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建筑

( “5·12”灾区四川茂县太平乡杨柳村农房重建 )

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46号院面对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中心Studio X那排平房的空地上，搭着一个粗重黑布、木桩支撑的藏式帐篷。坐在帐篷里的谢英俊戴一顶灰色的帽子，穿军绿色的夹克衫和迷彩服。他的名片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为人民设计”，前面三个字是毛泽东的字体，他手里的笔记本封面也是鲜艳的红色。相应地，这场从北京开始延续到深圳、香港和上海的“谢英俊建筑师巡回展”的标题是《人民的建筑：关系到70%人类居所的思考和实践》。

第一次见到谢英俊是2005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我记得他在自己的展区挂了一张摄影师张才40年代拍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提着水罐返回部落的青年男子，下面还注着一行字：“你看，这么勇壮的男子，走那么远的山路去汲水，他一次就取一小壶。他不会想多取一些，够用了就好了。”

第一次让谢英俊获得建筑界注目是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之后，震中附近邵族部落的重建。那个日月潭边上的小村落人口只有300人左右，仍然保有完整的祖灵信仰和祭典仪式，重建小区不仅仅是灾民安置，还有文化、族群、祭典保存等问题。

邵族家家户户都供奉着祖灵篮，把祖先的遗物装在一个篮子里，代表与祖先一起居住。房子对他们来说不是造型的问题，而是祖灵崇拜下的伦理观。仪式空间是主要组成部分，有一块种传统农作物的旱稻园，整地、除草、焚田、播种都按照古礼进行祭典。社区内的每个广场都是按照部落传统的氏族分工，也就是各姓氏长老所肩负的祭典仪式进行配置。

“房子是一边盖一边拆，规划也是一边拆一边完善出来，不可能用语言、设计图、模型和他们沟通。最后一刻盖到他家了，他才告诉你他是长老，要负责祭典，前面要多大的舞蹈场地。”谢英俊说。

( 台湾“8·8”水灾重建中的勤和部落避难屋 )

当时，台湾“9·21”地震灾区重建基金会依灾户状况，提供35万到50万元新台币补助款，不到一般建房费用的1/2。在整个赈灾重建的时期，他在邵族社区设立了一家轻钢加工厂，房屋组件在工厂完成后，再送到其他部落去，这其实是现代建筑“预制化”的做法。

西方的轻钢结构是用于高档住宅的工业化构造，因为轻量型钢不能焊接，每个点都是结构接点，必须有特殊设备才能完成，这在中国的农村是不可能具备的条件。谢英俊的做法是把它恢复到梁柱结构，这样接点就只剩下1/10不到，再加上水泥、钢网等辅助设施来增加钢板的结构力。

( 西藏纳木湖牧民安居房 )

就这样，轻钢架的工业系统取代了农民房屋通常的砖瓦结构，主结构采用轻量型钢，构件打孔穿钢筋，用标准化组件实现快速施工和组装。这套系统可以灵活变动，每个杆件都可以替换，生产和接合方式都很简单。经过简化构法的设计，大部分钢材加工工序与组装可以由村民用简单工具在现场完成。

从1999年到现在，邵族人高春贵一直任谢英俊建筑事务所的施工队队长。在Studio X的展场里，高春贵告诉我他当初决定的理由：“谢老师有些与众不同的想法，他的房子构造蛮前卫的，不同于一般钢筋混凝土和砖造的房子，我觉得值得留下来学习。地震之后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倒得一塌糊涂，我们的轻钢结构没有那么笨重。我们也曾经做过几个试验，钢架整个倒塌之后，它的逃生空间还很多。”

( “乡村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谢英俊 )

在台湾，农村与都市的界限已经模糊，很难把生态环保、协力造屋等观念实施在商品化的住房上。邵族社区之后，谢英俊开始在天大地大的中国大陆农村寻找机会，他把事务所的名字改为“乡村建筑工作室”，也就是“面对大部分人居住环境的常民建筑”。一般一两层楼的常民居所是现代建筑的生产体系不能涵盖的领域，常民的生活方式、居住需求和文化传统等也从来不在建筑师的主流视野之内。

2005年，工作室建造了河北定州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地球屋001和002示范住宅，160平方米的房屋造价只有5万元人民币左右。当地传统的单层五开间被改为木结构三开间两层楼房，草土墙把秸秆、泥土填到墙里，墙体有45厘米厚，室内外温差可达10摄氏度。屋里有太阳能取暖、节能炕，地基部分做了防潮处理，在双层玻璃中间压上传统剪纸或压花，再加上一层塑料膜，让窗户变为三层来保温隔热。绿色建筑的基本要件是通风、采光和隔热好，尽量使用自然材料。轻量型钢不仅节省钢料用量，还能回收再使用。

