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浦城县三中死亡事件：脆弱的青春

现场：母亲与老师

3月14日16点，叶永红说她在已经打工9年的一家种子店上班。店离家近，每年有半年销售高峰期她都帮忙看店，其他时间在家，因此她没有手机。种子店的电话突然响起。“有人找你。”老板娘把电话给她。家里人找叶永红都会打店里电话，但她听到一个陌生女声：“您是张智鹏的家长吗？您现在有时间吗？”叶永红接到的是张智鹏的班主任苏美荣的电话。“她只说让我到学校去一趟。并没有说什么事情。”她感到很紧张，“老师听起来很严肃，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话，我从没开过家长会，儿子的老师都不认识。”

母亲叶永红告诉本刊记者，这是第二次去浦城县三中。“第一次去就是去年，高一开学给孩子交学费的时候。那次我见过班主任，我说老师这是学费，她头也不抬地坐着，翻着自己面前的纸，对我说，放那吧。然后直到我离开，都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一眼。”她想不起来老师的办公室在哪里。“她对我说，四楼楼梯上来就是。”叶永红挂电话时电话显示了来电时间，正好是16点。她向老板娘请了假，大约十几分钟后，叶永红走到了三中教学楼四层楼梯口。“我朝楼梯口正对着的办公室里面探了一下头，看到老师坐着，我儿子站在老师桌子的侧面，低着头没说话，我就进去了，背后还坐着一位老师。”

苏美荣先对叶永红讲，张智鹏下午上数学课玩手机。母亲对老师一再唯唯诺诺地点头。然后苏美荣走出办公室，一会儿领来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把手机给了苏美荣。“学生上课玩手机，我把这手机没收了，交给班主任处理。”数学老师说完后就出去了，苏美荣继续批评张智鹏。叶永红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她自己的定位是“家庭妇女”，但是很重视儿子能够读书这件事。她说，对于班主任的批评她显得诚惶诚恐。“我也顺着老师说儿子：‘老师说你是为你好，你和老师道个歉。’”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叙述出现了分歧。叶永红的描述中，老师的强和母亲的弱越来越明显。她一再学着班主任苏美荣的手势，突起右手的中指关节，拼命敲击着桌面：“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背起书包回家去，学校不要你这样的学生！我不教你，我工资不会少拿，上学期这样混的就被我开掉了。”而苏美荣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一再强调自己“不可能这么说”，“而是一直耐心地劝说”。叶永红说：“哐哐地敲桌子，让我儿子马上去教室拿书包，再也不要来学校的话，她至少说了3次。我还是想缓解气氛，但是班主任太凶了，我看儿子一直流眼泪，脸的侧面红红的。虽然不是大事，我也没敢问，我想不管怎么样，儿子上课玩手机是不对的。”可是另一方面，身为母亲，叶永红说她还是开始心疼：“我看儿子1.7米多的个子，不说话就那么流泪，死死咬着嘴唇，就是没有低头，我还是很难受的。手机每个学生都有，学校有校讯通，经常要学生拿手机去下载作业。儿子已经长大了，我不想当着他的面求老师，但是我想等他出去了，再和老师求求情，让老师消气，不要赶他走。”

“老师又一次让他去拿书包的时候，儿子用手背一抹眼泪就转身离去。”叶永红哀哀地呜咽着，眼眶永远是湿的，但几乎已经流不下眼泪。她盖着一条毛毯，手里摩挲着儿子今年正月办新农村医保时照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干净清秀的男孩，头发剪得毛茸茸的，比寸头略长，微微笑得很腼腆。这张一寸照被放大成遗像后有些模糊，但是看得出来孩子的稚嫩。“都怪我啊！”叶永红难以抑制痛苦，“我就是太理智了，如果我和老师吵几句，帮孩子说一句话，他不会这样。”叶永红说到后来就一味自责，“他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永远都记得这个动作。”她学儿子手背用力抹泪的样子。“我还想赶紧和老师求情，突然觉得不对，一转身，只看见孩子一只脚。”张智鹏出了办公室，直接从围栏翻身而下。三中的教学楼是纯白色的新楼，除了一楼停车，每一层教室都比普通屋子再高半米以上，所以张智鹏摔下的高度比一般的五楼还高。叶永红拼命从楼梯上跑下楼去，后来她到医院了才被发现没了鞋子。“班主任早就把手机塞给我了，我一开始握着，后来也不知道手机哪去了。”她恍惚道。

