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超级工厂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

制造业创造真正的财富

现在，我们打开手机，每天似乎总是被互联网领域的新闻吸引着目光。敲钟暴富的创业公司，此起彼伏的风口，各种商业模式的沙盘推演，甚至轶事八卦都被津津乐道。“互联网+”的后面，可以装进整个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提到制造业，人们总是会称呼它们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成了谈论这个行业的常用语。

可当我们真正走进中国的领先工厂，那里发生的事情令人惊叹。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生产了世界上80%的空调，富士康高峰时期一天可以生产100万台手机，徐工集团和三一重工跻身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的前五位，华熙生物等五家中国企业生产的玻尿酸原料占全球总销量的86%，等等。从改革开放的百废待兴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有轰鸣的机器、繁忙的流水线的推动，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主要是靠制造业支撑的。198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1.5%，仅为巴西的一半。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巴西，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200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二。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28.1%，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个由工厂生产出来的现代世界里，却对它们的存在熟视无睹。特别是随着经济向前发展，工业占GDP的比重下降，服务业占比逐步上升，“大力发展服务业”成为目标，工业仿佛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种声音很容易让我们把目光看向美国。美国从世界工业强国到去工业化，它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达80%以上，可是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工业空心化的弊端和制造业回迁的新闻。当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服务业而远离工厂时，我们如何看待制造业在经济和生活中的价值？

一个国家的工业占GDP的比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先上升后下降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说：“农业的技术进步率是最快的，工业次之，服务业最慢。当农业技术进步时，农产品价格就会下降，挤出劳动力。工业和服务业都接收劳动力。当工业技术继续进步时，工业产品多了，价格也下来了。挤出的劳动力就到了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走向经过了验证，美国的工业就业比例在上世纪50年代初达到巅峰，韩国的工业就业比例在90年代初达到巅峰。两国的工业就业比例随后下降，而服务业就业比例一直保持上升。2009年，美国服务业就业比例已经超过80%，韩国也接近这个数字。

工业份额下降，并不等于工业不重要。工业创造真正的财富。姚洋说：“农业技术进步虽然很快，可它占GDP的比重小，产品单一，对整个社会贡献有限。工业生产无数种产品，当它的技术进步率比较高时，就会支撑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人均收入增加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增加人均资本存量，一个是技术进步。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面临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当资本回报率下降到新增资本刚好补充资本折旧这个临界点，就没有经济增长了。所以，人均收入增加的另一个方面——技术进步非常重要。美国、日本及欧洲很多国家，资本积累的高峰期过去了，现在主要靠技术进步。我国的资本积累还有潜力，但趋向于发达国家的情况。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从哪里来，主要靠工业。”

8月27日，江苏镇江船厂的工作人员在船体外工作

工业也是服务业的支撑。美国的服务业比重超过80%，其中60%以上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美国的后工业经济不是不要制造业的经济，它依旧是工业强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印度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比中国高，可它主要是低端服务业。制造业既是服务业的客户，也是服务业的基础。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志彪说：“没有制造业不可能有现代化。服务业中的创新也要依靠制造业的进步。比如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建立在电子工业、机械工业、光电工业等基础上。”中国正在发展的服务业，也是朝着高端服务业的方向走。姚洋说：“中国的服务业里金融是一个很大的类别，工业设计也是一个很大的类别，它们都是伴随中国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美国工业的空心化为前车之鉴。它出现的原因不在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在于工业生存空间被挤压。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公司的CEO用削减开支、削减厂房、削减岗位的方法迅速抬高公司股价，在金融市场赚取高额收益，而不是通过生产优秀的产品，降低成本，在坚实的工业基础上创造更高的收益。在《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一书中写到摩托罗拉公司前CEO鲍勃·高尔文的经营理念，他看中企业的长期增长和价值，员工是珍贵的资产。当企业经营波动时，员工不是被价格便宜的劳动力替代或者裁掉，而是整个职业生涯接受反复培训，来应对摩托罗拉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新。1986年，在面对日本的激烈竞争时，高尔文没有选择去高管们推荐的马来西亚建厂，而是在伊利诺伊州建新手机工厂。他还组建摩托罗拉大学，每年花费2亿美元培训从门卫到他自己的全部员工。可当他退休后，摩托罗拉逐步关闭了美国本土工厂。

