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的终局之战

2016年8月2日，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在布莱顿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文/晓宇

工党再遭遇“旷野岁月”

“脱欧”给英国带来的政治剧变方兴未艾，英国政局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具颠覆性的变革。首当其冲的是拥有119年历史的工党。连续4次的败选后，工党在野的时间将超过10年，接近1979到1997年长期无法上位的“旷野岁月”（Years of Wildness）。

塞奇菲尔德选区正是这场挫败的缩影和象征：它地处英国东北，杜伦郡，过去的85年一直由工党把持，也是布莱尔曾经的选区，今年易手保守党。失去传统票仓后，工党濒临“无根政党”的危险。谈及翻身，根据地要从哪里开始？它身上的危机，不单是英国在国民议题上的分裂，工党的内部矛盾，也代表政党日益严峻的代表性问题：今日的左翼政党要代表谁？

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出现之前，也有声音怀疑工党是否还有可能执政，英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党优势制的国家。1981年，英国工党内部的“四人帮”（罗伊·詹金斯、大卫·欧文、比利·罗杰斯和雪莉·威廉代表的右派）出走，与工党分家，成立社民党。1983年选举，迈克尔·富特领导的工党颁布左倾竞选纲领，被党内议员戏称是“最长的自杀宣言”。彼时正值撒切尔夫人市场化政策施行，马岛战争获胜，保守党的声誉达到顶峰。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工党1983年获得的席位仍然比今年多出7席。

即便工党能迅速从溃败中恢复，选出党魁，推出新纲领，他们也很难复制1997年新工党的崛起。新工党的诞生赶上了全球左翼政党围绕“第三条道路”的改造，调节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推动福利体系的改革。美国、欧洲和澳洲的偏左政党形成泛联盟，彼此借鉴支持。新工党名称上受“新民主党人”的启发。1997年的竞选策略上，布莱尔听从克林顿的建议，甚至把战情室（War Room）的美国做法移植英国。今日的工党，和欧洲社会民主党若即若离，也无法从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和无暇自顾的民主党那里得到支援。

1983年，布莱尔和科尔宾，以工党议员身份，同一年进入议会。两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阵营。布莱尔的“现代派”（Modernisers）在此后的10年间逐渐主导工党。科尔宾坚持社会主义路线，成为党内的边缘化人物。他和少数的同盟被看作是红色年代的遗老，固执、保守、不会妥协、不会当权。布莱尔在当选首相前一年，与记者谈及工党的内部稳定时说：“不用担心科尔宾的突然掌权。”

2015年，科尔宾出任工党党魁时，这句话也被重新翻出。科尔宾的当选是情怀的回归，对左右逢源机会主义的厌恶，对“信念政治”（以政治主见而非大众意见为先）的推崇。这样的回归，在2017年大选时，带来了短暂的惊喜。保守党失去议会多数，不得不与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结盟，维系少数派政府。工党虽败犹荣，选票增长近10%，对科尔宾领导权的质疑销声匿迹。

意外的“胜利”给工党造成广泛支持的错觉。选举前后，“青年震荡”（Youthquake）一词反复出现，指代青年政治参与的高涨。官方数据不公布选民年龄的情况下，社会上的民调显示，18～24岁青年及少数族裔投票人数猛增。青年选民投票的人数有12%～16%的上升，其中超过六成支持工党，工党在年龄层的优势一直保持到45岁以下的群体。

工党乐观地认为，科尔宾带动了青年的参与，青年又支持工党，这是长期胜利的征兆。可是，青年选民的作用可能在一开始被夸大。官方给出的投票率是69%，比2015年增长2%。英国选举研究（British Election Study）事后面对面调查，并没发现青年选民参与的显著变化。不否认年轻群体倾向支持工党，但年轻群体的投票率仍然低于中老年群体。2017年，投票参与的增加出现在各年龄层，无法佐证投票率的上升来自青年。

前保守党政府的司法部长菲利普·李脱离保守党加入自由民主党

关注年龄的分层，工党忽略了悄然发生的变革。2017年，工党在高收入及中产阶级的支持率攀升了12%。与此相对，保守党在工人阶级和低收入人群的支持率上升了12%，在C2（技术型工人阶级）的支持率甚至超过了工党（数据来源：Ipsos MORI）。这创造了两党自1979年以来的纪录。以阶级划分的传统政党身份，出现了掉转：中产转向工党，工人阶级转向保守党。乐观的工党没有把这作为一场危机来应对。

