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双冷，日韩对立升级

7月17日，首尔一家超市在橱窗外挂起蓝色反日标语横幅，上书“日本：一个不知悔悟的国家！我们不卖日货！”（视觉中国供图）

8月21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韩国外长康京和在北京匆匆一晤。等待入场的间隙，河野走向迎候在会场外的日韩两国记者群，兴致勃勃地询问起了韩国记者携带的照相机的品牌。“是‘尼康’（Nikon）呀，还有两台‘佳能’（Canon）。”当听到两个日本品牌的名字时，河野微微颔首。他的笑容立即被相机定格了下来。

会谈最终无果而终。它在两国舆论场中掀起的浪花，远不及“河野的微笑”来得可观。韩国媒体解读出了对方笑容背后的自信：从半导体工业到照相机，日本商品在韩国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超出人们的一般印象。在东北亚的这场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小冷战”中，日本是优势一方，并且毫无让步的迹象。

于是，对抗继续升级。8月22日，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有根在青瓦台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鉴于日本政府在20天前无故将韩国剔除出战略性原材料出口优待的“白名单”，“给两国安保合作环境带来重大变化”，韩国政府决定停止续签2016年11月达成的双边《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换言之，在今年11月22日协定有效期截止之后，韩方将不再与日本分享有关朝鲜核开发以及导弹试射的绝密情报，日本通过陆基雷达、海上舰艇和卫星采集到的半岛军事信息也不会再和韩方交叉授权使用。而从8月25日起，韩国海空军还在两国争议岛屿独岛（日本称为“竹岛”）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直接引发了日本外务省的抗议。

1945年之后日韩最重要的双边军事合作平台在一夜之间被彻底废止，大大出乎所有观察家的意料。日本时事通讯社（Jiji Press）援引防卫省官员的原话称，“本以为韩国再怎样也不会做到如此地步，太遗憾了”。韩国第一大在野党、中右翼的自由韩国党（LKP）发言人全希卿指责政府将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企图借助鼓动国民的反日情绪提振低迷的支持率。韩国总统文在寅所属的中左翼共同民主党（DP）则通过其发言人李海植对外发声，宣称在“日本政客不惜破坏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对韩国采取不正当的限贸措施，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背景下，政府拒绝续签军情协定乃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显然，双方都认定责任不在己。

这场由经贸纠纷蔓延至安全领域的“小冷战”，始于去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项历史问题裁决：作为“二战”期间在朝鲜半岛强征奴隶劳工的责任方，全球钢铁业第三大巨头日本制铁株式会社（NipponSteel）需要向4名韩籍幸存劳工赔付每人1亿韩元的补偿金。接着，同样存在强征韩籍劳工记录的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以及机床业巨头那智不二越（Nachi-Fujikoshi）也被裁定须对37位幸存者做出赔偿。由于三家日企统统拒绝执行判决，韩国地方法院在今年春天批准冻结了这三家公司在韩国境内注册的合资企业中所占的股份以及专利，预备对其进行拍卖，将所得款项用于赔偿受害者。

2015年2月24日，韩国民间团体“太平洋战争遇难者遗属会”在首尔举行记者会，宣布将联合1000位战时被掳韩籍劳工及其家属，向当年使用奴隶工的日本企业提起索赔诉讼。韩国大法院在2018年就被掳劳工问题做出的裁决，在2019年引发了日韩两国之间的“小冷战”（视觉中国供图）

日本政府在6月底大阪G20峰会落幕之后，立即着手实施经济报复。7月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取消韩国在进口三种半导体产业关键性原材料方面的免申报便利权，接着又在8月2日将韩国移出了出口优待对象国“白名单”。韩方同样以牙还牙，在8月12日也将日本移出了自己的出口管理“白名单”。从7月初到8月底，韩国主要城市相继爆发了号召抵制日货、拒绝赴日旅行的民间运动。仅7月一个月，日本品牌汽车在韩国市场的销量就下滑了32%，啤酒销量下滑40%，前往日本工作和旅行的韩国人的数量也下降了7.6%。

耐人寻味的是，身陷漩涡之中的两个国家，近况都不算太理想。在7月21日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首相安倍晋三所属的自民党所获席位出现小幅下滑。尽管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联盟依然以141席的明显优势占据了参议院（242席）简单多数，但主张修改战后宪法的三大右翼党团未能如愿突破2/3“红线”，修宪进程将被继续延宕。与此同时，受全球贸易环境剧变影响，日本出口商品和服务总量已经连续6个月出现负增长，导致经常性收支顺差同比减少了16%。至于8月25日在G7峰会上达成的日美双边贸易协定意向，在日方最关心的售美汽车关税问题上依旧留下了“后门”，很难称之为安倍政府的胜利。

至于另一个当事国韩国，更是在2019年陷入了出口、就业齐齐下滑的“经济寒冬期”。早在日本发动“半导体战争”之前，韩国的失业总人数就已经创造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导致文在寅政府的支持率在一年内近乎腰斩。而在日韩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趋向全面化之后，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在过去两个月累计下跌了8%，预估全年经济增长率则下调到了2009年之后最低的2%。这种“瘸腿互踹”的反常景象，正是当下贸易环境全面恶化的一个缩影——当共识遭到破坏，各国纷纷开始选择单边主义路径之后，无人能成为胜利者。日本看似高明的“杀手锏”，将以瓦解东北亚来之不易的一体化前景作为代价，并最终反噬其身。

