恐怖国家阵营”，是“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

“9·11”事件为全面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提供了“机会之窗”，布什政府将“9·11”事件后的复仇行动定性为“全世界的战斗”，甚至“文明社会的战斗”，进而以“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来划分世界，希望各国的态度是“打击一个国家就是打击全体”，借此“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就像时任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说法：“如果巴基斯坦选择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那么就准备好被炸回石器时代吧。”

“9·11”后美国公布历史上第一份《国土安全国家战略》、第一份《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以及布什上任以来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三个战略标志着美国安全理念彻底发生变化。以“先发制人”战略取代过去奉行的“威慑”和“遏制”战略。按照赖斯的解释：“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大国的挑战，而是来自失败国家。失败、贫穷的国家……容易成为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温床。”

因此，与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美国深入反思其霸权政策和傲慢的超级大国心态相反，布什政府认为，“9·11事件”的发生恰恰印证了其安全至上观点的正确，美国靠维持现状已不足以保障安全，因此应当建立一种全新的、能够保障美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国际秩序。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于是变得更具攻击性，与“绝对安全”战略相辅相成的是“先发制人”战略。在随后对本·拉登漫长的抓捕过程中，美国的战略版图以反恐名义进行了全面扩张。

遭受“9·11”袭击26天后，美国开始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

拉登和扎瓦赫里当时错误地估计，美军会像20世纪80年代的苏军一样，深深陷入阿富汗的泥潭。但他们没有想到，塔利班在军事上迅速崩溃，“基地”组织损失了在阿富汗80%的战士。2002年，他们丢盔卸甲躲进了山洞里。曾经的富翁拉登和外科医生扎瓦赫里，开始穿着破旧的衣服东躲西藏。

阿富汗战争使美国的战略布局出现了根本性改变。“冷战”初期，美国在中东倚重的抗苏对象是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而不是与苏联有漫长边界、与巴基斯坦有边界纠纷、军事力量弱小的阿富汗。“冷战”结束后，中亚五国独立，阿富汗的战略地位随着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而不可同日而语。在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已经说，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南部的阿富汗组成了中亚的“巴尔干”。阿富汗于是成为中亚的十字路口，而“9·11”使阿富汗理所当然成为政治与军事的登陆场。

在美国调整后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改造伊斯兰世界占据重要位置。美国的战略家们深信，“9·11”事件虽然未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如果恐怖分子掌握了这类武器并用来袭击美国，所造成的损失就会成百倍增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极端势力是以反美反西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想要有效反恐，还必须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使他们接受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制度。这就是全球新秩序，反恐、防扩和改造伊斯兰世界是三位一体的任务。

以此逻辑，收拾“无赖国家”就是美国多种战略方向的汇合点。2002年1月，布什提出“邪恶轴心”的概念，用于描述赞助恐怖主义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第一批列入这个名单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鲜。4个月后，即将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约翰·博尔顿发表“邪恶轴心之外”的演说，把利比亚、叙利亚和古巴包含进“邪恶轴心国”。这些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阿富汗——沿北非、地中海、新月肥沃地带、海湾地区和中亚一字排开。阿富汗战争后，这条线的东段被切断。如果伊拉克成为美国控制的棋子，美国领导的北约就可以沿着欧洲巴尔干、土耳其、两河流域到达海湾，将东西“反美大堤”从南向北拦腰切断。

2003年3月20日，以怀疑“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伊拉克战争打响。对伊拉克的战争再一次显示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一个中等军事国家在20多天内崩溃。进攻开始26天后，美军就宣布联军“已控制了伊拉克全境”。据美国官方公布，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美军人数为128人，其中110人阵亡，18人死于事故。英军士兵死亡31人。但战争消耗了美国大约200亿美元。

美国于是在中东终于获得一个可以立足又无需过多顾忌繁文缛节的基点。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伍尔西在接受《明镜》杂志采访时曾说：“这（指对伊战争）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对石油的依赖，而且还关系到全世界对石油的依赖。从短期看，我们的最根本的薄弱之处在于沙特人有可能很快削减或提高石油的开采量……沙特人对油价的升降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必须把石油武器从中东抢过来。”