党内领导的构成也说明了相似的问题。科尔宾，“遗老联盟”的黛安娜·艾勃特和约翰·麦克唐，影子内阁脱欧大臣凯尔·斯塔莫，外交大臣艾米莉·索恩伯里皆是伦敦市选区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和活动宣称是代表普遍的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处于国际大都市和多元文化区。

如果我们要从此时的工党提取关键词的话，它不再是人民、工人、乡镇，而是年轻、中产和城市。这是左翼政党的普遍两难境地：一方面，它试图推行社会民主的意识形态，开放多元的文化，改良的社会政策，支持来自于城市的新兴中产；另一方面，它要维系传统的政党身份，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关联，维持稳定和安全的诉求。

两方面虽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但可能轻易地形成矛盾和偏见。比如针对移民问题，一方可能说，我不愿和种族主义者在同一个党；另一方说，我不愿和把我看作种族主义的人在同一个党。工党提出第二次公投的想法时，它偏向了前者，偏向看上去先进和未来的意识形态。进步的主义或是传统的人民之间，工党选择了前者。

直接的后果是“人民的倒戈”。落败之后，党内声讨科尔宾。领导人的形象，竞选纲领和策略，自民党的分仓，一一成了败选的原因。《卫报》给出了“叛离”工党的选民画像：年迈，白人，工人阶级，受教育程度低。但这些都不是充分的解释：两年前，同样是在科尔宾的领导下，工党选举结果斐然。自民党的竞争一直存在，东北部的人口构成没有发生变化，年轻人依旧积极支持工党。为什么结果却是截然不同？工党的落败是一场代表性的危机。它处于两难的选择，代表前进的理念和意识，或是反映普通民众的需求和认知。这场选举，工党从平衡木上摔了下来。

1994年7月21日，托尼·布莱尔（右四）出任英国工党党魁

脱欧的偏见

不是没有人预计到提议第二次公投的风险。2019年6月，大选前的半年，工党议员乔恩·克鲁达斯撰文写道，如果支持留欧，工党就有失去工人阶级的危险。他指出左翼政党，尤其是工党面临的意识形态抉择，要不回到工人为先的正统道路，要不就是激进的城市社会民主方案。后者面向青年，有时髦的社会理念（后工作时代、全民基本收入），倾向留在欧盟。工党最终的选择，没有从自民党那里赢回留欧派的选票，也失去了自己阵营里的脱欧派。

因此，2019年的选举，可以看作英国大众再一次对欧盟问题的表态。这个态度，给还在否认脱欧民意基础的党派迎头痛击。这不代表着脱欧问题的终结。选区和党派仍然因为欧盟问题撕裂，拥有多数席位的保守党，即便通过了英国离开欧盟的协议，也不能轻易地在转型的英欧关系上达成一致。苏格兰民族党可能再次寻求苏格兰的独立。

历经三年的脱欧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生态。流行的分析中，英国乃至欧洲，长期经济发展不平等和阶级对立，体现在脱欧问题上的分裂。换言之，脱欧只是结构性问题的一个表征。可是，国家社会研究中心（NatCen Social Research）的调查发现，脱欧派并非是印象里被排挤和遗忘的工人阶级。它是广泛的社会联盟，包括富裕的疑欧派、失落的中产、年老的工人、穷人和反对移民者。之后的争论中，脱欧派的形象变得扁平和单一，政治上是民粹主义者，民众中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不理性人。

围绕脱欧的偏见是双重的。脱欧派认为留欧者垄断权力，忽视人民声音，傲慢，不接地气。留欧派认为脱欧者是受了蛊惑和虚假宣传影响的民众，盲从，缺乏判断。脱欧不是英国社会分化的表征。相反，英国从脱欧开始走向分化。

复杂的社会矛盾，集中简化到一个问题的冲突上。本来作为政治选择的脱欧，演变成二元的政治身份。传统的身份对立和两极化，往往起源于政党或是宗教纷争。脱欧的例子，是政治事件催生的“情感两极化”（Affective Polarisation）：公众针对特定议题的意见不同，形成激烈情绪和社会分化。一个议题引发的意见分歧，逐步扩散到全社会的分裂和对抗。

