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西非：尼日利亚的中国年轻人

在卡诺老城的传统市集，一群正在购买口粮和蔬菜的年轻人借着闲暇唱起了歌（法新社供图）

和古源同车前往GONA团队集体宿舍的路上，我们不约而同地聊起了一个话题——“尼日利亚王子”。这是一个会在本地人那里收获会心一笑的段子：上世纪80年代油价泡沫破裂之后，许多美国老年人突然收到了一封印有尼日利亚地址的信函。写信人自称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董事，宣称自己计划将一笔数千万美元的巨款从军政府控制下的祖国转移到北美，因此需要一个注册在美国公民名下的账户。户主只须向指定的非洲户头汇去数百美元的“手续费”，就可以被认证为石油公司的“商业伙伴”。届时，董事先生将把巨款一次性汇入这位美国“伙伴”的户头，并亲自到美国将其取出，而“伙伴”可以获得款项的30%作为感谢。

不用说，慷慨的“董事先生”并不存在，也没有任何资金要从尼日利亚汇往海外。所有轻信巨款谣言的当事人，最终都变成了金融诈骗的受害者。进入互联网时代，跨国信函变成了成本更低的电子邮件，写信者的身份则从董事先生变成了带有神秘光环的“尼日利亚王子”。对巨款来由的交代变得越发五花八门：有时它是某位下台军阀藏匿的黑金，有时则是银行职员盗取的去世客户的遗产，有时甚至是遭遇联合国禁运的塞拉利昂“血钻”。唯一的共同点在于，分享这笔财富需要预先汇出一笔不大不小的资金，并且永远不会有回音。

30多年过后，“尼日利亚王子”已经成为了欧美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低级骗局，在各种报章评论和脱口秀节目中时时作为搞笑段子出现。由于骗子们在编造故事方面的想象力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搞笑诺贝尔奖”组委会在2005年将当年的“文学奖”颁发给了“尼日利亚互联网创业者”，以“表彰”其“创作并借助电邮和万千读者分享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短篇故事，其中充斥着阿巴查将军、阿巴查夫人、姆贝基大律师之类富可敌国的主人公。他们个个心地慷慨，只索取少量零钱就愿与一众善良人士分享自己名下的巨额财富”。因之蒙羞的尼日利亚政府则不得不在《刑法》中增设了第419条，以打击层出不穷的跨国资本骗局。

对那些远渡重洋来到尼日利亚创业的中国年轻人来说，“王子骗局”代表了这个国家曾经的负面形象：不透明的金融系统，缺乏执行力的司法机构，以诈骗为生的本地团伙……他们需要从头开始适应这个陌生的西非大国，也需要持续突破自己以往的思维和行动惯性。幸运的是，除去和前辈华侨类似的吃苦耐劳精神外，他们还拥有“天时”加成——中国在21世纪初作为“世界工厂”和新兴资本出海口的崛起，使年轻一代创业者在西非拥有了更大的探索空间。无论是从事传统服务业还是新兴互联网产业，他们都在书写新的传奇。

晚高峰时，拉各斯的年轻上班族乘坐“大众”T4型小黄巴奔驰在回家路上（李亚楠摄）

伊科易的“后舍男孩”

作为初创交通服务企业GONA的联合创始人，古源形容自己是一个“活在领英（LinkedIn）上的人”——借助这家以招聘为导向的社交网站，他不仅关注着国内资本巨头进军非洲的一系列动向，还和可能加盟自己团队的潜在伙伴保持着联络：“虽然说在找投资这个阶段，人脉的作用还是相当突出，但一旦开始搭建团队框架，过去造成很大困扰的信息稀缺、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已经可以通过领英这类专业社交网络来解决了。”从芝加哥的德保罗大学商学院毕业以后，芜湖人古源在他服务的前两家互联网人力资源企业里积累了足够经验。距离第一次现场考察仅仅过去一年时间，GONA团队的业绩已经初见成效，这是以往完全无法想象的效率。

