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城市的炎凉世界

攀枝花城市景象

意外的崛起

尽管人均GDP高居省内第一，在中国，攀枝花依然是一个可见度不太高的城市。与这个名字有关的，是和一代人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三线”工厂的建设，一大批来自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几乎是在川滇之际一片荒野中，建起了1949年后中国最重要的钢铁城市。亲友中有人很早就出差来过这里，据他描述，他坐着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大山之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机场，又颠簸了很长时间，才抵达这座“城市”，当时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房子”，人们大多住的是席棚。荒凉的景色中除了冷峻的钢铁丛林，就是使人不寒而栗的野狼窝。

当地文化人不会认为他们缺乏历史。他们兴致勃勃地告诉你，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等等。但我感兴趣这座城市的，恰恰是因为它缺乏我们熟悉的历史。胡焕庸线，或“瑷珲（现称“爱辉”）—腾冲一线”，也就是从那条黑龙江省瑷珲（今黑河市爱辉区）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东北－东南的经济地理分界线，正是穿过这个区域，将中国国土划分成东侧44%国土－94%人口和西部56%国土－6%人口。在腾冲以北，这条线划出了农耕文明的边际。汉民族的疆域，稳稳地停滞在这条分界线的左近。

德裔美国社会史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对中国的看法大有偏颇，但他所说的“水利社会”确是攀枝花发展的关键词。在川滇交界的山地峡谷区域，照说，河谷盆地似乎怎么也饿不死人，这里如今盛产芒果、枇杷、樱桃、葡萄、火龙果、石榴……日光充足、生长期长，才会有水果中沉郁的甜分。如果，此前有什么妨碍了汉族先民们在此落脚，还是因为缺水——当地人口中的“干坝子”“干热坝子”或学者们习称的“干热河谷”，道尽此地社会地理的基本面。

攀枝花是一个处于农耕文明“水利社会”边缘的中国城市。它全年无冬，却有着分明的旱、雨季和持续干燥的气候，初到者可能会对灿烂的阳光感到惊喜，但是待久了怕又感到枯燥乏味，暴雨过后很快日晒如初，在这种无边无际的晴朗中，连草木也长得没那么精神了。《后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说的恐怕正是这种既感生机勃勃，又觉无法耐受的纠结，所谓“不毛”也许不等于“寸草不生”，而是农耕文明在过于热烈的自然中的不适应症的一种症状。历史上那些跋涉过此地的人们，或者由此艰难远征，比如诸葛亮，或是向南仓皇逃窜，比如南明的军民，已经领教了这种不易活人的苦燥。

其实，不带任何偏见的话，今天的攀枝花绝不会给一个来访者不“宜居”的印象，只是，它的底里未免让中原来客感到陌生。按照今天的说法，这是一座中国不多的热带城市，有“南亚”的味道。

因为好朋友的原因，也为了一个建筑设计项目，我不止一次地造访这里。如同上面所提示的那样，我到来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此地早已换了活法，不种庄稼种水果。当地官员告诉我，此地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康养”，的确，比起瘴热的岭南严寒的北方，或是火炉模式的长江中下游，攀枝花算是相当宜居了：它的冬天没有霜期，绝不至于太冷，只要不暴露在大太阳下面，夏天也谈不上多热，空气干爽，体感舒适。这一切的前提是，攀枝花早已和环境搏斗了半个世纪，有了完善的现代基础设施。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雅砻江与金沙江的交汇口，修建了中国在20世纪投产的最大水电站——二滩水电站。“二滩”不仅为周边地区提供了丰沛的电力，而且相当程度地滋养了附近的生态。人力战胜自然，算是初步有了成效。

在这种情况下，初次到来的人看到的难忘自然风光，已经是可以消费的优点，而绝非想象中那样的险途，和去往九寨沟、可可西里类似。这里城市是真正的现代城市，没多远的山野，也是如假包换的原生态自然。攀枝花保安营机场海拔1976米，算不上高海拔，可是机场比市区低处却高了700米，很多地方是“头顶着”机场——你降落的地方还远不是城市，因为找不到多少平地，所以只好在高出河谷一大截的地方，在高山之巅，修起了跑道，送给来访者颇为戏剧性的到达经验。因为气流扰动难以预测，就算是高空日光晴朗，也未必就一定能降落——这也是我初次访问时的遭遇：飞机盘旋了半天，最后狼狈地返回昆明，然后花了一整日坐车颠簸过来。攀枝花甚至今日也不通高铁。但这些不方便，反而是它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一部分趣味来源。

