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物之道，强国富民

(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清华园家中会见英国建筑师斯金纳（摄于1952年） )

清华大学社会与人类学系： 知民与救国之间

1948年初，正当中国笼罩在内战的硝烟中时，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小册子于上海出版，初版印行3000册，不到1个月就销售一空，此后的半年中，加印的《乡土中国》每月发售2000册，并使作者、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登上了《时代》周刊，被称为“中国杰出的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在他的经典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指出：“10亿～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毋庸置疑，当中国自清末发起的长期现代化转型被西方学界称为“一场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农民革命”时，中国社会学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与探索无疑构成了这场变革中必不可少的理论支持。

作为一门在现代化进程中建构民族国家自我身份，演绎社会进程范式的新兴科学，人类学一经传入，就迅速成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热衷的“显学”。其重视田野调查与量化分析的特征，与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提倡的平民教育以及陈翰笙倡导的农村社会调查实践不谋而合，而清华大学则是国内最早设立这一专业的高校。早在1917年左右，前来社会学系任教的美国学者狄特默就开始带领学生调查北京西郊民众生活开支与状况，清华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创始人陈达于1923年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在30年中即先后组织过24次实地调查，对上海江浙地区的工人运动与生活状况进行了详尽调查。

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本土人类学的基本流派已经初见端倪，包括以费孝通、吴文藻为代表，集中于清华大学等华北高校，深受芝加哥学派大师派克影响的中国功能主义，以及以黄文山、孙本文为代表，根植于华南高校，源于法国人类学宗师博厄斯的中国文化学派；虽然前者重视社区结构分析，旨在解决中国当代问题，后者偏向史料与文物收集，旨在印证历史空白，但无一例外都注重田野调查，强调中国文化与社会之独特性。1911年考入清华留美学堂，毕业于哈佛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的李济，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将中国古代典籍梳理与体质人类学考察分析相结合，从历代中国姓氏源流变迁与都邑归纳出中国境内人类族群迁移与演进的变迁过程。早期中国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的研究路径，逐渐突破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传统的“夷夏之辩”，兴趣点也从怪力乱神之风俗传说，转移至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环境与生物学等“致用”领域。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西迁，使得以往学界鲜有涉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中国一代社会人类学精英关注的重点，也使以清华社会学系为代表的“中国功能学派”在这片陌生而富饶的土地上有了用武之地。转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的陈达，花费3年时间，针对昆明市和周边地区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性人口普查，战后担任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吴泽霖即对纳西族、白族、彝族的社会组织、婚姻、宗教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1938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地理与气象系学习的黎国彬，毕业后分别完成了《扬武经济调查》、《车佛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等著作，配合云南地方政府于40年代初修筑“石佛铁路”（石屏至佛海）早期勘测工作，不但为工程路线提供了重要建议，也使沿线民众减轻了对于铁路的抵触情绪。

在云南呈贡古城村南门外魁星阁的云南燕京实地调查工作站，费孝通在中国8年抗战和学术界研究最为艰苦的时期，开始推敲如何从以往连篇累牍的乡土田野调查中提炼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型与发展方向问题，而《乡土中国》则是他递出的一份沉甸甸的答案。这份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课程的讲稿辑录，标志着他从瑶山、江村、禄村等实地调查的个案研究为特征的研究阶段进入了试图演绎出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分析通论的新阶段。在世界社会学界，费孝通是第一批提出所谓内化发展观的学者。他的革命性观点在于，指出中国农民家庭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并非表达共同感情或传授文化的地方。主要分歧在于中国家庭除了抚育下一代之外，还起着政治、经济、宗教的多重作用。中国文化模式只能从产生它的农村社会结构根源去理解，而中国乡村未来的工业化，则也必须通过农工混合、以家庭为基础的“乡村工业”模式实现。

新中国与民族风——清华大学建筑系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这是40年代林徽因与梁思成合著、刊登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论文《平郊建筑杂录》中的一段话。1949年1月，刚刚和平解放的北京寒冬凛冽，在炮声尚且隐约耳闻的情况下，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和部分清华建筑系学生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重要任务：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就应北平军管委等有关方面的要求，完成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和《古建保护须知》，作为战时文物保护的依据。然而在保护“旧世界”的同时，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则是一个更为紧迫与重要的问题。

20年代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在上海、南京等几座通商口岸城市设计和建造了几座“中西合璧”式的钢结构建筑，“顶上通常都有凹形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源于中国”。梁思成和林徽因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为“穿西装戴瓜皮帽”。然而1950年以后，第一批援建中国首个五年计划的苏联建筑专家，要求以“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来作为设计的总纲，从某种意义上，与林徽因早年关于“中国传统建筑架构制的原则适巧和现代建筑同一道理，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的断言也有某种暗合之处。当1958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临近，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以向国庆献礼时，梁思成提出了“新而中”的口号。他后来解释说：“我所谓‘新’就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中’就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从而正式提出了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和评价标准。他进一步阐释说：“在汉阙中，敦煌壁画里，我们看到从西汉南北朝以来，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大屋顶和各构件的样式都在改变，每个时代都有所不同。同样，对于传统的认识，不应局限于个别建筑物的形体和细部上，而应该在平面和空间处理上去寻求那些建立在生活习惯上的东西。”在周恩来总理关于“解放思想，不拘一格”的批示下，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后来，首都原定“十大建筑”工程中的国家大剧院、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方案，一度都由清华大学青年教师黄报青、李道增、高亦兰、周维权、蔡君馥的设计中选。后为确保重点“国庆工程”压缩，以上部分项目因之推延施工，但以“民族风”为代表的新中国建筑基调，却因梁思成等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的力促，而成为那个时代恒久的印记。