像GONA一样活跃在拉各斯的中国创业团队，至少有十几个之多。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可以被视为几个微信群中的群友——拥有相对集中的投资方。昆仑万维旗下的网络浏览器公司Opera孵化了移动支付初创企业Opay，触角深入到摩的、外卖、商户线下支付等多个领域，在11月刚刚完成了1.2亿美元的B轮投资。在拉各斯街头，身着Opay绿色马甲的摩托车骑手举目皆是。在新出炉的《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上排名第48位的段威则创办了类似“58同城”的Yeebia。古源的投资人之一、原达晨创投副总裁李杨同样希望在尼日利亚孵化出自己参投的第三家出海“独角兽”企业，他把自己进军非洲的金融科技公司命名为“瓦坎达”（Wakanda）——在2018年上映的好莱坞漫威电影《黑豹》中，瓦坎达是一个偏居非洲一隅、却拥有全球最强科技和医疗条件的虚构国家。而在尼日利亚人心目中，瓦坎达就是他们的祖国，是尼日利亚的最终形态。

在今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昆仑万维董事长、被投资界称为“独角兽猎手”的周亚辉表示：“中国的创业者如果去非洲创业，如果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寂寞，就会获得很大的成功，这个成功概率是蛮大的。”他的结论建立在两项判断基础之上：首先，在以往被视为下沉市场的“两印”（印度、印尼）和东南亚，本土精英阶层的崛起已经压缩了中国科技初创企业的市场空间；和这些本土创业者相比，技术上位于同一区间的中国企业家占不到便宜。其次，只有在非洲这个“下沉市场中的下沉市场”，中国创业者既有的经验和技术优势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出来，才有更大的成功概率。首家专注非洲市场的中国创投孵化平台“非程创新”的联合创始人李博海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非洲的互联网创投、科技创业大概是中国15年以前的水平”，“东南亚重点的国家有6～7个，3年左右时间窗口就结束了；非洲有50多个国家，距离时间窗口结束至少还有10年”。

饶是如此，要在这片描画于沙盘之上的“蓝海”站稳脚跟依然不容易。古源清楚地记得，在被合伙人刘晓军带到拉各斯考察的第一天，他被单脚悬空、一手攀挂在小巴车窗框之上的本地售票员吓了一跳：而这正是他随后就要打交道的对象。以送手机（费用在未来按期扣除）、交朋友的方式吸纳合作司机的尝试进行得也不顺利：缺乏金融经验的司机们认定这是某种新骗术，齐齐选择了抵制。“在一个工薪阶层收入过低、因而缺少储蓄积累的社会，一般人对‘资本’的认知是很贫乏的”，这是古源慢慢发现的规律，“拉各斯普通上班族的月收入不过相当于1200元人民币，交通、食品和日用三块开销刚好各占据1/3，结余为零。银行根本不会考虑向这类缺少抵押物的居民放贷，所以尼日利亚的贷款利率高得惊人”。他必须先给司机们开一堂经济常识课。

所幸古源并不缺少同路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市场营销系的范梦奇从一家大型通信技术企业离职后加盟，成为了GONA负责商务拓展（BD）的合伙人。“2016年我大学一毕业就找了一份来非洲的工作，当时的主要考虑是个人待遇。”范梦奇很坦诚，“常驻本地3年之后，对尼日利亚的市场行情已经有所了解，加上通信企业的业务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基建周期，就产生了离开大公司、从头开始参与一家新企业创办的念头。”过去打交道的对象是州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高官、银行管理层、资深律师，如今则换成了工会负责人、小巴车司机以及一脸好奇的本地员工，范梦奇并不觉得其中差别很大：“都是地面打法，都要尝试找到彼此的共识。”喜爱足球的他已经成为了GONA本地员工周末足球赛的固定成员，这在尼日利亚是一种获得信任的表示。

出生于1994年的范梦奇，和GONA团队中的大部分中方员工年龄近似，正是赴非中国创业者高度年轻化趋势的一个缩影。年轻意味着更小的心理负担和更大的成长空间，也带有一种天然的乐观气质。负责产品策略的许大正笑言：“从读大学到找工作，从来也没离开过家乡杭州。就为了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从上一家公司滴滴一下子跑到了尼日利亚，没想到还挺有乐趣。”运营专家（OE）凯涛在大学毕业那年收到古源从领英上发出的邀请，登上订好的班机就从家乡北京来到了拉各斯：“第一次来到未来东家的总部，却误走进了在同一处大楼里办公的一家电器销售企业的办公室。当时的感觉是：完蛋啦，原来这就是‘尼日利亚骗局’！”