有了新伊拉克政权，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利比亚将失去决定世界石油价格的重要能力。美国如果能进一步遏制伊朗，世界石油将重新回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控制的时代，但不同的是此次美国具有单独的控制权。

“大中东”与“大中亚”计划

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国总共耗费军费7630亿美元，超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费用。但巨大的投入并没有缩短美军与拉登的距离。伊拉克战争后，全球反美情绪高涨，恐怖分子趁机大肆招兵买马。表面看，美国的情报界便陷入了漫长的冬季，几乎两年时间，对拉登的追捕陷入停顿，美国没有抓住一个有价值的恐怖分子头目。

2007年夏天，在一次巴基斯坦的民意调查显示，46%的人支持拉登，38%的人支持穆沙拉夫，只有9%的人支持布什。66%的人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处于敌对状态，只有19%的人对美国有好感。在2005年，美国以5000万美元支援克什米尔地震灾区后，对美国有好感的穆斯林比例上升了46%。可以肯定的是，伦敦、卡拉奇、利雅得、喀布尔以及纽约的年轻穆斯林们，正在面临激烈的思想斗争。

本·拉登是沙特国教伊斯兰瓦哈比派的信徒，15名劫机者与他有同样的信仰，属于同一个派别。美国媒体将罪责归咎于宗教的狂热与唆使，认为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是培育过激行为、不宽容并容易产生暴力的温床。“9·11”事件后，美国政府认为，要想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必须民主改造中东，缩小存在于阿拉伯国家的“自由差距”，于是美国影响力的渗透，在中东地区全面传播。

2003年11月，布什在华盛顿参加国家民主基金会20周年大会，首次提出“自由的进取战略”概念，他着重提到中东实现民主的重要性。随后几个月大中东计划逐渐浮出水面。美国外交官不停穿梭于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盟国之间。在经过一轮讨价还价后，布什在2004年的八国首脑会议上正式推出大中东计划，并改名为“大中东和北非伙伴关系计划”。

所谓“大中东”，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22个成员国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共27个国家，地理范围从北非向西绵延至南亚。

在伊拉克战争前，布什就宣称他的目的是要为中东地区树立一个“民主”的样板，进而向整个阿拉伯世界辐射，为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开辟道路。支持布什战争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更是直接说：“伊拉克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权改变，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将为中东国家的人民树立一种典型，伊朗、叙利亚人民将从中得到启示，沙特等国也会为政权形式而不安，从而实行改革。”

赖斯则表示，“全球自由化”、“反恐战争”和“大国协调”一道，构成了美国安全战略的“三大前提”。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自由与安全是密切相关的——美国要为安全而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

伊拉克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倒萨控伊”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但是美国政府很快发现，伊拉克的局势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趋于稳定。大多数人看到，越来越复杂的战争形势和巨额的军费开支，让美国政府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却没意识到，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其实一直在趁机不断地深入推广。

奥巴马替代布什后，表面看，对伊拉克战争有了反思。2010年奥巴马在增兵阿富汗的演讲中对伊拉克战争所做的简短评价是：“伊拉克战争的巨大争议是众所周知的，无需重复。在接下来的6年，伊拉克战争吸引了美军的全部注意，还有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外交手段，以及我们的国民注意力——而伊拉克战争的决定使美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出现了裂痕。”

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反恐战略重心似乎在伊拉克战争完成了相应目的后，再度向东转移，回归中亚。奥巴马在尚未成为总统时就宣誓过：“我们要杀死本·拉登等。我们要粉碎‘基地’组织。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国家安全。”于是，沉寂了两年的有关本·拉登藏身之处就顿时浮现出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藏匿于巴基斯坦境内，美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从“大中东”到“大中亚”，其实，对于美国而言，阶段性目的的实现，只不过需要时机而已。

