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波斯为何败于小希腊

李零（王旭华 摄）

李零写这本《波斯笔记》，可能让很多人第一反应颇感愕然。作为学界前辈，以往他专治的领域毕竟是先秦史，忽然去谈古代波斯帝国，不免跨界得厉害。不过，翻开一读就可明白，他表面上是谈“波斯”，实际上背后问题意识的根源还是中国，那才是他真正关心的。

全书开篇就已表明，他对以往国内学界在谈及古代政制时“言必称希腊”的倾向不满。在他看来，希腊不仅没有统一的政制，也不见得有何优越，而且多是小城邦，对大帝国并没有多少参考价值。既然如此，那么国内这些年来对希腊－罗马政制的推崇，只不过是受西方话语影响而不自知，因为从这一视角来看，实际上站在希腊对立面的波斯，才是中国更适合的参照系。这样一来，波斯史就不再仅仅只是一段普通的外国古代史，而成了撬动学术话语“典范转移”的支点。

确实，有一点不可否认：相比起希腊那样城邦林立的海洋文明，波斯这样一个陆基帝国与中国的相似之处更多。虽然地理条件不同，但波斯文明的核心同样深受农牧交错影响，到了近代，伊朗也和中国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首要的使命就是维护国家统一与独立。当然，本书主要聚焦于其早期的阿契门尼德王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对李零来说，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模板，可以和历经春秋战国的混乱走向统一的中国相对比，以揭示国家形态演进的某些基本规律。

全书对波斯诸多遗址、文物、制度的种种考察，其宗旨均在于此。在李零看来，“国家形态的演进，总是由小到大，走向世界化”，因此，“希腊城邦并非国家进化的高端，而是国家进化的低端”。波斯帝国就是这样逐步经由统一、兼并而成一大帝国，而要管理这样一个大帝国，势必要依靠一整套制度。因为灭国太多，管不过来，不能不建立起自己的行省制度，随之而来的，便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实现政治、文化、度量衡乃至宗教上的统一。即便此时仍不可避免有多元化，那也是在大一统之下的多元化。

不难看出，这一思路乍看是在谈波斯，其实处处是在以中国先秦的历史作对比。这一点李零也毫不掩饰，在书中几乎不断以中国的情形来类比，最终这个灭国无数、一统天下的波斯帝国，看起来就像是大秦帝国在丝绸之路彼端的翻版。当然，这其中诸多粗略的类比不无可议之处，两者毕竟也不可能全然可比，但显然，他在意的并不是这些细节，而是一套“范型”——对于立论宏阔的学者来说，“范型”本来就是要忽略掉一些细节的。

这个范型是什么？简言之，就是认为国家形态在演进过程中，势必会由小变大，最终统一，而统一帝国建成之后，都不得不建立科层制官僚机构、依靠统一的法律等制度来管理国家。他强调，说东方大帝国“只靠人治，不靠法制，人治是专制，法制是民主，这是没有常识”，其实大帝国都需要依靠普适性的法律来治理，这只是一种程式或标准，“这根本不是什么东方不东方、民主不民主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大秦帝国一统天下，就非但不是暴政，相反倒代表了国家形态演进的高级乃至终极形态。如果套用黑格尔和亨廷顿的理论，似乎可以说，李零式“历史的终结”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这一话语当然可以自洽，但显然也有其弱点，那就是立足于庸俗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它的基本假设是：“国家形态”总是由小到大地演进，这像是“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翻版，假定这是任何国家演进的必由之路，而演进得越“高级”，就越胜于“低级”的城邦。虽然这是在谈波斯，但其实是一种中国中心论的历史观。这样，波斯帝国比希腊城邦高级，就像秦帝国优于小国寡民的春秋诸侯国。但如果是这样，就很难解释本书自己提出的问题：大波斯为何败于小希腊？

当然，李零的回答是：这和政制优越与否无关，因为“在人类军事史上，这种冷门是家常便饭。即使现代，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也有不少例子”，因而丝毫不能证明战胜方有何政治体系上的优势。确实，像蒙古骑兵横扫天下，除了说明他们在军事上确有过人之处外，也不能说明他们在文明形态、政治制度等任何方面优于被他们征服的那些国度，否则就没有“征服者反为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一名言了。不过，如果回到历史中去细看，就可以发现，即便希腊一方的成功说明不了什么，但波斯一方的失败却确实表明其政治结构中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在希波战争中，波斯数十万大军竟然被斯巴达、雅典击败，这固然是以少胜多的奇迹，但就像赤壁之战或唐太宗征讨高丽失败一样，弱势一方虽然顽强反击成功，但强势一方也不见得就元气大伤；然而，亚历山大大帝成功灭亡波斯帝国，却另当别论了，这充分表明波斯在强大的外表之下，有着巨大问题，以至于竟然被一支孤军深入的希腊武装一击得手。

波斯帝国当时虽然兼并无数国家，但其结构却非常脆弱，是一个“近乎可分解体系”。最明显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其最高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这意味着，它并没有完全消除多元异质的力量，甚至哪怕以行省长官替代原先独立的王侯，但这些长官又很快建立自己的小朝廷，成为半独立力量。按李零的说法，波斯这种形态与中国相比，就像介于“封建”和“郡县”之间。这样的结合，势必是不够紧密的，需要依靠统治者的武力和个人形象为象征，因而当波斯王大流士对亚历山大三战皆败时，底下的各个组成部分都看到了各谋出路的机会，帝国立刻土崩瓦解。

在此后不久的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几度大败罗马军队，但不仅罗马人绝不求降，连罗马的同盟城邦也不离不弃，不肯投靠迦太基一方，最终罗马反败为胜。为什么波斯不能像罗马这样坚韧顽强？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意味着各自在政制构造上的巨大差异：一个日益复杂的国家组织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内部的多元异质，依靠权利让与的自愿认同，所能产生的整体凝聚力远高于单纯靠武力捏合在一起的松散政体。

美国学者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研究了古今历史上数百个文明崩溃的案例之后认为：复杂的组织并不必然是好的，在竞争中也并不一定胜出，相反，复杂化程度较低的边缘国家灵活性较大，往往还体现出更强的竞争优势。此时，崩溃成了无法摆脱困境时的一种调整，使社会回归到能够以较低成本就能维持的组织状态。就此而言，像波斯帝国这样超出了自己技术管理水平的复杂组织，实际上是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力量强行维持着，所以一旦战败就不可收拾。这并不必然是什么“国家演进的高级形态”。

或许可以说，中国、波斯和欧洲在面对这个难题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波斯帝国是容纳了差异性的松散统一，结果是缺乏动员效率和凝聚力，往往只有被压缩回本土时才爆发出坚韧顽强的力量；欧洲是在承认多元自治的基础上自主地联合，这兼顾了动员效率、成本和自发认同，但却难以达成统一。至于我们中国，出于一种相当不同的集体心理和历史经验，一直顽强地保持着大一统，成功地避免了波斯那样松散的内在结构，但代价则是同质化所造成的整齐划一。 波斯帝国世界大战历史李零希腊历史军事历史一战波斯古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