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乌托邦

（图 谢驭飞）

文/肖遥

电影《走出非洲》里，女主凯伦和两位客人丹尼斯、科尔晚餐后坐在壁炉前聊天，丹尼斯听说凯伦会讲故事，就提议故事接龙，他起了个开头“从前有一个叫秦旺的放荡不羁的中国人，和一个叫夏莉的姑娘”，凯伦接着往下讲“夏莉是教士的女儿，会说中国话，秦旺孤身一人住在台湾街”，凯伦讲着讲着蜡烛变短了，丹尼斯看凯伦的眼神亮了，在丹尼斯眼里，这个会讲故事的女人闪闪发光。

恋人的世界和孩童的世界一样，是充满想象力的，孩子在听故事的时候不会考虑它的新意，他们会要求讲故事的人用完全相同的字句讲述同一个故事，任何一点改动都会令他们愤怒和不满。同理，情人也不介意重复，那正是他们不足为外人道的默契，他们会反复使用一套特定的表情包，重复一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梗，或者讲一个傻傻的、类似宝玉给黛玉讲的那个小老鼠偷香芋的故事，用这些只属于他们两人的梗、段子和故事来暗示、确认、强化他们与众不同的亲密关系。在这些故事营造的乌托邦里，现实是与世隔绝的。

如果说故事是个乌托邦，那么现实世界就是一个权力系统。为了显得正常，人们要走亲访友；要参加聚会；要装作十年不见了的同学还是那么有趣；要对亲友的成就大声恭维；当有人展示自己小孩照片的时候，要像见到奇迹一样地惊叹。如果是孤身一人去社交，聚会越热火朝天，内心越容易感到疏离和寒冷，甚至觉得自己被屏弃于他人的言语之外：他们的旅途、别墅、猫狗或八卦与我何干？罗曼·罗兰说：“我看这世界，另一个世界——充满着歇斯底里。”

倘若一对有情人置身其中，就像李商隐的诗里写的，隔座送钩春酒暖，他们会营造出一个只有你我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里，足以屏蔽权力和世俗对人性的碾压，隔绝那些客套、交换、心机和欲望，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而现实世界，就如同隔着咖啡馆的玻璃看外面来来往往的路人，像鱼缸里形形色色的鱼，轻盈地游来游去，往来翕忽，对他俩的世界造不成烦扰和侵害。对恋人们来说，除了我爱你你爱我，其他都是小事，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当故事听腻了，就是爱情褪色的时候。米歇尔·图尼埃的小说《沉默的恋人》里，妻子厌倦了丈夫车轱辘话来回说，当他抱怨她总是打断他的话时，她说他的那些故事都讲了一百遍了，并给了他一个恶毒的建议：建议他给每个故事编上号码。从此后，他不需要像其他讲故事的人那样从头到尾细致地描绘故事的细节，而是仅仅说出它的编号即可。比如当妻子说27号故事，丈夫就会在他的故事库里找到关于他祖母的狗误上了他的渔船，最终被警察送回去的故事；至于71号，则是他曾经出海时救下两只海鸥，并给它们喂了食物，它们是如此忠诚以至于若干年后依然能在一艘船上找到他。丈夫也不甘示弱，他认为只消用一个残忍的方法就可以结束夫妻间的对话，那就是找到另一个还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耳朵。他说，如果一个人想另结新欢，他或她仅仅是想找一只还没有听过自己生活经历的耳朵来聆听这些故事。 故事生活圆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