在卡诺老城的一处街头市集，两名豪萨族妇女正在出售坚果（李亚楠摄）

在拉各斯岛东面的伊科易（Ikoyi），GONA租下了一间200多平方米的宽敞公寓作为中方前线员工的集体宿舍。年轻人们在那里彻夜开会、研究业务进度，并与南京的“大后方”保持着频繁沟通。对互联网产业的共同兴趣以及早早拥有出国旅行、求学经历的国际化视野，使公寓里的日常气氛更近似大学男生宿舍：大家会在闲暇时一起研究圣诞假期的休闲目的地，也会比较哪家新开张的中餐馆提供的外卖服务更物美价廉。唯一头痛的地方是无法再享有国内的电商购物便利：每次回国，古源依然要帮大家代购从小家电到手机、茶叶等各色零碎。他指着宿舍一角堆放着的一箱充电宝告诉我：“本地市场上出售的移动电源仍然以杂牌为主，不仅价格比国内贵2～3倍，虚标功率也是常有的事。为了满足本地员工的需求，我们从合作企业那里搞了一批质量比较好的产品，以分期扣款的方式分发下去。这也是在非洲创业的一个特点：需要关注无数琐碎的细节。”

从为优秀员工集体采购智能手机到组织各部门足球比赛，GONA的日常业务在一系列看似闲笔的花絮中进入了正常运转。身为年轻人的天性，也使团队成员时常把本地员工的境遇和自己的经历做比较，从中生出由衷的同理心。范梦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公寓雇用的保姆格蕾丝居然是“尼日利亚的复旦”拉各斯大学政治学系的毕业生，但因为缺乏相应的就业岗位，每个月只能领着1200元人民币的工资为GONA团队洗衣做饭。这使得他越发感到自己的工作意义不仅在于实现个人价值，也会对改变这个国家贫富严重失衡的状况有所帮助。在GONA位于拉各斯市大陆部分的办公室，他和古源以兴奋的语气向本地员工谈论起即将到来的圣诞假期——对尼日利亚南方的基督教各州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狂欢节庆；而在圣诞前最后一个月业绩表现良好的员工，将会得到额外的奖金和假期。“尼日利亚员工的自尊心很强，也很看重物质激励，会比中国员工需要更多表扬。”古源已经总结出了一套方法论，“只有调动出他们的积极性，落地工作才能有成效。”

午休时间，GONA联合创始人古源（左一）和两名当地员工坐在办公室外的长椅上

从广州到拉各斯

李博海把古源这样的创业者看作是登陆非洲的第二波生力军：“就趋势而言，传统行业很早就来了，比如基建、生产制造、贸易等。但是2019年下半年开始，互联网或者说新经济出海的潮流才变得非常明显。”他所操盘的“非程创新”希望整合这批年轻“过河卒”与尼日利亚本土的精英创业者资源，并优先扶植具备过往创业经验、国际眼光和闯荡魄力的年轻团队。古源通过领英搭建的“大学宿舍”仅仅是个案之一，初创医疗企业Morsun Med的团队构成同样富有代表性：联合创始人吴国鹏在跨国医疗销售和互联网AI医疗创业方面拥有10年左右的经验，另两位合伙人则是同样高度国际化的公关负责人张燕妮以及中医在线问诊平台“冬日中医”CEO李祖赟。资本运作老手、年轻组织者搭配当地经验丰富的“老非洲”，构成了这一代创业者的蓝本。