缩减企业规模和大裁员让股东们获得高额回报，而数百万普通人的美国梦却分崩离析。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说：“金融市场的力量真正控制了企业的命运，操纵了企业所拟定的战略，股东收获的回报，超过了他们最疯狂的梦想。……资本胜利了，可是代价不菲。”姚洋认为中国也有这样的风险。“美国的金融业太发达了。资本追逐的都是最新的主题，所以美国的高科技非常强大，因为有大量资本支持它。汽车产业没有资本追逐，所以就衰落了。在中国，互联网是新东西，资本就会去追逐互联网，制造业好像不触网就要死掉。我叫它互联网焦虑。企业要根据情况有自己的节奏，思想不要搞乱了。”

10月9日，湖北五方光电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在过滤器生产线上工作

工厂迁不迁走

工业对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如此重要，就总有两个问题始终围绕在中国制造业周围：中高端制造业会不会回迁到美、日等发达国家，低端制造业会不会外迁到东南亚、印度或者非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晓波带领团队在今年5月对企业外迁做了调研，448家制造业企业中，只有15家有外迁计划，占比3.3%。其中出口型企业有138家，只有7家企业有外迁计划，占比5%。

除了问卷调研，张晓波曾跟随嵊州领带行业和大唐袜业的企业家去卢旺达考察，看能否把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过去。除了随行的茶商考虑收购当地茶园外，领带和袜业的企业家没有一个投资建厂。“领带上有很多配饰，非洲没有，全部要从中国运过去。单独运输要两三个月时间，成本非常高。如果有大批订单，缺少任何配饰都可能导致不能交付，要交巨额罚金。而且领带生产中有一两个环节技术要求特别高，培养一个技术人员至少一年，到一个陌生地方很难有人愿意来培训。当地的电力也缺乏，经常跳闸，工厂要自备柴油发电机，成本又高了很多。国内虽然劳动力价格上涨，但可以通过投资设备降低人力成本，企业家都是算综合账的。”张晓波说。

留下来的企业，看中的是中国工业土壤的独特性。中国是同时拥有全产业链和丰富劳动力两个要素的国家，并且拥有巨大的市场。全产业链得来不易，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积累——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说：“这个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是‘二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产物，分类内容根据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动态而变化。它的出现跟‘二战’后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时间高度一致，有理由推测，按照早期版本的标准，美国曾经是有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可以说自从有了这个标准体系，到目前为止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拥有过全部的工业分类，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

大而全的工业体系需要客观条件。张亚光说：“第一个条件是资源禀赋丰厚，因为工业制造业的基础是原材料，越是地大物博越能提供所有工业制造业需要的原材料；第二个条件是科技高度发达，因为工业分类中既有传统工业，又有新兴工业，如果没有高科技支撑，新兴工业无法发展；第三个条件是经济循环畅通，产品生产出来要有足够的消费市场承接，否则供给将逐渐萎缩，行业随之消亡。上述三个因素缺一不可。日本具备后两个条件，可缺少第一个条件。俄罗斯具备前两个条件，可人口相对稀少，内需不足。”

如果按照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专业化分工能够提升交易双方的共同福利，大而全的工业体系违背这个原理。张亚光说：“国家运转的逻辑绝不仅仅是经济效率最大化那么简单。《管子》里就有贸易战的案例。鲁梁擅长织绨，齐国下令全国都穿以绨为材料的衣服，且国内禁止织绨，全部依赖从鲁梁‘进口’。鲁梁于是将全部人力物力投入到绨产业中，庄稼也荒废了。一年之后，齐国突然与鲁梁断绝贸易关系，鲁梁失去收入来源，不得不请服于齐国。以今天的国际局势看，极端条件下，经济外循环被迫关闭，在内循环中任何一个产业门类的缺失，对国家都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工业门类的‘大而全’，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和屏障。”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14亿消费人口中，4.5亿是中等收入人口，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这意味着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和设备投入能够被国内市场摊薄，回报率就比较高。这也是中国超级工厂层出不穷、很多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半以上份额的原因。姚洋说：“比如中国的电器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它的销售利润只有7%～8%，其他国家没办法做这件事。中国企业能做是因为巨大的国内市场已经把创新成本摊过一遍了，再参与国际竞争只有生产成本。”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黄宇 摄）