争议：残酷而漫长的时刻

张智鹏跳楼后，学校和老师是否及时赶到施救，成为这个事件最大的争议点。但无论如何，叶永红经历了最残忍而漫长的时刻。“我把儿子翻过来。他这时还能看见我，他说：‘妈，救我，我错了，我要活……’他这时还知道自己错了……血沫已经从他嘴里喷出来。”叶永红抱着儿子大喊：“天！谁来救救我！”从现场楼上学生拍摄的照片看，母亲坐在地上，抱着蜷缩成一团的孩子，血已经形成很大一摊。她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大喊，“可是没有人来”。

张明全家人后来通过县法院的协调，看到了学校的监控录像。“我儿子跳下的时间是16点29分。”被斥“逼死学生”的班主任的时间证据可作为参照。苏美荣说：“我打了120，可是一直占线，公安有调出我的通话记录，我报120的时间是16点38分。”苏美荣刻意说，“这个时间也就三五分钟。”和叶永红“十几分钟”的描述完全不同。另一个残酷事实是，在监控录像里，苏美荣在16点30分从办公室出来站在走廊栏杆处往下看了一眼，然后拍了一下心口，就回到了办公室。苏美荣对本刊记者说自己紧随下了楼去，“但保安见我瘫软，让我坐在一楼保卫室”。

“我们在楼上只能断续听到‘啊……’的声音。”曾经用手机拍摄了这一幕的一位四楼的同学说。这一处没有任何学校摄像头记录，却被四楼的学生们拍了下来，然而很快他们就被责令删除。“从他坠楼，到车送走，大概有十几分钟时间，他被拉走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放学了。我是张智鹏的隔壁班，但是他掉下去那很大一声我们都听到了，当时是周一的最后一节课，按照往常就是班会课。”所谓班会课，是浦城三中一个特色。这所高中没有晚自习，但是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每周一下午第三节课被固定成班会课。老师们一般会总结教育几句就自习，但“苏老师特别能说，整整说完一节课，还经常给班会课拖堂”。

叶永红其实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观察旁观者。冷漠、麻木是后来网络上对校方和老师的评价。她只是嚎，没有一滴眼泪。“儿子的血顺着我的手我的腿流，我紧紧抱着他。”在她有限的注意力里，看到“周围有几个上体育课的学生”。这是一位体育老师在对高考体育生进行测评训练，他们是离母子俩最近的人，大约不到20米。“那个穿短裤背心的老师过来和我说：‘你不要激动，我给你打120。’他就走了，我说你们快打电话啊！快救救我儿子啊！我没有手机啊！”学校里还有一些保卫科的人。同时，苏美荣看到学生跳楼，并没有追下楼，而是回办公室给学校领导打了电话。她说：“完了完了，学生跳楼了！”

母子俩所在位置，正是教学楼下的自行车棚，长长的自行车和教学楼，把母子俩夹在一条一米多宽的狭长的过道里。只能从正面走进这个过道才能站在叶永红面前。叶永红知道谁来过，她说：“那个体育老师是好人，让我别着急他去打电话，他走了之后，我看见有人用一个铁栅栏一类的东西把进来的口给堵住了。”她哀号中没有看到，一开始是3个体育生手背在身后，背对母子，先以人墙堵住了过道。然后保卫科用一个类似花园栏杆的“铁栅栏”拦住了过道的入口。学校的解释是“保护现场”。这个隔绝母子俩的举动，使叶永红觉得“那里成了地狱”。

这时，学校的领导、保卫处大概五六人，其实也在接近母子俩。但是因为先有了一个铁栅栏，使后面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显得被动。从四楼同学提供的手机照片中，有一辆黑色桑塔纳先开到了离母子俩最近的地方。此时放学铃声已经响过，学生们陆续离开学校的时候，才看见张智鹏被抱上车。“这时来了几个人，有老师也有保卫科的，就来人把张智鹏往车上抬。”叶永红在车上抱着儿子的头。“还没开到校门口，120车也在校门口了，医生和护士来车上，我说不要换车，他们就没换，我说快给我儿子吸氧啊！护士就把氧气袋拿来了。”一到县医院，医生就对叶永红说：“请做好心理准备，孩子已经去世了。”

