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的符号

1979年秋，安徽凤阳小岗村，小岗生产队农民（从左到右）严立坤、严俊昌、严立学站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视觉中国供图）

分田到户

1978年12月的一天，天刚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严立华家里，18条汉子见缝插针地蹲在一间土墙屋里。他们全都来自一个生产队，各个情绪都很激动，七嘴八舌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会计严立学则一声不吭，闷头往纸片上记大家的发言。

严宏昌此时29岁，他初中毕业，是这群人中最有文化的人，为此他负责将大家的讨论起草成了一份“誓言”。这份后来流传甚广的纸片上只有百十来个字：“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我们干部作（坐）牢割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这句话后面，带头人严宏昌的名字签在最上面，下面挨个是关延珠、关友德、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国昌等人的名字。由于多数村民都不会写字，严宏昌写下了名字，让他们在各自名字上按上了手印。此时，这18位衣衫褴褛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这张按满红手印的“托孤”誓言，宣布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悄悄降临。一场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改革实践，正由他们拉开大幕。他们唯一能够确认的是，今后田归自家种，不用饿肚子和出去讨饭了。

小岗村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1955年成立互助组时，因地处坡岗之上，起名“小岗互助组”，小岗由此得名。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严宏昌等人签订誓言时，小岗村还是小岗生产队，有20户人家，共115人。作为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生产队，为了生存，许多人不得不去讨饭，全队人只有两户没讨过饭，一户是教师，一户在银行工作。

严宏昌家自然不能例外。1970年，严宏昌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但家里没有粮食吃了。没有办法，严宏昌只得带着妻子、妹妹，孩子的姥姥以及出生两个多月的孩子，扒车到了怀远县城。严宏昌将几天要的馍馍，全挂在牛棚的梁上，他的本意是跟家里人共享，结果因为下雨，等妻子他们见面时，馍馍已经霉了。严宏昌看着妻子，眼泪流了出来。妻子很生气，觉得丈夫初中毕业竟然也穷得来讨饭，实在有些屈辱。

这些状况都是小岗村1955年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的结果。关友江也是18位带头人之一，他回忆1955年合作化以前，小岗有26头耕牛和1100亩耕地，正常年景产粮19万斤，吃饱肚子没有问题。到了第二年，情况都变了，小岗一步跨入高级社，“人民公社化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生产开始迅速下滑。很多时候，村里一年要吃11个月的国家供应粮——小岗每年都有干部蹲点监督村民干活，少则一人，多则达到21人，一人盯一家。即使如此，小岗仍是每年不出粮，仍是外出讨饭。

1978年的大旱，小岗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农民退去的积极性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之间的矛盾，在安徽各个村落都出现了。1978年秋种时安徽省委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开始有一些村借机包干到组。小岗生产队一开始也是这样，先划为4个组，干了没几天，矛盾就产生了，又细分成8个组，每个组只有二三户，吵架的事情还是存在。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大包干”，将田地分给每户的农民，交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不过当时的有关政策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小岗人知道这个做法是违背政策的——1961年凤阳就下达过类似的文件，推广责任田，提倡定产到田、包产到户，然而只过了一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就全盘否定了这一做法。小岗的村民们都格外谨慎，村民甚至相互约定不让女人知道。“有人说这么干肯定犯法，有的说犯法也豁出去了，今年我们收一年庄稼，够吃饱肚子，就是拉出去杀头、坐牢，我们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带头人之一严宏昌回忆当年大家的决绝。

2007年，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观看自己的雕像（视觉中国供图）

农村改革始于安徽

分地之后，严宏昌曾经算过一笔生产账。他把花生米放在桌子上，数了下一斤有810颗。他开始盘算如果每亩点5斤种子，则是4000颗种子，即使只算存活1000颗，每颗种子能结1两花生，那么一亩地也能长出100斤花生。按照每斤0.53元的市场价格，每亩地可以收入53元，比一年的公分赚得还多。

严宏昌后来才知道太过保守了。那一年，每亩花生的产量都超过了500斤。小岗以前每年要上交的油料指标是147斤，以前从来没有完成过，这年油料却卖了3万多斤。而且，粮食收成创纪录地达到13.9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严立华还记得，当年家里收的花生有千把斤、稻谷五六千斤，一家人５年也吃不掉。

尽管小岗咬牙紧守秘密，但在这样的成绩下，“天机”也就泄露了出去。很快小岗分田到户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他公社也纷纷模仿小岗实行大包干。尽管包产到户能够提高生产力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但当时相关部门和官员总认为它不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格式。1979年中央多次发文，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在此形势下，凤阳县委宣布，该县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上面来调查的人员来了一个又一个，小岗所在的梨园公社要求他们再“并起来”。其他生产队以“小岗不并，他们就不并”为由，对上面的命令消极应对。国家会怎么看、怎么办？虽说早就有心理准备，严宏昌等人内心依然满是忐忑。

一波又一波的包产到户行为的出现，促使中央相关部门也开始思考责任制能否开展。1979年初，杜润生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受命主持七省三县的农村座谈会。这七个省是广东、湖南、江苏、安徽、四川、河北、吉林，争论焦点就是要不要包产到户。当时，全国预估已经有20％～50％的农户搞了“包产到组”，但说到包产到户，仍属“不许”。七个省有五个不同意安徽的办法——当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谈到包产到户的种种好处时，湖南农委主任当场拍桌子，直斥这是分田单干。