在重工业领域，依旧有类似的竞争优势。姚洋早年在西电集团有限公司工作过，这家企业的发展沉浮就是70年来中国工业的缩影。“这家公司是1956年苏联援建的， 90年代初的巅峰时期，有11家工厂、11个研究所、1所大学，3.5万名职工。国企改革后，2.3万人下岗失业，因赶上三峡工程把它保住了。最近20年来眼看着它上升非常快，西电集团的董事长已经是世界电气工程协会的主席。这个领域在国际上的巨头是ABB和GE，西电集团从前下岗的很多员工去了这两家公司。现在，西电集团跟这两家企业比非常有竞争力，因为我们一旦学会做了，国内市场又让产品变得很便宜，质量也上去了，国外的公司没办法竞争。”

在这样的工业土壤里，与其转移海外，不如在国内市场现有的条件下想办法。中国现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增加，可依旧有竞争空间。姚洋说：“设备、材料等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差不多，竞争主要在劳动力价格上。我们虽然劳动力价格增加到1万美元，可是中国台湾地区年工资要1.8万美元，日本要2万多美元，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价格依然只有它们的一半。美国除了能源便宜，其他没有优势。东南亚的劳动力价格虽然便宜，可管理成本高。东南亚工人的素质不高，中国工人的素质正在提高，大工厂里很多工人有大专文凭。”企业转移出去甚至有失去竞争力的风险。张晓波说：“工厂转移不出去，因为中国这方面做得太好了。工业生产要有规模效应，如果有市场需求，留在中国的企业加几条生产线，产品就能上规模。转移到其他地方，反而很难再跟中国的企业竞争。”

能转移到东南亚、非洲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只生产简单的产品。张晓波说：“越南追赶得很快，但它完全超过中国很难。主要原因是它的配套产业链远远比不上中国。越南国家小，不可能生产所有东西，很多材料从中国进口。非洲问题更大，缺一个部件可能都要来中国买。”还有一些转移企业本身就是服务于当地市场。张晓波说：“转移比较成功的产业，比如做陶瓷、装饰材料，它们要用当地的原材料，产品直接在当地销售。”回流发达国家，也不是复制现有工厂那么简单。富士康2017年宣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设厂，可出师不利。经济学研究者们分析，原因在于富士康难以在当地招到足够的熟练工人，也没有上下游供应商。它还要处理工厂大块征地和随之而来的环保压力等等。张晓波说：“工厂得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比如科技含量特别高，或者技术上有突破。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有优势。它也可能改变一些产业结构，不需要从中国进口那么多东西了，就能在本国生产。”

1954年8月， 通用电气涡轮厂的一名技术人员检测该工厂打造的轮船涡轮

超级工厂怎么出现的

中国的超级工厂层出不穷，其中很大比例生长在产业集群里。比如华熙生物是全球最大的玻尿酸生产和销售企业，它和同在山东的几家企业一起形成产业集群，生产的玻尿酸占据全球86%的市场份额。刘志彪说：“中国企业是以一种双嵌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产业链竞争的，它既以单体形式独立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同时也嵌入到地方性集群中，以集群企业抱团的方式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中。”

中国能够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国，除了工业发展的土壤具有独特性之外，也因为密集存在的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集群。中国的很多乡镇现在是某种商品在全国、甚至全球的商品集散中心。浙江省的大唐镇生产全球三分之一的短袜，桥头镇生产了中国服装70%的纽扣；广东省的均安镇做牛仔裤，大沥镇做铝材，顺德地区做厨具；即使相对欠发达的河北省也有480多个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中国能用短短几十年走过欧美200多年工业化历程的凭借。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需要两大必要条件，一个是完善的产权制度，另一个是金融制度。改革开放初期，这些都很欠缺，并且中国民间没有技术。产业集群克服了工业化的壁垒。张晓波说：“在产业集群内，一种产品的生产被分解成很多独立的工序，这些工序再分散到家家户户，生产的投资门槛就大大降低了。你不会做，邻居会做，可以模仿一下技术和经营。这个产业里的新技术、新知识、新创意就这样在当地传播开来。做生意都需要流动资金，在产业集群里上下游可以互相接待。比如拿到订单后到原材料市场，把原材料赊一个星期等到卖出产品再付款。我们调研了很多产区，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中国乡土信用的优势缓解了资金压力。”

