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不了未来该怎么办

( 邓肯·瓦茨 )

手机、网络将使我们对自己以及我们与他人的互动的理解发生一场革命。

瓦茨综合了心理学、经济学、营销学和社交网络科学的成功研究，在新著《一切都一目了然：一旦你知道答案》中提出：在寻找真相时，常识是非常不可靠的，但我们却依赖常识，排斥了其他合理的办法。

常识思维的一个缺陷是包含所谓“事后认识偏见”，我们总是为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编造事后解释。瓦茨举了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为了一个研究项目调查了60万名士兵。研究发现，受过更多教育的士兵在战争中遭受的心理压力更大；来自乡村的士兵比来自城市的士兵更快乐。这两个结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常识告诉我们，文弱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处理不好战争的压力，农民比城市里更能习惯严酷的军事环境。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有人或许会感到纳闷，需要花这么多钱做这样的研究吗？但1949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重新评估时，扭转了这一调查结果。实际上，受过教育的士兵比没受过教育的士兵更不焦虑，来自城里的士兵比来自农村的士兵更快乐。这一结果也好解释：教育赋予了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城里人更能习惯生活在更加狭小的空间里。

瓦茨认为，《纽约客》记者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2000年）中的理论也是出于事后认识偏见。格拉德威尔说，流行现象是由少数几个拥有使观念流行起来的例外人士发起的。他的依据是，当嬉皮士们突然开始穿暇步士鞋的时候，他们就启动了一种时尚。这种解释被广为接受。初看上去它好像很新颖，但是它反映的是关于社交网络如何运作的常识。瓦茨说:“当我们听说一场山林大火时，我们不会认为引起火灾的火星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我们看到社会中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时，我们立刻以为引发它的人一定很特别。”这一解释的问题是，瓦茨用计算机对真实网络加以分析，研究了7400万条微博，发现有影响力的人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更加普通，没有格拉德威尔所说的那样特别。向一位明星支付1万美元让他在微博上宣传一件产品，也许造成的影响还不如给1万个普通微博用户每人发1美元。瓦茨2009年末对微博的研究还发现，98%的微博都不会被大量转发，一个在过去有影响的微博用户将来不一定也有影响。

瓦茨说，常识的问题是，它在具体、直接的环境下非常有效，但不能普遍适用。“常识如此成功、可靠，我们忍不住把它用到所有的条件下。当同样的环境反复出现时，常识思维很有效。但没有两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常识思维会引起麻烦。”

( 邓肯·瓦茨的新著《一切都一目了然：一旦你知道答案》 )

瓦茨在书中指出，我们总是忽略掉过去失败的案例。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总是重视那些成功的公司或逃过船只失事的人，而看不到失败者。社会学家称此为“依据变异程度选择样本”；金融学上称之为“幸存者偏见”。如果我们选取了所有的数据而非部分数据，我们就会对过去了解得更多。这有些像以赛亚·伯林区分的狐狸和刺猬。历史上的名人都是刺猬，因为当那些人获胜时，他们胜得非常辉煌，但也有众多失败的刺猬。忽略失败的案例会导致我们找不准成功和失败的真正原因：忽略平淡的案例，只观察成功的例子，我们就会认为那些人成功是因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忽略他们成功的偶然因素。

认识到我们并不真的能够预测未来，瓦茨说，我们就需要采取一种非常识的思维，探索其他可能的结果，不要相信只有一种正确的策略。要制定多种策略，灵活地加以运用。要测试自己的假定并及时加以调整，“成功取决于快速的反应，而不是预测未来”。■

（文 / 小贝） 常识预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