当然，并非所有人眼中都只看到利好消息。对21世纪初一度风生水起的在尼外贸华商群体来说，眼下是最近十几年里最寒冷的冬天。拉各斯中国商城的凋零状况是这种不景气的缩影：考虑到中国小商品，尤其是低端纺织工业品大量涌入对尼日利亚本土制造业构成的冲击，尼日利亚政府自2005年起即多次颁布针对中国进口服装和鞋类、假发的临时禁令；对已在当地落脚的经销商，也只允许从事批发、而不得进入零售环节。汇率震荡和高通胀带来的资金压力使得老一辈华商成批抽身离去，留守者大多也在徘徊观望，内心充满悲观。

但玲玲和她的丈夫奥基基（Okeke Uchenna）不在其中。对他们来说，拉各斯已经是故乡，也是未来。

永州姑娘玲玲把她和丈夫的相识描述得充满戏剧性：“我们家在湖南南部山区，小时候没有读过多少书，初中毕业就到广州打工，在小北路的非洲人聚居区替老板管外贸档口（样品陈列铺面）。那个时候奥基基已经在广州待了几年，我们租住在同一个小区，就在相对的两栋楼里，但相互不认识。那时候他有时会闲得无聊，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看到我在对面晒衣服就对我挥手、打招呼。后来有一回，他替他的老板到档口进货，居然认出了我，关系就近了。我觉得他比一般非洲人更老实稳重，也很尊重女性，慢慢就开始了交往。”

2012年，谈了几年恋爱的两人第一次回到尼日利亚，与奥基基的父母见过面，算是履行了订婚程序。在玲玲看来，自己对未来生活在何处并没有很强的执念，倒是婚后的生计值得仔细思量——奥基基的家乡在尼日利亚东部，但只有拉各斯有着发达的外贸行业和小商品经济，适合未来定居。两人在广州打拼时攒下了一小笔积蓄，可以作为起步资金，唯一的问题是投入哪项经营。最后是玲玲拍板做了主：开一间电脑配件门市。

在小北路闯荡多年，玲玲有她自己的生意眼光：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尼日利亚在进入21世纪后迎来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大跃进”，年轻一代对笔记本电脑的需求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不过由于人均收入偏低，尼国经广州进口的大部分是回收翻新的二手电脑，以“惠普”等美国品牌为主，价格通常在1200元人民币左右。因为型号较旧加上使用时间已长，这些笔记本的电池、键盘、屏幕等零部件出现故障或报废的比例极大，因之产生了对耗材的可观需求。利用在广州建立的进货渠道，将门市开到拉各斯，正是顺势而为的决定。

在拉各斯闹市区的一处小黄巴停靠站，身着绿色文化衫的GONA地推人员正在与当地工会负责人交谈（李亚楠 摄）

对2015年之后骤然红火的本地智能手机市场，玲玲没有选择仓促入局：“因为预算有限，大部分尼日利亚客户优先选择购买的是二手智能机或者售价较低的型号。手机和电脑不同，不同品牌的零配件通用性很低，维修的时间周期更短，也更难由机主独立维修。一旦开始做这个生意，不仅要囤积不同品牌的各类零部件，还需要另雇修理人员，会增大资金压力。最近几年在尼日利亚市场占比最高的几个手机品牌，比如‘传音’和‘华为’，都有自己的售后网络，对销售、维修一体的小手机店已经构成冲击。所以我专注做好本行就好。”

万事开头难，哪怕是“本行”。决定扎根拉各斯之后的前几年，玲玲几乎每隔两个星期就要飞回广州一趟，独自安排进货发货和货款结算业务。富有实践智慧的生意经，也在一趟趟上万公里的飞行中逐渐累积起来：“一开始我们夫妻俩都没有经验，为了节省旅途开销，只买最便宜的经济舱机票。事后一算账，几十箱货物要支付超重费，额外花了一大笔钱。以后就改买商务舱的票，有更多免费行李额度；只要每次带货的数量足够多，机票差价反而是小问题了。”素以关节繁多、索贿现象严重著称的尼日利亚海关，也被她以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搞定：“第一次从拉各斯回广州时，海关的一个女负责人问我有没有礼物要给她。我回答说现在没有，但等我从广州回来时，一定不会忘记她。后来等我进完货回来，专门到海关找到她，送给她一双皮鞋。这个女官员非常惊讶，当时就说‘看来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要和你交朋友’。以后我们的个人来往也越发多起来，一起吃过饭，还一起旅游，带货进关时遇到的刁难一下子就减少了。”这多少要算是一种西非式奇遇。

