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现代人”

( 清华大学大礼堂前（摄于1947年） )

当年梁实秋拜访“创造社”，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几位，大为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清华八年》中有记：“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段，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花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校风朴实，环境优美，绝大多数学生都用功勤学。即使达官贵人的子弟（有一段时间，九部总长中有8家子弟是清华学生）入校后，一般也都能养成简朴的生活作风和习惯。

清华早期刊物上经常强调这样的思想，今日之学生，宜着重德智体三育固矣。换句话说，他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完全之人格”的现代人。

大礼堂

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史学家何炳棣写道，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到1937年间的清华园。

( 马约翰正指导学生练习体操跳跃（摄于1958年前后） )

1934年秋，他以一年级新生的身份走进清华校园的大门（现校墙已拆除，此南门已不通），空旷草坪的背面屹立着古罗马万神殿式的大礼堂。

“无论是它那古希腊爱奥尼亚式的四大石柱，古罗马式的青铜圆顶，建筑整体和各部门的集合形状、线条、相叠和突出的层面、三角、拱门等等设计，以及雪白大理石和淡红色砖瓦的配合，无不给人以庄严肃穆、简单、堆成、色调和谐的多维美感。”

隔着数十年的时光怀念母校的人，“天堂”的赞誉并不夸张。即使从今天一个游人的眼光中看出去，当年的清华老建筑也仍是很气派，尤其是大礼堂。30年代，学生中流行一句话，“北大有胡适之，清华有大礼堂”。意思是，北大地处沙滩，虽然人才济济，却没有像样的建筑，比不上清华大学财源充足。

大礼堂建成于1920年，是当时整个清华园的中心——礼堂东北是图书馆，西北是体育馆，往南则是科学馆，合称“四大建筑”。这些建筑均模仿美国学校建筑，讲求精美适用，为一时之最。

清华的土地，在帝制时期是一位清朝皇族的，原来的建筑古老而庄严，大约建于十八九世纪。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建一所新式的学校，对于建筑物的一致性很少有人去考虑，至少在最初几年是这样。而那个年代的学生，在清华这样一个地方读书，就心理而言，恐怕也时常会感到一种因不一致而带来的焦灼感。

清华是个洋学堂，无论求学或者生活，都力求与美国大学接轨。就求学而言，上课有洋教师、洋课本，说洋文，图书馆里有最新的洋文书刊，科学馆有最新的科学仪器做实验；就生活而言，体育馆里可以游泳打球，大礼堂经常可以听到中外各路名人的演讲，周末还有电影可看。梁实秋的《清华八年》中有记录：大礼堂每个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一角，像白珠小姐主演的《蒙头人》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紧张恐怖，虽是黑白无声，也很能引发兴趣，贾波林、陆克的喜剧更无论矣。

学生宿舍以“斋”为名，但宿舍内的设施大多是西式的，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有一位名“任浩”的在《宇宙风》上写文章介绍清华宿舍说：“整个冬天，从十一月到翌年三月，在清华室内都像是夏天，睡起来盖一层薄被就行了。”相对于当时中国普遍的政治动荡和民生艰辛，清华园内的生活舒适惬意，宛如乱世中的一个纯净小世界。

美国政府退还庚款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事实上，早期清华园里的学生们在精神上的确是以美国精神，或曰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为追求目标的。

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回忆当时的外籍教员：“教我英文的美籍教师有好几位，我最怀念的是贝德女士（Miss Baeder），她教我们‘作文与修辞’，我受益良多。她教我们作文，注重草拟大纲的方法。题目之下分若干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节，每节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句子。有了大纲，然后再敷演成为一篇文字。这方法其实是训练思想，使不枝不蔓层次井然，用在国文上也同样有效。她又教我们议会法，一面教我们说英语，一面教我们集会议事的规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权初步），于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什么动议、附议、秩序问题、权利问题等等，终身受用。大抵外籍教师教我们英语，使用各种教材教法，诸如辩论、集会、表演、游戏之类，而不专门致力于写、读、背。”

外籍教师，以及清华留学归来的中国教师，不仅带来西方式的思维方式，也带来西方的交往方式，为清华园的生活注入现代元素。20世纪20年代，“在家”茶会成为清华园中一种新的居家交往方式。按照西方习俗，“在家”茶会特别要在请柬中写明茶会的起始时间，客人可根据时间随来随去。茗点时，立坐皆可；宾主周旋，亦极随便，没有正式茶会的拘束和呆板。

但是，学生们既知道学校所用的庚款是中国人的血汗钱，学校又建在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整天面对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难免时时袭上心头。徐葆根在《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中提出，“耻不如人”的意识一直是清华精神很重要的一点。

何炳棣入学那一年，开学典礼是在“九一八”国难3周年的前一日举行的。当时的校长在致辞中强调指出严重国难中学生应尽的责任。

“……吾辈知识阶级者，居于领导地位……故均须埋头苦干，认同努力攻读，预备异日报仇雪耻之工作，切勿以环境优裕即满足自乐。”