主持会议的杜润生从上世纪50年代参与土改，他对农民和土地既了解，又有深厚感情。他明白，土改之后中国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靠个体劳动致富，二靠合作互助发展，但合作化、公社化，让上述农民的两个积极性都受挫伤。集体经济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农村人口只能“简单再生产勉强维持社员生存需要”。1971年，全国贫困地区的人口扩大到2.5亿人。

然而，各方面对“包产到户”的批评实在压力太大。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的张浩来信，批评安徽、四川已出现的责任制，要求“引导”重回集体。杜润生选择了折中妥协的方法，在后来撰写的会议文件中，一方面继续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他们特别提道：“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这些地区包括“独门独户”和“偏远地区”。这被视为给“包产到户”开了个小小的口子，实质上宣布了包产到户不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严宏昌一直念念不忘地感谢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小岗人忐忑万分的情况下，万里到小岗考察，看见家家粮满谷满，很是高兴。在严宏昌家开的座谈会上，万里对村民们说：“大包干只要能增产，不仅今年干，明年还要干，允许你们试五年。”“要吃米，找万里”也成为当时流传一时的话语。

万里的支持，使得安徽从县到省各级领导的内心不再不安，他们开始以不同方式支持大包干。半年之内，大包干经验在滁州地区乃至整个安徽全面推开。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一锤定音：“‘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从此，有关包产到户的争论才在全国范围内停了下来。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大包干从此有了支撑。随后，从1982年到1984年，中央连续3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最终形成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小岗村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

重归集体

“大包干”后，小岗村实现了连年粮食增产，人口也逐渐增多。在10年前区划调整后，现今的小岗村已辖有23个村民组，4173名村民，耕种面积扩展到1.45万亩。温饱已经不是村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如何致富，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作为改革先锋的小岗村，在经济增长上，一直没有大的变化。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1994年在小岗村种30多亩小麦，能够收入两万元左右，但10年之后，30亩地的收成去掉成本，收入不到一万元。一位村民在接受采访时回忆，2003年的小岗村又穷又乱，垃圾到处都是，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村里甚至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

2004年，来自安徽省财政厅的干部沈浩到小岗村任第一书记，小岗村开始了第二次改革。沈浩为小岗村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发展现代农业，搞科学种植；发展旅游，打特色旅游的招牌；招商引资办工业，搞工业园区。在这样的前景下，小岗村开始进行土地流转。道理也很简单，发展现代农业的第一要点就是要集约利用土地。

小岗村的一些村民们可不这样想。他们之前也不是没有搞过土地流转，但多是迫不得已的决定。比如说有一家村民，家里只有两个成年劳动力，四个子女又年幼，家里30亩地实在种不完，只好将三亩转给了邻居。但后来土地再也要不来了。“大包干”的18名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还回忆，1999年以后，小岗村出现外出打工潮流后，也有村民将耕地交给其他村民种植的现象。有人甚至嘀咕：小岗村要重新回到了“大锅饭”时代。

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是最早将土地流转出去的。他曾算过一笔账，假如一户家庭将5亩土地按照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给企业，一年可获得2500元，且一户可以解放两个劳动力，倘若去打工，一年也能收入上万元。这样总共收入就有一万六七，而让农民自己种，每年只能得到大概2000元。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一户家庭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约7倍。不过，受限于当时的形势和认知，村民多持观望态度，怕土地流转出去收不回。

直到2012年，这一担心才逐渐被解除。2012年，小岗村在安徽省率先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小岗村民在2015年7月领到了安徽省承包地确权“第一证”。“拿到红本本，流转更放心了”，土地流转不再是难题。随后，小岗村完成了建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土地流转，总面积达4300亩，涉及329个农户。到目前为止，小岗村流转土地面积已占可耕地面积的60%以上。

这次始自小岗村的改革再次极大地改变了既往的农业经营模式，也对全国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结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土地流转后，农民既可以获得稳定的流转收益，又能在城里安心打工或经商挣钱，不用再为种地操心了。集约规模搞生产，农民土地的收益提高了。农业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农村的农地有35%的比例发生了流转，与之相伴的是农业经营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一。

严德友是带头人之一严俊昌的儿子，他是小岗村发展现代农业带头人。流转了100多亩土地进行了葡萄种植，每亩收益是种粮的10倍。严家父子俩逢人就讲：“现代农业是小岗人的救星!”“在小岗，种什么、怎么种村里不加干涉。但必须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必须发展农业。”关友江对这一点很明确。

严宏昌至今留着自家60多亩土地没有流转出去。现在，严宏昌得闲的时候，也会去垄上走走。在他的家里，有一本2018年4月下发的《小岗村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小岗村下一步将着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中包括加快推进5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建设、争创国家5A级景区、建设4300亩高标准农田等多项内容。目标就是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把小岗村建设成为一个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创新、创业、创意融合的全域田园综合体，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示范。“从我的角度看，小岗村未来的发展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关键就在你干或不干。不干，天上没有馅饼掉。”关友江说，小岗村和沿海富裕地区相比，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它在稳步迎头赶上，只要大家肯干，一定能富裕起来。

（参考书目：《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新中国70年包产到户土地流转建国三农农民农村改革小岗村严宏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