四川“5·12”灾区农房重建，这是“乡村建筑工作室”关于重灾的又一次建造机会。他们自己进入农村，独立接案，提供技术和经验指导，协助农民盖符合生态环保的房子。他们的基地差不多500多户，既有整村的，也有分散的。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通过村民协力互助的方式，总共完成了青川县汉人聚落农房146户、绵竹农房15户、茂县羌族聚落农房56户、汶川县藏族聚落农房48户等自建房。大部分以轻型钢做骨架再结合当地的习俗，一层墙体用石头砌筑，二层用钢网混凝土，三层用木板，开放性的架构让每一家都有很大的自由度。

谢英俊与台湾宜兰“田中央工作群”的主持建筑师黄声远经常被相提并论，黄声远向我感叹说：“谢老师是大侠，他可以随时组织一个团队前往灾区，他有这样的能力和意志力。我就没有办法像那样冲到中国西部，教人家去做房子。”

灾区农房重建，谢英俊的建造观念是让被建筑产业视为“末端使用者”的居民参与进来，“中国的城市都是农民建起来的，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营造能力，他们完全能够为自己盖房子”。重建本身是需要劳动力的生产活动，也就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让灾民参与到重建过程中，他们至少有一两年的工作收入以保证过渡期的生活，而不是坐等救济金。茂县太平乡杨柳村是为数不多仍然保留着传统语言和文化的羌族村落，重建期间，村里的农民从城市回去给自己家盖房子，很快掌握了“乡村建筑工作室”提供的技术。

“一般人把他当做人民的建筑师，习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理解他。但是从构造、技术到生产，我们这次展览还是强调建筑师的技术作为，包括对当地民居的原型把握。”展览的策展人、建筑评论家史建对我说。

谢英俊1954年出生于台湾地区台中县和平乡，花莲高中毕业后到淡江大学念建筑系。那是台湾民歌运动兴起的年代，民歌运动的点火者李双泽住在淡江的“动物园”，也是淡江大学的王津平、杨祖珺、郑在东以及文艺青年蒋勋、胡德夫、李昂、朱天文等人的聚集处，逐渐发展出台湾乡土文学的运动。“那时候，在台湾反共的单一价值观和非常封闭的社会思想背景下，我自然就有了一些左派想法，应该说是对现有体制反抗的萌芽。”谢英俊说。

1977年从淡江大学毕业，他到部队服役当工程兵，做一些营房、工事、道路桥梁等军事工程设计。退役之后大概有七八年时间在工地从事施工营造，做一般的建筑设计、承包工程，从中熟悉了建筑产业以及背后的生产过程。

“大部分建筑师是在片段中训练出来，只知道设计。谢英俊比较不一样，他从很早就进到底层，从材料、工具到技术等熟悉建筑的整个系统，所以他的工作方法和现在的建筑师完全不同。”台湾建筑评价家阮庆岳分析说，“他现在的这些作为，并不是计算成败概率之后的决定。他是依照自己的信仰去行事，这里面也有对实践与劳动本身的尊重。”

在《人民的建筑》展览上，总共80多个项目涵盖了震灾与水灾部落重建、农村生态农房、社区公共建筑等不同类型，但是都统一在谢英俊确立的“可持续建筑、互为主体、开放体系及简化构法”这“三项基本原则”之下。如果体系不开放，就没有办法因地制宜、降低成本，并且增加施工难度。开放式的建筑可以调整构造和空间配置，组件可以被抽换，来满足不同地区使用者的想法和生活需求。

“互为主体”是自主营建体系的建立，材料加工与组装自成体系。通常，“乡村建筑工作室”提供几张简单线条的设计图，有几种房屋架构供农民挑选，在一个村子先盖几家，让其他村民来观摩。盖房子的时候村民会互相帮忙，然后记录你帮我几天工，我再还你几天，材料也尽量都是当地出产的。这样以工易工、就地取材的方式降低了成本，只有市场价格1/4的经费就能把房子盖起来。

社区居民参与到建造过程中，也就打破了通常的市场化，降低了对工具、贷款体系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谢英俊被形容为建筑界的社运分子，以“乡村建筑师”的身份，反转专业即知识、知识即权力的体系，也反转了资本、建筑师与居住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像史建评价的：“当建筑日益受制于市场机制并沉迷于形式主义美学，谢英俊逆潮流而动。”

现在，“乡村建筑工作室”把大本营分别设在成都和台湾屏东，他们最近一个主要项目是去年10月份完工的西藏纳木湖牧民安居房。当地政府希望提高农房的抗震级别，对农民来说，这超出了他们过去的经验。工作室的做法是在传统的生土建筑中加入一套可简易组装的轻钢架，提高抗震设防至9度。除此之外，在西藏特殊的环境下，当钢筋混凝土、砖、水泥等现代建材与构法失效时，土、草、牛粪还是最佳的选择。