当产业集群有了雏形，还能催生出专门性的服务设施，比如专门的机器修理厂、公用设施、道路、专门的市场等等。因为工厂聚集，也吸引了这个行业里大量的熟练工人，确保工厂的劳动力供给。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产业集群里的生产成本低，容易创新产品，在更大的市场中有竞争优势。张晓波调研过全球最大的羊毛针织基地——浙江省濮院镇，它从1976年第一家生产羊毛衫的乡镇企业经过40年已发展出超过3000家企业。在这个集群里，从毛纱材料到成衣销售再到物流一共有10类分工不同的工厂服务于整条产业链，它还有10个羊毛衫交易区，以及毛纱市场、辅料市场、托运中心、客运中心和科研开发中心等等。羊毛衫销售商带着创意就可以在这里组织和协调生产，把设计稿变成成品进行销售。

2015年，湖南省长沙市某工厂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生产线上的高铁列车

产业集群不是中国的发明，但中国把它的数量和规模做到巨大。张晓波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产业集群非常普遍。有一本写伯明翰工业演变的书，如果不看上下文，只看它对分工、集群形态的描述，会以为是在写浙江某个地方。再看纽约，它很多街道的命名其实就来自于产业集群，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它的制造业才慢慢转移到别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产业集群，但经常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遇到瓶颈，停滞不前了。张晓波曾经应埃及政府的邀请去做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也考察过尼泊尔等国家，发现当集群发展中遇到农民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地方政府和精英们没有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克服这些瓶颈。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张晓波说：“中国实行财政分权，地方经济发展好了可以留下更多可支配的财政收入，这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GDP增速等经济指标也是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乡绅的尊重同样有激励作用，比如对义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即便调到外地，义乌人还是非常尊重他。这些地方精英带领大家致富，受到百姓格外的尊重。中国每个产业集群的发展经历可能不同，但中国的体制和文化使得地方政府、精英们在经济发展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密布的产业集群，降低了新企业、创业者进入工业的门槛，降低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创新成本，成为垂直行业孵化企业家和超级工厂的沃土。张晓波说：“全国能做个体户、开作坊的人成千上万，这里边总有一些运气好或者能干的人，他们做得比较成功，有了资本积累，慢慢做大，成为明星企业家，产生超级工厂。千千万万的人一步步趟出来，就像打仗一样，总有人能够在战场上成为将军。产业集群就是提供了一个个的战场。”

超级工厂是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张亚光说：“一方面，只有产销两旺才会使超级工厂的产生和存续成为可能，这要求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采购和消费市场的承接；另一方面，超级工厂往往创造或采纳这个领域最前沿的技术，庞大的人员和设备规模也需要复杂的大数据信息管理。”与此同时，出于物理空间、供应链、劳动力成本的考虑，某些行业的超级工厂所在地一般幅员辽阔、人口密集。综合各种条件，符合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有限。张亚光说：“即便是‘亚洲四小龙’也很难说拥有过多少超级工厂。超级工厂可分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类别。今天的中国超级工厂林立，原因就在于上述这些优势我们全部都具备。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和中国在超级工厂的数量和体量上相提并论。历史上堪称超级工厂‘林立’的，可能只有欧美、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大家都对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家抱有期待，主要考虑的还是庞大人口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在短时间内，中国多年积累的供应链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具备和难以赶超的。”

非洲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缺乏，基础设施不完善，熟练技术工人不足，短期内无法替代中国

谁来当工人？

中国工业规模虽然大，可依旧有升级的空间。制造业行业有一个“微笑曲线”理论，曲线左侧是全球性竞争，胜败关键在于技术、制造与规模；右侧是地区性竞争，胜败关键是品牌、营销渠道与运筹能力。中间下凹处为附加值最低的“生产制造”环节。“中国制造”就处于“微笑曲线”的下凹处，也就是全球产业链中低附加值区域。根据2019年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机床生产国，可机床行业的高端技术垄断在特定国家、特定公司手中，中国的数控机床主要靠进口。于是。转型升级和创新几乎成了谈论中国工业的常用词。可在这些具体问题之前，还有一项宏观且影响深远的问题值得重视。