徒手缚苍龙——清华大学与新中国水利

从1949年起，黄河进入丰水期，9月即发生大洪水，花园口测得的峰值流量达到12.3万立方米，造成大堤险情400余处；而长江中下游则因河流湖洲滩淤积围垦，水位普遍提高，蓄泄洪水能力几乎降到历史最低点。“治黄”与“治长”成为亟待开发其上游水利资源，以电能与灌溉供应中下游城市，农田与新兴大型企业，启动基础工业化的必须。

195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黄河研究组，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提出在黄河干流支流修建一系列拦河坝、水库，拦蓄洪水泥沙，发展灌溉、航运、发电的治理黄河大方针。清华大学水利系张光斗教授和部分1952届水利专业学生，承担了作为首批试点工程的河南武陟县秦厂村人民胜利渠渠首闸的勘探与设计。张光斗提出，闸址应选在河势相对稳定的秦厂凹岸一侧，并用钢板围桩强化闸基下的沙层，提高承载力，经过两年的施工和扩建，胜利渠引水量达到9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农田面积超过百万亩，盐碱荒滩基本消失，成为黄河下游第一个建成的人工大型灌溉农业区。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虽然刚刚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及时蓄纳部分洪水，荆江大堤一部仍然冲决，导致湖北、湖南等中下游5省123县受灾，波及人口1800多万，受灾农业耕地4700万亩，京广铁路干线停运超逾3月。有鉴于此，在长江上游设立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再次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热点。早在1918年制定的《建国方略》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就提出了建设长江水力发电工程的设想，这一宏大工程直至新中国建立后，才具备了真正坚实的可操作性。

在40年中，清华水利水电系共承接三峡工程科技论证攻关项目近百项。最早的坝体应力设计测算，就是几十名清华水利系与力学系数学教研组师生，利用40台手摇计算机组成的人工计算系统，在3个月之内完成的。1983年，在张光斗教授的带领下，水利水电系完成了“三峡水库回水变动区兰竹坝河段泥沙淤积试验”，详细论证了150米蓄水位方案的泥沙淤积状况和库区河道演变趋势。次年，水利系黄文熙教授提出，三峡大坝可提高原有正常蓄水位方案，从而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有效利用堤坝址。并在历时5年的试验论证后，证明175米方案能够更好地改善长江航道，万吨级船可以直达重庆港，同时针对港区码头边滩淤积和嘉陵江口枯水季节积沙问题提出了提高汛前蓄水位等解决方案。1993年，国务院再次组织全国200名专家进行审查，水利水电系张光斗院士和张仁、谷兆祺教授等学者加入，在施工导流方案上，张光斗提议第三期工程采用底孔与深孔导流，取代原有工期长、难度系数高且安全性差的梳齿法，最终被会议和设计单位采纳。

横空出世：清华工业物理系与 中国原子能利用

1955年，是全球“冷战”形势骤然升温的年份。5月14日，苏联主导下的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在欧洲正式揭开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美苏各自发展的战后第一代远程洲际螺旋桨巨型轰炸机B-36与图-95相继问世，成为双方彼此威慑、称霸世界的“战略核打击力量”。1954年5月，奠边府战役的最后阶段，美国太平洋舰队派出两艘携带核武器的航空母舰前往东京湾巡弋示威。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月1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邀请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以及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等参加，决定展开原子能研究，尽快启动中国自己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从而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与威慑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央进而要求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采用苏联模式，首先承担起培养原子能专业技术人才的重任。

从1955年末，清华陆续建立了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工程物理系等专业，并从1958年开始，清华开始筹建以屏蔽试验反应堆为中心项目的原子能科研与生产基地，利用从苏联进口的配套技术元件，于燕山脚下的昌平县虎峪村开工建设我们第一座轻水屏蔽实验反应堆。在这项为时4年的艰苦劳动中，清华先后共有2000名以上的师生参加科研与生产。这群平均年龄23岁的年轻人中，只有5人曾短暂在设于中科院的我国第一座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做过参观实习。

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两百号”的清华反应堆教研组在没有一套苏联完整参考图纸，缺少关键部分计算与工艺说明书的情况下，用手摇和电动计算器首先进行理论计算，然后用三合板和普通玻璃搭建工程模型，并将反应堆建造分解为物理、化学、力学、材料等十几项关键技术，动员全校力量进行攻关，诸如容纳反应堆堆芯的铝制水池在试运行中出现强烈腐蚀现象后，工物系先后进行了300次不同形状试件的测验，最终首创了草酸处理法，成功地对铝池外壳进行了阳极氧化处理，为世界瞩目。最终，于1964年成功使反应堆达到临界，功率2兆瓦。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首批反应堆之一；同时还完成了核燃料后处理提取钚萃取法的实验研究，并成功用于我国的核工业；开创了我国离心法分离铀同位素的新尝试。1964～1966年，在腾藤、汪家鼎教授等专家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还成功地研发了物料萃取工艺，作为更加安全有效的核燃料后处理方案，取代了苏联长期使用的沉淀法。

同时，随着中苏关系的交恶，苏联只同意接收中国50名火箭专业留学生，提供两枚苏联仿制的“二战”德国V-2导弹。为了填补我国在核武器有效运载方式上的空白，清华大学于1957年初创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与自动控制研究班，由1934年清华公费留美、刚刚自加州理工学院归国的钱学森担任班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为副主任，学制为先在学校进行理论培训，然后分别前往各航天研究所与科研单位实践，撰写毕业论文。1960年2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枚试验型液体火箭，在上海南汇简易发射场首次发射成功，主任工程师兼发射总指挥潘先觉即毕业于清华工程力学研究班与自动控制研究班。1999年9月，国家表彰的“两弹一星”23位功勋人员中，清华校友即占到14人。■（文 / 朱步冲） 强国富民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