在靠近拉各斯机场的伊凯贾（Ikeja）电脑城Otigba，玲玲和奥基基盘下了一家铺面。这里曾是尼日利亚著名的露天电子元器件市场，商贩和客户就在张起遮阳伞的红土路上讨价还价、付款交易。如今红土路旁已经建起了一座三层高的商场，规模较大的店铺多数搬入其中，唯独摩肩接踵的人流依旧终日不断。玲玲以每月大约1000元人民币的薪水聘请了两位员工替她看店，自己和丈夫则负责进货、收账。最近两年，随着经营步入正轨，夫妻俩已经不必每天亲自前去门市盯牢业务，而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照管两女一男三个孩子上。

和中国商城的许多铺主一样，玲玲自感最艰难的日子是2014和2017年：“2014年油价暴跌，尼日利亚政府顶不住压力、宣布奈拉贬值，官方牌价从1美元兑170奈拉一下子掉到200奈拉。2016～2017年又跌了一轮，最严重的时候1美元可以兑500奈拉，一直到去年才回升到300多。”在贬值周期里，未收回的货款折合成美元几乎遭遇腰斩，员工每个月的工资也被迫从不到3万奈拉上调到接近5万奈拉。所幸丈夫一家信任她的为人，婆婆暂时承担了照顾孩子的工作，小叔子也前去铺面帮忙，危机终究是一点一点过去了。

在拉各斯西郊建成不久的新房子里，玲玲说她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这栋带有花园和游泳池的两层白色小楼是夫妻俩奋斗7年的结晶，如今住着一家五口人和岳母。傍晚时分，家庭教师正在给已经上小学的大女儿补习功课：玲玲把她送去了拉各斯最好的国际学校之一，打定主意要让她拥有比自己更好的教育条件。尽管未知的考验还很多，她依然感激和丈夫在广州的相遇：由于遥远的尼日利亚，她的人生轨迹整个被改变了。

傍晚时分，一名向过路司机兜售袋装饮用水的豪萨族少年穿过卡诺老城的一条小巷（李亚楠 摄）

卡诺的奇幻漂流

和卢磊的偶遇纯属巧合。在尼日利亚北部重镇卡诺，我和摄影师李亚楠前往当地小有名气的中餐馆千禧中国饭店（Fasania Restaurant）就餐，在兑换奈拉时迎面碰上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攀谈之下，发现他原来是玲玲的老朋友和湖南同乡，也是千禧饭店的股东之一。不同寻常的是，他在这里已经度过了8年时光。

28岁的卢磊开着一辆扎眼的“奔驰”G级越野车，身旁不时伴着荷枪实弹的警卫，颇有好莱坞电影中边陲大亨的派头。但静坐下来聊起天时，浮现出的却是一个带些伤感的文艺青年形象。在风气大不同于拉各斯的老城卡诺，卢磊经营着一家“新海家华人宾馆”，在当地华侨社团和华商协会组织的各类活动中也是活跃人物。这使得他偶尔会流露出某些属于中年人的特性：陷入对往事的回想，并且生出些许满怀惆怅的感慨。

按照卢磊本人的看法，18岁之前和之后，他所过的是大相径庭的人生。少年时代跟随经营钢材生意的父母移居贵阳以后，他几乎从未因钱财发过愁。业务繁忙的父母对他的管束足够宽松，有时甚至近于溺爱；虽然不曾惹出过大麻烦，出入酒吧夜店、撒谎逃学在中学时代却极为稀松平常。然而这一切在18岁那年戛然而止：由于钢材价格暴跌，父亲的生意意外破产，还欠下大笔债务；他本人在高考中仅仅被江西的一所民办院校录取，前途暗淡。有一段时间，卢磊整天泡在学校的篮球场上，以剧烈运动缓解自己对突变的不适应感。