美国工业空心化值得中国警惕。张亚光说：“产业转移到国外之后，最大的麻烦不是产业门类的缺失。事实上这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美国手里，要在国内恢复生产并不困难。麻烦来自于一个产业在数十年的生命周期里所聚集沉淀的产业工人群体。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工业时代，产业工人的技能被不断细分，一旦被所从事的行业抛弃，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新的工作岗位。这既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也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前一代工人失业、老去之后，工业回流招不到愿意当工人的年轻人了。姚洋说：“即使美国‘锈带’地区的人，也不再愿意进工厂。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来那种制造业的情况。美国不是不要制造业了，而是招不到工人。”

在现在的环境里谈论制造业的未来，首先要解决的是“谁来当工人”。姚洋曾经在巨型国营工厂工作，他认为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培养工人的体系是很有价值的。“我们那个年代，初中毕业如果不读高中了，可以读技校。技校教一些文化知识，但是要去工厂里实习，当了工人之后还可以再上大专。我从前工作过的工厂就有大专学校，用来培养我们的工人，让他们‘回炉’提高一下。这套体系现在瓦解了。我走到哪儿都说这件事，最重要的是谁来做工人。中国如果不警惕美国工业的经历，再过不到20年，可能就招不到工人了。年轻人做快递员很自由，不想耗在流水线上。”除了美国模式，工业强国里还有德国模式。姚洋说：“德国工人很大部分有大学文凭，凭收入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很多公立大学就是跟公司合办的，做的东西不说是高科技，也是非常主流的技术。我们如果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工资就提上来了。给工人评级，他也有了努力的方向。这样的工人技术好，能生产高端产品，给企业的回报也高。”

创新是中国与工业强国之间的重要差距。之所以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除了它生产现代世界的物质基础、创造财富，也因为全球大部分的技术创新都是在制造业里实现的，要想保持领先，制造业不可或缺。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提出“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希望通过制造业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创新因为跟技术进步和提高企业收益相关，所以是市场行为。姚洋说：“我们总说创新，其实不用提倡，到企业里去看看，它们都自动在做。中国现在每年培养800万大学生，搞创新的人也是有的。重要的是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辅助设计软件、光刻机。”

2014年2月24日，天津空客总装厂内，即将完成的空客- A320飞机

创新不是追求全工序包办，把产业链封闭在国内。姚洋说：“经济贸易是交朋友的一种方式，比如日本生产晶圆硅片、光刻胶，一旦中国计划完全形成自己的芯片闭环，会损害中国跟日本等国的关系。”创新还要有耐心，如果是工程领域，很难跨越式发展。姚洋说：“对中国搞技术封锁、卡住中国的脖子不可能，但会让技术进步变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工程领域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花钱花时间去积累。90年代末我们引进瑞士的一个重型卡车项目，发动机部分把全套图纸给了过来，可中国公司消化图纸花了10年时间。它是个工艺问题，只能不停地试验。”

除了创新，中国工业里经常提到的还有转型升级。“中国制造”虽然处于“微笑曲线”的下凹处，这并不是一个劣势，它在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具有必要性。刘志彪说：“中国现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丰富，并且性价比高，尤其适合需要比较多的人力进行加工的行业。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里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工厂，加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参与国际竞争。这是最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选择，也是市场竞争出来的结果。它让中国的全球化取得巨大的成功和进步。”从全球产业链的收益角度来讲，这也是最好的配置。张亚光说：“发达国家无论做代工还是新产业，可能相对于中国来讲都有生产效率上的优势，但通过产业转移和国际贸易，发达国家可以将国内资源禀赋集中到更有效率的新产业，而由中国做专业代工。这种分工为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带来福利的改善。”

中低端制造业有存在的意义，能创造巨大的价值，转型升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许多企业坚守在代工领域依旧出色，甚至规模巨大。张亚光说：“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些领域的比较优势突出，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极为庞大。代工是国外产业向国内转移的结果，西方国家普遍已经进入了‘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产品细分设计方面大幅领先于中国。代工方式直接引入了这些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工业设计的空白，也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短期来看，代工企业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代工领域的利润率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转型升级也有不同的方向和层次。刘志彪说：“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来看，从低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下凹处向两端高附加值的非实体部分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转型，是一个必然趋势。它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不一定一下子就要把制造业丢掉，进入到服务业当中去。生产上由粗到精，由劳动密集型转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它的附加值也很高。产业内往深度升级是制造业最容易转型成功的方式，因为它有本行业经验，有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往往企业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都失败了。”

（实习记者郭子介、张宇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制造业经济产业集群张晓波企业创新产业转移超级工厂工业工业生产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