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早期清华的教育，培养出一种相似的学者气质——在各自的专业之外，对中国社会保持强烈的热情和关怀。但是，与北大的奔放激烈不同，清华的风格更趋沉稳内敛，讲究“行胜于言”。

朱自清在谈到清华精神时曾说，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中级干部是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

“青年人讨厌世故，重实干，虽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趋向。不过清华跟都市隔得远些，旧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国隔得远些，加上清华学生入学时一般年岁也许小些，因此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

清华1920届学生毕业时曾献给母校一块日晷，至今仍安置在大礼堂前大草坪的南端。

下部底座镌刻着他们的铭言“行胜于言”的中文及其拉丁文译文。2005年，宋楚瑜到访时，清华大学曾送他一尊雕刻精细的汉白玉日晷。“它基本上是一种象征，励志明心。时间在往前走，它会默默地提示，正在做的，永远比说的珍贵得多。”

经济学家陈岱孙、化学家曾昭抡等都是1920届的毕业生。陈岱孙1918年入清华，第一学年结束前，刚好赶上“五四运动”。游行、请愿、宣传都参加了，但只有摇旗呐喊的份儿。“我当时总觉得我们似乎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想起了古书中所说的‘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和积贫积弱显然是导致横逆的原因，那么富强似乎是当务之急，这也许是一种糊涂的‘经济救国论’的意识。”

毕业之后，他获得公费留学的机会，秋天远渡太平洋到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插入三年级，以经济学为专业。两年后，入哈佛大学，读了4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他曾称：“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陈岱孙学术上极端严格，上课没有一句废话，做事也是雷厉风行，不打半点折扣。当时清华最出名的两个教授，一个是哲学系的冯友兰，不管什么事情都能从东西方哲学出发讲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就是陈岱孙，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也总能不声不响地圆满解决。

图书馆

大礼堂东北越过小溪，便是图书馆。

清华的图书馆有旧馆与新馆之分，时间跨度长达75年，但在外观上刻意保持了相似的风格，暗红石砖，西式拱窗。春天已到，爬山虎刚刚冒出绿芽，贴着窗玻璃错落有致地长着。

旧馆的东侧是当时清华“四大建筑”中最先动工和建成者，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设计，分为上下两层，可容学生200多人。中西文阅览室以软木为地板，故走路无声，不惊扰人。书库装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要开灯。在当时都算是最新的装备，全国没有一个学校有那样的水平。

当时清华校园里有两个最流行的动词，一为“斗牛”，一为“开矿”。“斗牛”是去体育馆打篮球，“开矿”则是去图书馆看书。清华对学生的功课要求很严，所以学生大都十分刻苦，图书馆里经常座无虚席，鸦雀无声。

曹禺的《雷雨》就是在这里写出的。他曾在《水木清华与雷雨》一文中怀念当年泡图书馆的生活：“从清晨赶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

与曹禺一样，钱锺书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扫图书馆。据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回忆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与评语大都出自此君。

曹禺和钱锺书二人是同学，都以天才著称，但彼此似乎并不如何欣赏对方。一个有趣的故事是，1946年，英若成考入清华外语系，发现图书馆一本书的卡片上，借阅者只有两个人，一位是曹禺，一位是钱锺书。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规定此后每年预算中划出20%，即24万元，作为增购书籍仪器之用，其中图书经费10万元。这是清华成立以来最高的图书预算。当时，清华成了一个买书的大主顾。琉璃厂的各书店都有专跑清华的伙计。图书馆和买中文书的各系每周都有指定的时间接受样本，到时候图书馆门庭若市。除了书籍之外，历史系还收买档案，故宫收藏的明清两朝的档案，有时候都当废纸卖了，历史系一买就是几百斤至几千斤。

理科专门书籍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大量购置的，每年购书经费达5万元，3年中理科书籍增至8000册，西文杂志400余种，中文杂志30余种。名人专著全集及绝版难的之书，亦复不少。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李郁荣教授在邀请MIT数学教授维纳（Norbert Wiener）访问清华的信中说：“清华数学系的图书馆与MIT的一样完善。物理系的图书馆比哈佛的更加完善一些。”

当时的清华图书馆不仅藏书丰富，而且从图书馆的管理和技术服务层面设立了参考部，统一中西文图书分类系统，编制标题卡片，都是很现代化的措施。在读者服务方面，采取开架式的方法，做到日夜开放和新书通报。

据何炳棣回忆，当时西方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已经被清华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或已插放在书库钢架上。例如外交史名家格兰1935年才在美国出版的上下册《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1936年初秋就已经能读到。“这就必须归功于刘崇鋐老师经常对书目书评批阅之勤，选择之精和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的工作认真了。”

刘崇鋐是第一批考入清华学堂的学生之一，1918年毕业后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修西洋史。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主讲西洋通史和希腊罗马史。