一个奇特的转机在2012年初突然出现：尼日利亚一家港资纺织品公司来到江西招聘员工，并在卢磊所在的大学设立了面试点。这个迷茫的“大二”学生把这个算不上吸引人的机会当成了逃离深渊的阶梯：彼时，他对尼日利亚一无所知，对方开出的薪酬也着实不算高。但他的的确确希望彻底摆脱以往的生活轨迹，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一段不一样的人生。一夜之间，江西的那个篮球少年消失了，卡诺多出了一个学徒小卢。

卡诺的棉纺织业是上世纪60年代香港资本大举进军西非的遗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浮，主要企业的管理层已经更换为来自中国内地的新侨民，当地的经商环境也变得越发逼仄。北尼日利亚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棉布印染行业，数万名当地工人以最古老的手工加工方式对棉布进行着色、再加工为成衣，无论是生产周期、整体成本还是产品质量都远逊色于中资纺织工厂。出于维持就业和保护手工行会利益的考量，尼日利亚政府曾经多次以“涉嫌原材料走私”为名逮捕卡诺当地的华商，并对棉布仓库进行查封。卢磊在卡诺当学徒的那几年，正是这类清扫行动的高峰时期。他至今依然记得2015年5月的那场无妄之灾——在数百名当地印染工人举行游行示威之后，尼日利亚警察逮捕了卡诺棉布市场的5位主要负责人，并查封了价值数十亿奈拉的布匹。

“那一晚卡诺的电视新闻报道说，‘中国走私集团’的5名主犯已经落网，仍有一人在逃。我就是那个漏网之鱼。”忆及往事，卢磊至今心有余悸。“警察向棉布市场开来时，我刚好出门进货，看到他们的大队人马之后赶紧换了个方向离开。当天晚上，相熟的‘小黑’（本地人）把我带回市场，警察已经离开，但提着AK-47的本地黑帮正在四处抢夺没有被查封的值钱货物。我在一间反锁好的小仓库里藏了一夜，既怕警察逮到我、把我驱逐出境，又怕黑帮撬锁冲进来、一梭子要了我的命。回想起来，到非洲这几年，那是最难熬的一夜。”

而更难熬的还有人生。就在棉布市场出事之后不久，卢磊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匆匆忙忙飞回贵阳，陪伴母亲进行了前三次化疗，随后发现因为带回家的钱太少，用不起副作用更小的进口药。卡诺的市场老板已经摆平了法律纠纷，召唤他尽快回非洲返工，他也只能重回尼日利亚。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和母亲只能通过电话、视频连线交流，并且最终错过了母亲的最后一面——“说起来也是鬼使神差，从姑姑那里得知母亲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的消息时，我的护照正放在阿布贾办理绿卡手续。我订了第二天一早离开的机票，并拜托阿布贾的一位当地朋友连夜开车送证件过来，谁曾想汽车居然在中途发生事故撞毁，白白耽误了一天时间。拿到护照之后，我改乘埃及航空经开罗中转的航班回国，却又碰到前半程航班延误、导致后半程机票作废的情况。等到终于辗转抵达贵阳，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完毕，由其他亲人送回娄底老家安葬了。”

卢磊的右臂上有一块黑色的文身，内容是一句英文谚语“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岁月无情，时不待人）以及母亲的出生日期。有时他会对着供奉在办公室里的母亲相片喃喃自语，仿佛还能从那得到反馈。经历过这场生离死别，他感到自己突然成长了许多——不再有母亲的陪伴和叮嘱，他必须自己长大了。

从继续经营棉布贸易到转行开设宾馆，与未婚妻一起开办公众号“尼日利亚卡诺华人资讯”，从70年代来尼的老华侨杨军手中接过千禧中国饭店的经营权……接下来的几年，“小卢”渐渐变成了“卢老板”，初来乍到时的懵懂已经蜕变为商务和社交场合的游刃有余。卢磊已经决定要让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卡诺：这个湖南年轻人在这座尼日利亚城市的奇幻漂流，关乎命运、生死与爱恨，最终则成为成长的养分。

是啊。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群年轻人，就在几内亚湾沿岸那个同样年轻的绿色国度。 非洲非洲大陆尼日利亚经济创业尼日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