沟通变得愈加困难。亲欧的工党派系存在文化上的优越感，选区之间形成潜在的鄙视链。大选结束后，输掉唐河谷选区（1922～2019年皆是工党选区）的卡罗琳·弗林特，公开指责伦敦选区的艾米莉·索恩伯里，称后者曾经说过，幸好自己的选民没有像唐河谷那样蠢到支持脱欧。同样的指责也针对埃德·米利班德，工党的前任党魁。在他的选区，超过七成的选民支持离开欧盟。

这可能都是党派的政治斗争和捕风捉影，但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发迹于工党内部的偏见。工党始终把沟通和传播归为竞选失败的原因，认为自己的政策正确无误，符合大众利益，只是被竞争对手和媒体曲解，没有准确地传达到选民那里。选民接连表达的不满也成了信息污染后的误解。把脱欧的选民当作是不理性的人，工党失去了正视他们诉求的机会。选民经历了两次背叛，一次工党没有支持脱欧，再一次是工党把他们的反对视作愚昧。工党代表了文化的傲慢，而不是代表大众的心声。

情绪选民

不妨从另一个侧面来了解代表性的问题。这场选举中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老工业区的政治光谱转向，投票脱离传统的党派根基；另一方面，超越党派政治的尝试惨淡收场。脱欧的争论引发了接连的脱党。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9年9月的议会辩论中，保守党议员菲利普·李在约翰逊发言时，走向自民党的座区，公开叛党。工党和保守党的叛离成员，组成亲欧的“改变英国党”。两党也有成员加入自民党，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这些走中间路线的候选人，试图超越党派分歧，优先国家议题。他们曾被寄予厚望。然而，今年的选举中，中间路线候选人全军覆没。

这里的矛盾在于，人们究竟还认为政党是他们的代表吗？他们的投票好像可以脱离本地传统的政党联系，但又无法接受跨党派的政治力量。中间路线的失败，毫无疑问指出了贸然代表理念和情怀的风险。当曾经亲密的政党“背叛”选区，选民并没有放弃政党作为代表，而是转向最能够惩罚故党的对手。惩罚性的投票也被称为“二阶投票”（Second-Order Voting），选民不是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喜好来投票（Issue-Voting），而是把选票作为表达不满、惩罚政府或建制的手段。

从英国的脱欧公投开始，选民的表现更加靠近二阶投票。政党不单代表利益和群体，也需要代表社会情绪。2017年工党的选举惊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选民对保守党政府的不满和惩戒。两年之后，这种不满转移，对准议会中反对党的拖拉和阻挠。除了坚定的反对立场之外，反对党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替代道路。即便工党执政，提出的脱欧方案可能也和保守党如出一辙。

约翰逊的竞选口号精确地捕捉了大众的情绪，经过三年无休止的争论后，人民开始失去耐心，他们想要完成和结束（Get it done）。苏格兰民族党在2017年的败走麦城和2019年的大获全胜也取决于民众的情绪风向。它的政策主张和面对的选区群体基本没有变化，结果却大相径庭。2017年，二次独立公投的仓促提议，忤逆了民众对于稳定的追求。同样的提议，今年看来，是远离政治死结和闹剧，开启新篇章的坦途。

时间和情绪，成了政党代表性问题中新的变量。政党处于随时调整代表目标的状态中，选择理念或是选票，未来或是传统，和自己的历史做清算，重新定义属于自己的“人民”。它要成为公众情绪的出口，但又要避免悬浮和机会主义的冒进，维系政治上的遗产和延续。剧烈的不确定性和议题的流动，在变革政党的内涵，以及他们在民众和国家之间的角色。无论如何，这都可能促生新的政党，或是淹没旧的政党。

大选结束后的一周，我收到费边社和工党的来信，邀请老成员重新加入。它的开头写道，成百上千的人在选举后加入我们，要在历史性的败选后，重振工党。这样的信息，出现在2015年科尔宾当选前后，2016年的公投后，2017年的竞选时。直至今日，工党仍以48万党员的人数，远超其他政党（第二位保守党党员18万人）。它想要赶上即时性的情绪和热忱，形成一股浪潮，造一场运动。加入它的人，受到人民政党身份的吸引，寻找合适的情绪出口。以及，一个可供改造的政党，让它更好地代表自己，代表那些被认为已经消失或是还没来到的人。 科尔宾美国政党英国政治脱欧国际社会选举英国英国保守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