1999年至今，谢英俊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2000多户房屋建造。去年台湾“8·8”水灾，受“世界展望会”和“台湾红十字会”的委托，他们得到了1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建造机会，总共1000多户家屋重建。他说：“我们的建房体系是可以批量化的，如果只是小打小闹，我们也不会花10多年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们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每年5000户到1万户，只不过目前委托我们盖房的人还没有这么多。”■

第三条道路

三联生活周刊：最开始你把工作室取名为“第三建筑工作室”，“第三”意味着什么？

谢英俊：大约在1982年，我刚当完兵，那个年代有拉丁美洲的“第三电影”，他们讲的观点我蛮能认同，不左也不右，不前也不后，完全是另外一种实践。借用“第三电影”的概念，我们做的事情也类似，既不是现代也不是传统，这是第三条道路。我们面对的问题和西方不一样，必须自己熬出自己的药。

三联生活周刊：30多年来你的基本观念保持不变？

谢英俊：面对可持续性这座“大山”的时候，现代的价值观和消费体系是走不下去的，所有的东西都要调整，才有可能面对。日本这次的灾变，也是稍微敲了一下警钟。我们一直照这个观念在做建筑，不迎合居住者的消费取向。住我们房子的人也会抱怨，但是迫于灾后的现实条件，没有办法只能解决基本的问题。在匮乏的状况下，无法满足过度的欲求。我想这大概接近我们未来的生活，一直以来，匮乏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条件，像我们现在那么富足、充裕的状态是历史的偶然。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盖一所房子大概总造价是多少？

谢英俊：如果是灾区自建的毛坯房，大概是每平方米600元人民币以内，其中劳动力大概每平方米200元。山区的房子造得都比较大，我们的做法是农民可以隔几年再慢慢加建，架子搭三层楼，一层楼建好之后就可以住人了。

三联生活周刊：即使建造费用很低也还是有费用，你们是怎么收取费用的？

谢英俊：我们一般收取钢架、设计、指导费用等，目前每平方米300元到400元，但这都需要批量化。如果是政府或者慈善单位的委托就比较好办，如果是一个村子自发找我们来做，收费比较不稳定，很多时候变成呆账。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工作室自发进入农村，有时候会受到当地势力的封锁？

谢英俊：那很正常，盖房子是很当地化的产业，我们的做法不一样，造价也比较便宜，这样会冲击到当地产业。东南卫视就记录到一段，有个村子被这些系统封锁不让我们做，但农户还是找我们去做，于是这个系统全力压制。我们事务所在那个村子的工作人员都是女生，晚上21点多下大雨，她们押着钢料进去现场连夜组装，天一亮农户的亲朋好友来帮我们上梁，那些人跑来要拆房子，我们就赶快把国旗插上去。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是怎么把农户争取过来的？

谢英俊：我们通常也不去争取，也无从争取，他们自己判断。我们有的项目他们去看，最主要是村里领导干部的认同，工作是他们去做，那些基层干部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厉害。像四川茂县杨柳村就是这样的，村书记觉得我们的方案不错。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的建造集中在灾难和边缘地区，是因为这些地区更容易渗透？

谢英俊：当然，而且在边缘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通常保留了传统，可以比较好地把我们的观念和作为呈现出来。我们强调与土地和传统的衔接，讲可持续建筑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是必须和传统连接起来的，这时候我们的做法和态度就比较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说过希望建立一套另类的美学？

谢英俊：其实一开始没有什么美学考虑，就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在做建筑，但是在过程中发现我们还是有取舍，可能就是背后隐藏的美学观。如果用一个关键字来表达，我想是荒芜的“芜”，这个词的原形是“蕪”，草在跳舞很茂盛的样子，有点失控的状态，但又很丰富和多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始终坚持在农村实践？

谢英俊：农村还是住了大部分人，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几亿农民都是盖同样的砖墙预制板房，没有抗震力。过去的农村民居无懈可击，但是现代社会建筑的方法和材料的改变，他们穷尽一辈子财富盖的房子完全不合理、不环保也不科学，因为他们不懂，缺乏专业的指导。比如钢筋水泥，专业的建筑师都不见得能用好，何况农民？为什么建筑专业者完全视而不见？为什么大部分人住的房子，我们这个专业的人不去碰它？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谢英俊：我想当代建筑师的价值体系和米开朗琪罗时代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只服务于王公贵族，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做设计的人一样是为少数人服务，面对几个有权力的领导和地产开发商，从来没有机会面对真正住房子的人，这是这个行业的传统。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革命情结吗？

谢英俊：我们做的东西有革命性，和常规不太一样，即使在全世界，真正能够进入农村社区的建筑师也不多。但“革命”这个词有点大，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做和主流不一样的事情，要更有创造力和建设性。■

（文 / 钟和晏） 人民建筑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