我被带到项目的所在地，也是一座峻急的高山之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大片的平地，只有我所在的两三千平方米的岭头，坡度才算小点儿，只能因势起屋。山南有些梯田，再就是开发区工厂的大棚，见缝插针，星星点点，蓝色塑钢瓦的屋顶有些辣眼。若是放飞无人机，就如同汽车在由机场下行的途中所看到的，在山的那一边，突然就出现了挤作一堆的现代城市，它和雄浑的大山像是两个肌肉都很发达的巨人的角力，此消则彼长。

没有去过那里的人们，或许不太能想象这种人工和自然的古怪对峙。这幅画面甚至也是一种现代开拓史的核心隐喻，那些标榜“有历史”的城市里反而不多见。攀枝花虽然夸称西南地区“最富裕”，它的社会和产业结构却未免单一失调，由于特殊的原因，它没法像那些经营了千百年的人类聚居地，有经意的“文化”——但这恰恰就是属于它的文化，对依然活着的当事人而言，这其实才是真正的当代历史，它关于新品种的人类聚落创生消亡的记忆，还带着不曾散尽的温度。

突破对魏特夫口中“水利社会”依赖的关键时刻，是20世纪前、中期。这一地区一直缺乏发展，更缺乏发展的理由，但一旦找到了钒、钛、铁等矿产资源之后，突然有了全国瞩目的价值。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已派出大批勘探人员，深入川边。但是真正改变此地命运的时刻，是中苏交恶的上世纪60年代，攀枝花进入最高领袖的视野，它成了“三线”工业基地最耀眼的明珠，“下决心要搞攀枝花，把我们的工资都拿过去搞……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在这种政治特殊面前，新城市的建设要先满足产业栖身的需求，同一时期，欧美先锋建筑师所梦想的那种没有人只有机器的未来城市，在此不可思议地实现了。

这种不依托任何传统聚落的城市有着自己生成的规律。决策者最初为城市选址时，攀枝花的弄弄坪，正是因为同时靠近铁矿、煤矿、林区和水源而胜出，在附近，每一片空地的大小都有限，只能安排一种工矿类型，然后靠公路和水运将它们联络在一起。“近资源，大分散，小集中”，沿着金沙江两岸50公里，从金江到格里坪的八大工业片区，仿佛微雕一般次第嵌入每一片平地，又按产业协作的逻辑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先生产，后生活”，居民首先是工人，厂矿提供了生存下去的一切，最蹇促的日常所需。当绝大多数中国城市还遵循着中心城—城乡接合部—农村的向心模式时，此地已经有了“带状城市”。

在攀枝花难得找到一片平地设计一座标高完全相同的建筑，因此空间不得不随着地形的变化而流动。图为唐克扬设计的展览馆建筑

炎凉冷燥两重天

就是在这样的自然里有着使人畏惧的人工。庞大炼钢厂的结构会让最繁复的都市环境也自惭形秽。人们千辛万苦地将矿石从大山中运到这里，遴选烧结，然后利用高炉将沸腾的铁水从铁矿石中还原出来，萃去铁水中过量的碳和硫，再将转炉出钢后的钢水精炼。为了配合这套貌似简单的流程，不知有多少或粗大笨重，或微小琐细的机械组织要在平地上伫立起来，这些东西自己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似乎有着独立生命的世界。如果能深入炼铁轧钢的现场你会具体地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存在——排天动地的巨响，就像是从创世纪的源头涌动来，周而复始地回荡在被炽热火光照亮的高大空间里。厂区之外，尚没有真正的住区。

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待长了就会忘记外面的境况，不管是城市社区还是自然。没有冗余的装修陈设，工厂的厂房设备合在一起，是种具有生长能力的“建筑的建筑”，它随着漫长无边的“建设”“生产”不断屈伸着强健的手臂，从每一根血管和筋肉里勃发出自己狂野的生命力，甚至比最初那个蛮荒的山野还要强大。在这样的环境里与其说是人工征服了自然，不如说是人向机器的逻辑投降了，因为每一具肉体都在这环境里泯灭了自己，变成彻头彻尾的小我，像是动力管线里偶然一阵沉闷的声响，或是巨大齿轮里的一坨润滑油。