叙述的过程中，叶永红“我对不起医生”这句话说了好多遍。她讲儿子的所有言行，都学得惟妙惟肖，甚至有时还能笑出来，然而她表达的最大歉意，却是对那位前来施救的不知名医生。她说自己没有手机，没办法通知家里人。“医生很好心，掏出自己手机给我用，我谁的号码也想不起来，只记得种子店的号，我就和老板娘说，你去告诉我全家人，孩子出事了！可是我把医生的手机沾满了血，全都是血，我说对不起医生，都给你弄脏了。”

教育级差

对父母，张智鹏讲过唯一关于班主任的信息就是，“乡下调来的老师，总训人，又没有教学方法”。他最后在老师面前产生的激烈反应，让一家人不禁生出疑问，师生有过矛盾吗？他去世当天晚上，网上出现了一个帖子。其中有“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现场”，还有很多关于张智鹏平时表现的说法，比如“留长发，经常迟到，成绩差，老师讲话时脸转向一边”等等。3月15日，浦城县电视台以新闻评论的形式，再一次把帖子全县范围内广而告之了。苏美荣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就是我太负责太认真了，难道那些不管学生的老师反而没有错？”苏美荣在乡下教书多年，她说：“还是乡下的孩子朴实，勤奋，不娇气。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城里学生就是不好好学习？”这问题是她真心的疑惑。然而从乡下来城里教书只是苏美荣自己的人生进步，对于原本成绩不错的城里孩子张智鹏，从二中到三中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下坡已经开始。

张智鹏的成绩在家人看来一直是不错的，但进高中就出现了下滑。浦城是个闽浙皖三省交界的小县城，40多万人，县城里人口不多。世代居住在县城的张智鹏一家，虽然是农业户口，但早就失去了田地。“每个人就剩下2分地了，因为县城越来越扩大。土地90年代被征掉，一平方米给了90块钱。现在一平方米楼房多少钱？”这家人在城里过着农村生活。一门4家，吃饭都要摆两桌。奶奶是大家长，张志鹏的父亲张明，在家中排行第二。张家原来是平房，3个儿子结婚，加盖了第二层，3个孙子出世，盖了第三层。张智鹏出生的照片还留着，躺在一个精致的被子上，白而光溜的大娃娃。虽然也养着狗，前面有3分菜地，时不时自己挑粪种菜，不过出门就是大马路，几百米之外就是县城里最繁华的街道。一个豪华售楼中心正在盖全县瞩目的“18层”，“每平方米5000元到6000元”。虽有一点地利优越感，但土地赋予的财富与张家无关。

大家庭里，张智鹏是全家的宠儿。堂哥在初中就辍学，堂弟是小顽童，只有他乖巧，5岁就上一年级，成绩也不错。在堂哥眼里，全家都不能让张智鹏受委屈，“一点委屈他就生气了，虽然也会好，但是从小就这样。我和他开玩笑他也会发火，虽然他生气也没什么表示，但是真生气，气他自己那种”。张明兄弟3个都是手艺人，一年一人有三四万元的收入，还算安稳。叶永红是初中文化，对儿子的教育从小就抓。“儿子小学毕业考二中，英语和语文都是接近满分的。我有个弟弟在马来西亚和人开店，亲戚们也都要我去大城市帮忙，我却从未接受过。”她说只有自己坚持不出外，“一切以儿子读书为重。他从小几乎没有在外面吃过饭。偶尔我给他5块钱去改善一下吃早餐，他心里高兴，嘴上还会说‘那老妈你就不用早起啦！’”张智鹏考上县二中初中的时候，家里算大大松了口气。在浦城县，一中没有初中部，二中的初中是最好的。然后考高中，前200名上一中，大学就基本落定了，就算上不了一中，二中录取800人，大概也有一半能上二类本科以上，剩下的就全收入三中。

