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猪北养”的纸上谈兵？

8月以来猪肉价格飞涨，仅8月下旬就涨了一成。面对暴涨，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补贴、储备猪投放，取消了禁养圈，甚至出台了耕地上养猪的政策，力度可谓空前。猪肉批发价涨到了35元/公斤，我们该不该思考一下，以环保为名义的禁养是不是做过了头？

非洲猪瘟给养猪业带来了致命的损失，但全国范围内总共扑杀的生猪也不过110多万头，和全国存栏生猪的数量是没办法比的。2016年我国生猪存栏量为4.35亿头，2017年是4.33亿头，2018年上半年是4.09亿头，无论哪一年的数字，都是非洲猪瘟直接损失数量的数百倍。而根据农业部的统计，今年7月全国400个监测县生猪存栏同比降了32.2%。这也旁证了非洲猪瘟并非猪肉紧缺的“祸首”。

从生猪存栏数字看，2018年上半年有相当幅度的滑落，相比前两年的水平少了2000多万头。而第一起疫情出现在去年的8月份，早在瘟疫传布前养殖户就开始压缩产能了，猪瘟只是生猪减少过程之中的一个插曲。生猪养殖中素有猪周期的说法，讲的是“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周期性猪肉价格变化。“猪周期”通常3年完成一个循环，最近的一次猪肉高峰发生在2016年夏天，高猪价通常会刺激饲养者大量繁殖母猪，提高存栏量，随后肉价下跌，养殖热情受损。

但通常，即使是“猪周期”的影响，我国的生猪存栏量也只是小幅度波动。俗话说“猪粮天下安”，作为副食肉类供应的主要品种，猪肉在食品供应安全中举足轻重，容不得大起大落。可自2017年以来，国内生猪存栏量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掉，不由不引人一探究竟。在北京，自2014年《关于调结构转方式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意见》出台以来，2018年上半年，北京生猪存栏量首次降至百万头以下。具体的实施办法就是划定禁养区。就笔者所知，尽管疫情只出现在房山区，但其他区县也加速清理了辖区内的养殖产业。

全国范围内的禁养比北京还要激烈。生猪饲养私下里被称为“只发光不发热”的产业，除了增加GDP，养殖业不用交税，对地方财政贡献甚微，尤其是近年来环保要求趋紧，生猪养殖给地方带来的麻烦远超过了收益，自然成为排挤对象。按理说，禁养应主要划在水源保护地、风景名胜区，可在不少地方，地方政府随意扩大禁养范围，养殖大户们不得不四处转场，最终还是逃离不了清栏关门的命运。

南方水网密布，生猪养殖容易污染水体，有些部门和专家从“全国一盘棋”出发，滋生出“南猪北养”的思路，将生猪产业逐步从人口聚集的南方迁移到干旱且种植玉米的北方。理论上，这的确是一招“妙棋”，既缓解了水体污染又免去了饲料远程运输，广大的西北地区就业匮乏，正可以借由养殖业的转移促进GDP，而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东南沿海，则“腾笼换鸟”，产业升级。

但看似双赢的制度设计，却抵御不了一场猪瘟的侵袭。猪瘟是接触性传染，而长距离运输是瘟疫散播的最常见途径。猪瘟袭来，有关部门优先想到的是关闭运输通道。于是乎，北方产区生猪积压，肉贱伤农，加之猪瘟风声鹤唳，养殖户恐慌情绪蔓延，大规模清栏。在南方，则是肉价飞涨。

一次疫情，检验出所谓的“南猪北养”，或仅为纸上谈兵？ 生猪投资物语三农畜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