毕树棠更是个有趣的人物。季羡林先生在《温馨的回忆》中专门写一段来记叙他。“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

毕树棠幼时家境清贫，在山东文登家乡读完私塾和小学之后，考入济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回乡任小学教员一个时期，1921年春应聘去海参崴西伯利亚铁道监管会中国代表办事处任英文翻译。3个月后办事处改组，遂取道沈阳到北京，经人介绍到清华图书馆任管理员。他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新中国建立后又自学俄语，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50年代初，曾有机会调任北京市图书馆馆长，一来梁思成先生不放人，二来自己扎根清华不愿走，没有成行。1983年毕先生在清华园寓所去世，终老清华。

体育馆

国民党名将孙立人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到昔日清华生活：“清华有三种人，好运动的是武行，运动派；一种念书上图书馆的，叫老先生派，还有又不念书又不玩，游手好闲，喜欢找人这儿聊聊那儿聊聊的，就叫游手派。”

他自己当然属于武行。他曾经是清华篮球、足球、手球、排球、棒球队的队长，率足球队击败过英国联队，率篮球队击败日本队夺得过远东冠军，当时同学之间称他为“站人”，意思是干什么事都能成功的人。

在那篇回忆录中，他还调侃了“某人毕业要出国的时候，武行不及格，还得在水里爬，可是大家对他很爱护，很亲切”。这位“某人”大概就是他的同学梁实秋了。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曾经描写过自己游泳考试时在水中连滚带爬的搞笑场景。当时清华有硬性规定，在校8年“五项测试”必须通过，否则不能出国。比如吴宓，跳远跳了11英尺多，怎么也跳不过12英尺，被扣了半年，通过之后才出洋。

根据马约翰的回忆录，当年清华的学生，虽未必各个都是赳赳武夫，但绝少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病夫。像施嘉炀、梁思成，体育都是很好的。施嘉炀擅长跳高，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扭了腰，以后又得了肺病，身体才坏下来的。

马约翰是留美华侨，从1914到1966年，一直在清华待了半个世纪，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元老人物。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负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工作，先把运动员集中在清华训练了一段时间，才带队去柏林。西南联大时期，一年级的学生的体育课都是马约翰教第一节课，上课的时候中英合璧，又说中文，又说英文，非常能鼓舞学生的情绪。多年后，他在一篇《我在清华教体育》的自述中说：“我在体育的普及中，特别强调一种精神，即普遍的，活跃的，自动的，勇敢的精神；强调‘干到底，绝不松劲’的精神。”

事实上，清华自建校起，历任校长大都对体育非常重视，认为是养成高尚人格的极好方法。从周诒春校长开始，学校规定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是强迫运动时间。学校把图书馆、教室、宿舍都锁起来，让学生出来活动。尽管如此，仍然会有一些学生躲在树底下看书，马约翰就拿着本子东跑西跑，去找这些学生，不是威胁、记过，而是说服他们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了美国才不会被外国人讥诮成“东亚病夫”，给中国人丢脸。有学生回忆：“马约翰老而益壮，三九寒冬要我们和他一样只穿背心裤衩，在田径场先跑800米或1500米再进体育馆做体操。”

清华的体育馆是在马约翰主持下兴建起来的，由墨菲设计，外表采用西方古典形式，馆前有陶立克式花岗岩柱廊。除砖瓦之外，其建筑材料以及内部的器械设备均来自美国。门脸不算高大，但是里面却极为讲究：进门后，门庭正面是室内篮球场，高级打蜡，柚木地板，左手是健身室，有鞍马、吊环、单双杠等设备，更可贵的是左手进去的室内游泳池。当年北京室外游泳池，也只有中南海北门内、绒线胡同崇德中学、台基厂东交民巷使馆俱乐部这3处，而这里却在室内一年到头保持着温水。

体育馆建成后，男生淋浴完全设在体育馆而不设在宿舍，就是为了“强迫”学生去运动出汗才能洗澡。当时最普通的出汗方式是参加“斗牛”——不论人数和规则，由你乱抢、乱打、乱投的篮球。

在马约翰的主持下，清华成立了十几个体育代表队，包括足球、篮球、垒球、网球、曲棍球等等。为了鼓舞校队士气，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若能跻身于校队，还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称为“训练桌”，很让人羡慕。

根据梁实秋的回忆，当年清华学生除了热衷锻炼之外，还喜欢玩一些市井小游戏，如击嘎儿。所谓“嘎儿”者，是用木头旋出来的梭形物，另备木棍一根如擀面杖一般，略长略粗。在土地上掘一小沟，以嘎儿斜置沟之一端，持杖猛敲嘎儿之一端，则嘎儿飞越而出，愈远愈好。有一阵几乎每一学生手里都持有一杖一梭。■（文 / 陈赛） 图书馆马约翰陈岱孙大学梁实秋清华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