中考时张智鹏发挥失常，英语、语文分数都很高，数学却刚刚及格，差两分没能上二中。叶永红要交9000元赞助费让儿子继续留在二中，却被他拒绝。“如果在二中进不了重点班，我还不如去三中，就凭我自己也能考上大学。”孩子低估了环境的作用。三中是浦城县最差的高中，这一点张智鹏入校后才深刻体会到。他曾经对母亲说：“我上课时有跟不上的情况，老师说不懂没关系，到高三还要再讲一遍呢。”于是就慢慢松懈了。刚入学成绩不错，张智鹏还被班主任苏美荣以成绩好为由选为团支部书记，叶永红说“儿子对这事很高兴”。不过期中考试他成绩开始下滑，苏美荣以“给每个同学锻炼机会”，换掉了连他在内的4个班委。张智鹏却不愿意成为大多数混毕业的同学中的一个。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和我们不一样，不混网吧，也不太和人交流，其实他看不上三中的这些人，他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是和二中一样的，在二中保持干劲能赶上就行，在这儿每年考上本科的人可能一个都没有，他有点绝望。”

但张智鹏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对自己要求很高。上学期他的成绩被学校发到父亲手机上，他坚持说：“我怎么可能考那么差，他们发错了。”3双运动鞋刷洗得雪白，无论是皮革还是布面，都和新的一样，从面到底，一点褶皱和污渍也没有。“班里同学对他的印象甚至有点鹤立鸡群。”一个同学说。张智鹏去年暑假在上海舅舅家度过。他背着用了4年还有棱有角的小书包，不去世博园，也不让舅妈给买衣服，而是帮舅舅送外卖挣零用钱。“每天中午和下午，送了20多天。我按上海薪酬给了他1500元。”舅舅说，“他说最开心的是去看到写字楼那种氛围，他喜欢那样的生活，说以后也要来上海工作。”张智鹏回家来还攒了300元给母亲，至今还在存折里。张智鹏在县城里最昂贵的私立英语补习班上过一年半，所以他经常对比补习班和现任的这位教英语的班主任，“这儿的老师水平不行”。

张智鹏的同学说：“这个老师是那种你上课不听课，她就盯着你，看得人很害怕。”40多岁的苏美荣在三中已经带了两届高中毕业生，她的方式还带着乡村高中教师的影子，就是没完没了地威严教训。“因为生源基础差，也没什么成绩。”她说。她住在县城里住宅楼集中的区域，“都是外地和乡下到城里来的人买的房子”。已经过上城市生活的她，月收入2200元，“一个人照顾孩子，丈夫还在乡下，只有周末能见到”。苏美荣不可谓不认真，虽然她知道大多数学生只想混到高中毕业。“我做了19年英语教师。2004年我是通过全县选拔，先通过笔试，再拿到外地去评选，再定出的那年从乡进城的7个老师之一。”有意思的是，老师也以个位数的分差，失去了进二中的机会。“我们那年没有进一中的名额。”她用“水平有限”开解自己被分配到三中的结果。对于张智鹏，到三中来是“后悔，越来越失望，快没有前途了”。而对于苏美荣，她说：“我是农村人，家里姊妹六人我是大姐，丈夫还在乡下做财务，我来城里教书，我的孩子就可以在城里上学了。我当然要敬业爱岗的。”从二中滑落到三中，对于师生两人的意义截然相反。

强弱之辩

张智鹏的突然死亡使家人把矛头对准学校，而学校也把责任推在家长身上。应该被安抚的家人们其实并没有实际优势。苏美荣到底以什么态度对待张智鹏？学校在学生坠楼的第一时间到底做了哪些事？双方各执一词。苏美荣说：“我教育一个学生一般都要20分钟以上的。”根据学校监控录像显示，16点整张智鹏跟着苏美荣出了高一（1）班教室，16点13分叶永红到达老师办公室，16点29分张智鹏跳楼。张家虽然对苏美荣一再追问，在事发第二日，两方对质的时刻，苏美荣还是坚持自己没有说不妥当的话。叶永红面对苏美荣虽然激动，但并未直接指责老师，只是重复那个中指关节敲击桌子的动作，问她：“你让我儿子背起书包，回家去，不准来学校，你说了没有？这个动作，你做了没有？”苏美荣当场说自己没有，然而叶永红不断地对她说：“你是老师啊，怎么能说谎话？”互辩和强调的都是一些细枝末节，仿佛这些就是致死张智鹏的关键。