攀枝花，顾名思义，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城市的一部分却曾是终年烟尘滚滚的，是人心和风景同样处于荒野之中的所在。

如果说还有另外一种什么力量，可以改变这看上去无休无止的机械进程，那就是“时代”了。当年的大潮裹挟了千千万万的异乡人来到此地，主要是东北、上海、武汉、重庆等等。今天，另一种大势却逆转了发展的风向。随着“关停并转”，重新整顿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如今的工厂依然在运转，只是炉膛不复那般火红了。当你不小心撞入那些“老厂矿区”，你会看到这种式微了的工业聚落的现况——伟岸的人工本已独立于自然，构成它自己的世界，如今随着“康养山水”的回潮，前者渐渐锈蚀，变成一大片迷人却残酷的人造景观，是另一种季候轮回。不再有人用的厂房，都像深不可测的艺术仓库，“展出”着岁月的“作品”，废墟本身是一整套沉重动人的艺术装置，时而火红时而灰黑的炉渣尾矿像大地艺术。巨大空置的混凝土结构，比如沉淀池，在“生前”没有寻常建筑规范的约束，自然却毫不留情地侵入它的身后，雨水沉积，丰密的水藻让水质变得黏稠，在这灰黑色的天地里奇迹般地出现了绿色的“湖泊”。

此地的社会组成也是如此斑斓五色。攀枝花多的，是还保持着一部分口音的各地移民，他们的个人生命，就和这座城市的命运一样，是在戏剧性的政治经济转换中被涂上了不同时代的油彩，“大干快上”的潮水退潮后露出的水面以下的世界，就和他们成千上万涌来的境况一样惊心动魄。

在这座城市中，你常可以听到东北口音的交通警察，用半生不熟的川滇方言指挥当地司机，外人听来有些“穿越”；你会看到诚恳敦实的山东人在菜场上和精明强干的本地菜农讨价还价……这样的一幕，每每记录着时间空间穿梭的活剧，几段人生——理解如此“人类学”的最宝贵的信息，是我偶然发现的一本“喃喃自语”般的笔记本，属于一位由东北支援了三线一辈子的工程师，翻开它，我看到了这样准确到时、日的声音：

“1965年8月19日的晚上，吃完晚饭没事，怀着低沉心情独坐在宿舍我的床上，眼看着表一分一秒的时间移动，慢慢地进入黑夜，院内都静下来，无有一点声音，真是寂寞得很，怎能不思念家乡的父母呢？”

与这样动感情的字句一并写下的，是细致的机器参数、工作原理的记录，日常支出的账目、老家地址等等。当然，还有在祖国边陲做毕生贡献的憧憬：“云来遮雾来盖，云里雾里放光彩！”（出自当时很著名的一部电影《红珊瑚》）可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并不能想象光彩之后灰黑的余烬，甚至他们的儿女也未必会全部理解他们的“燃烧”。

除了炎热和干燥，这位工程师抄下的药方，是关于攀枝花“气候”的另外一面，使人意外：

“苹果炖川贝将苹果切去头部，挖出果心，加入少许川贝……蜜糖隔水炖汤……治夜寒咳嗽……”

夜晚毕竟是寒凉的，除了要“抗旱”防暑，初到此处一时无处栖身的工人们，可能也会怕冷吧。

春季去攀枝花，印象最深的是火红的木棉树，也是这座城市的市花。“英雄树”蓬勃的存在，对于枯燥的工厂环境是种福音。在厂区一切都是“机械”的，而且大多都蒙满了永远不会洗去的烟尘，多亏了这些色彩的存在，让灰黑的一切有一季短暂的绚烂。

红色花瓣在风中飞舞而又委落成泥，与煤灰、矿渣混合一处，它提醒着人们，除了无始无终的无机世界的循环，除了“人工—自然”无情的周而复始之外，还有另一种“生命”的轮回，最终，城市是由这些具体的个体组成的：他们在此，他们来过了，他们终于消失。

（感谢闫永静、艺术家强李、王文革对本文的贡献） 世界城市城市攀枝花铁矿攀枝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