早在2005年夏，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在《外交》杂志发表《与中亚的伙伴关系》，提到了“大中亚计划”的设想。他认为，美国应该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与南亚作为一个地缘板块来解决问题。斯塔尔描绘了一个以美国为主导，以阿富汗为中心，以中亚五国和阿富汗为主要成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与的“大中亚地区合作与发展伙伴计划”，即“大中亚计划”。

它的主要思路，是以美国对阿富汗的控制为契机，通过在安全、民主、经济、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将中亚和南亚合并为新的地区组合，以此谋求和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斯塔尔说：“在阿富汗和中亚，美国处在一个要么前进要么后退的十字路口，美国如果选择不关心或被动接受，代价将是巨大的。阿富汗的局面将要倒退，并重新变为地缘的激烈竞争地。中亚其他国家要么被拖进毁灭的漩涡，要么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庇护，最有可能投入俄罗斯和中国的怀抱。”

“大中亚计划”中，以阿富汗为中心，首先把阿富汗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国家，并使之成为连接中亚和南亚的纽带和样板，以推动“大中亚”地区的民主化，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首先在美国的主导下，对阿富汗进行重建和改造，使这个濒于破产的边缘国家，一跃而成为地区中心。

美国在“大中亚”投入的势力其实一直在悄悄扩张。“9·11”事件后，美国利用反恐战争已经在邻近阿富汗的9个国家，建立了至少13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还将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大幅度扩张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力网络。目前，美国公司在中亚能源开发、油气输送方面已投入数百亿美元的巨资，掌控了区内75%的新开发和待开发的油气区块。美国不惜高成本推动的从阿塞拜疆的巴库—格鲁吉亚—土耳其的杰伊汉—地中海的油气运输管道建设接近尾声，巴库—杰伊汉管线工程已经上马。

在此背景下，2009年底，奥巴马宣布增兵阿富汗。

“自由帝国”的困局

现在，10年追捕拉登终于告一段落，在此期间，美国发动了两场战争，花费了上万亿美元。以反恐为出发点，通过军事力量，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中亚，在大中东地区推广美国“价值观”，重新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按照美国新世纪计划执行主任托马斯·唐纳利的说法，美国现在是一个“民主帝国”，或者说“自由帝国”。在这一等级体系中，美国高踞于金字塔尖，其他地区大国则居于第二层次，一般的国家则处于第三层次，“失败国家”或“无赖国家”垫底。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现在已经是美利坚帝国了。”实质的问题不是美国会不会成为一个“全球霸权国家，而是将成为哪一种霸权国家”。

10年间，美国对其国际战略进行了重新布局，“冷战”后地缘政治格局开始重组，但问题与不安也没有因此而减少。

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延伸到中亚地区，从哈萨克北部到阿拉伯海，“全球巴尔干”居住着5亿人口，承受着源自民族、边界、宗教、贫困的压力和政权内部的动荡。巴以冲突、库尔德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民族矛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如果美国撤军后，阿富汗重陷内乱，则可能出现一个以阿富汗为中心，包括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内的新的不稳定核心区，恐怖主义、核扩散、民族宗教和边界纠纷等诸多矛盾盘根错节，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动荡源头。

美国的扩张同样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国际秩序模型。他认为影响国际秩序的因素呈三维棋盘结构。在最高一层棋盘上，军事力量是单极的；在中间经济力量的棋盘上，力量是多极的，美、欧、日基本旗鼓相当，美国不是霸主，需要与其他力量平等地讨价还价；在最底层的棋盘，是政府控制能力之外的跨国关系，力量分布分散，讨论单极、多极或谁是霸主其实并没有意义。

无论布什还是奥巴马，每一位“游戏者”都必须在这个三维棋盘下棋。只关注其中的一个棋盘，不注意各个棋盘之间的纵向联系，都会输掉这盘棋。■（文 / 李伟 蒲实） 拉登帝国追捕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