双方都为警方做了笔录。“学校办公室没有监控录像，我们更没有录音。如果有，那就是另一回事。”张明从工地上骑摩托车风驰电掣赶到医院时，儿子已经停止呼吸。叶永红没带钱，她自己在小卖部赊了一条毛巾，打一盆热水，给儿子擦脸，盆里的水成了深红色。父亲进病房时看见的就是这样。“我妻子经历了那个场面，她受不了任何刺激了。”张明和全家人都不忍心大声和叶永红说话，这些天来，这位母亲几乎没有睡觉和吃饭。她当天被按在医院打吊瓶，但孩子的遗体被医院要求送往太平间。这时已经是19点多，张家的五六个男人渐渐都到齐了。县医院的大楼和县政府一墙之隔，医院的标志比政府还明显。一家人在医院没有等到任何来自学校或权力部门的问询或解释，他们买来一床新棉被，抬着孩子来到县政府门口。这个举动当然立刻演变成“抢尸体”，当晚张智鹏的遗体被警方送往殡仪馆，张家人再也没能看到孩子。

因为这个举动，看似强硬的张家失去了谈判条件。3月16日张明企图去学校要个说法，然而在各种拒绝下，他们在儿子坠落处烧了纸，在教育宾馆见到了“好多警察保护着的苏美荣”。后来学校也被警察包围起来，不让张家进入。张家的说法是：“我们福建人本来就看重做法事，所以请了道士去学校门口，想祈祷让孩子的灵魂回来。”这些举动被学校和警方迅速制止。苏美荣认为“记者都是张家去全国找的”，其实张家几乎拒绝了所有记者的采访。“我打电话给县电视台问谁播的我家的事，他们挂我电话，我想进去也不给进。我没有能力闹，我觉得学校、教育局一直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我想让苏美荣给我孩子道歉，我想对县政府领导说说，可是我连他们的门都进不去。”张明作为父亲几乎没有流露过任何激动的情感，他说话一直很冷静。他对本刊记者说：“孩子从出事到现在，连身衣服都没有换，我不想再让他冰凉凉又脏地躺着，他爱干净。你把发生了什么写出来，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公道。”

他所做的事，只能是迅速使全家走向已经由政府设定好的“不谈责任，解决经济问题”这一实际路线中。至今尚未对张智鹏的死亡有任何责任的评断，就已经由县里组织了调查小组，专门有各路人马去查找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亲属朋友，但凡是在机关、商会或属于任何组织的，都侧面来给张家传话。价码由18万元提升到现在的38万元。本刊记者采访结束时，协议已经签订。“没有人愿意出面，说让我们自己签了字，村干部拿上去就行，我说咱们还平等不平等？协议哪个不是双方坐下来签的？”

张明咨询过律师，按照交通意外的额度，已经可以接受。叶永红身体近两三年一直有病，血尿加子宫问题。“我就这一个儿子啊，给我多少钱能买走？一开始他们解决问题的态度很硬，谁都不正面和我们谈，都托人带话，还要我们某日12点前必须接受，要不他们不管了。”张明脸上几乎看不出表情，“我想那正好，什么叫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是我，我没有儿子了，再不能有了”。说这话时张明背着全家人端出一碗酒来，自己喝干了。

父亲和儿子身高差不多，总是搭着肩。“他管爸爸叫大钱包，和我逛街都不买东西，说留着让大钱包给咱们买。”叶永红说。张智鹏喜欢和父母逗嘴皮子，过年时他自己扫房子，把母亲贴在墙上的小学奖状撕了扔掉。“我都高中了，你也不嫌这个丢人。你觉得我就得不了了？”其实在父母心里，根本已经默认张智鹏成绩下滑的事。“孩子要面子，我们没有说。”叶永红也清楚，孩子可能是学习成绩不行。“考得上大专，我们就去他在的城市工作，考不上，我们就一家三口出去打工。”叶永红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就行。”床上堆着全套崭新的白色运动服，新书包是他原来的3倍大。当地风俗，未成年的孩子火化要穿孝，等于对父母和祖父母的道歉。“上高中时他就要我买个书包吧，我说刚开学书包都很贵，等学期末妈妈给你买。”叶永红说。■

（实习生丁丽对文章亦有贡献）

（文 / 葛维樱） 浦城县三中青春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