未完结的“历史课”

历史问题成为影响日韩关系的症结，在进入21世纪之后并不是头一回。2001～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战败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一度令日韩关系跌落至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最低谷。李明博执政时期，则有在2012年8月登上独岛的示威行动。至于围绕韩籍“慰安妇”受害者产生的“少女铜像事件”，影响力更是扩展到了全球——2011年12月，韩国民间示威团体将一尊高1.3米、重120公斤的少女坐像树立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正对面，象征韩籍“慰安妇”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无声控诉。随后在韩国其他城市以及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二战”战胜国的韩国人聚居区，陆续出现了类似的铜像。直到今天，日本驻韩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从馆舍正门进出时，依然不得不面对近在咫尺的铜像少女的眼神。

饶是如此，在2018年岁末再度发酵的这桩劳工赔偿诉讼，依然令国际舆论大感惊讶。严格说来，它是一项“双重历史遗留问题”，既涉及战后日本政府、企业在赔偿问题上的一贯消极态度，也关乎民主化转型之后韩国大众对所谓“1965年和解”的重新认知。而韩国主要政党以及政治人物存在的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他们在后一项问题上的表态。这样一来，历史问题便不再仅属于过去，而是具备了现实的政治功效。

所谓“1965年和解”，系指1965年日韩两国为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就1910年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二战”中日本对韩国的戕害达成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当时韩国新上台的军人总统朴正熙急欲获得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本，美国也希望日韩两个盟国能尽早修复关系；受这些因素左右，韩方代表做出了让步，同意日本以“独立祝贺金”以及“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做出经济补偿，而不使用“赔款”等字眼。经过七轮谈判，日本政府同意向韩国无偿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有偿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物资和服务援助，另外再通过民间银行输出总额度3亿美元的贷款，共计8亿美元。这笔资金相当于当时韩国政府两年多的财政预算，获得了朴正熙当局的首肯。补偿款的名目和细节，统一载入了《日韩请求权与经济合作协定》文本。

这项签署于1965年6月的协定，加上同样在这一年生效的《日韩基本条约》《日韩法律地位协定》《日韩渔业协定》等5份文件，构成了“1965年和解”的法律基础。在该机制之下，日本政府通过代价较低的一次性赔付（只有3亿美元属于无偿资助），换取了韩国政府同意放弃以国家名义向日本声索“二战”赔款。日系资本和企业重返朝鲜半岛的大门，也因此彻底打开。1966年两国建交次年，韩日双边贸易额就超过了韩美两国的贸易额。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系资本在韩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项目中占比超过70%，两国双边贸易额逼近100亿美元，成为战后日本对外输出资本最成功的范例之一，日本经济也从中获益匪浅。

至于韩国方面，“1965年和解”同样给予了他们可观的短期回报。在《日韩基本条约》中，东京当局宣布承认韩国政府为整个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对外部形象不佳的朴正熙政权实属莫大的安慰。来自日本的资本输入和产业转移，则成为韩国创造“汉江奇迹”、实现经济起飞的基础。但在日本对韩经济补偿的分配问题上，双方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日本政府认定，“1965年和解”已经彻底解决了两国间围绕财产请求权（Anspruch，亦可译作“索赔权”）产生的一切纠葛，韩国政府无权再就“二战”造成的经济和人身损失要求二次赔偿。至于8亿美元款项中的3亿无偿赔款，直接用途便是补偿韩国国民在战争期间所受的经济和人身伤害，其中当然也包含了遭受强征的韩籍军人、劳工及其家属，相关款项应当被直接交付给受害者。不过在朴正熙政权的一再要求下，赔款最终被移交给了韩国政府，大部分挪作他用——从1971年到1982年，韩国政府按照每人30万韩元的标准，向8900多位已经身故的被征军人和劳工的家属支付了补偿金；另有9万多名个人财产蒙受损失的民众也申请到了赔偿款，但总额不过区区91.8亿韩元，只占3亿美元的5.4%。至于无偿赔款的剩余部分，则被政府投入到了浦项综合制铁、昭阳江大坝、京釜高速公路等大型工程的建设中。

1949年，刚刚宣布成立的韩国政府曾将日本殖民当局在“二战”期间造成的经济破坏估值为21亿美元；与这一数字相比，“1965年和解”做出的赔偿仅仅是一个零头。日本政府利用朴正熙政权急欲实现建交的心理，在谈判中一再压价，并强制性地加入“完全最终解决”等字眼，当然属于趁火打劫。而朴正熙当局以“国家建设”为名挪用赔款，导致至少10万名被征劳工及其家属未能获得必要的经济补偿，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的日韩谈判并未涉及日本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问题，无疑是重大的遗漏。

正因为如此，尽管民主化之后的历届韩国政府并未否认1965年条约的有效性，但依然尝试从两个方向上对其做出修正。2008年，韩国国会批准向已故被征用劳工的家属补发每户2000万韩元的慰问金，等于变相承认了朴正熙时代的安排存在不公。另一方面，首尔当局反复要求日本政府就强征“慰安妇”问题做出追加赔偿（最终促成了2015年的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并支持幸存韩籍劳工及其家属以个人名义向相关日本企业提起索赔诉讼——个人起诉企业，在字面上并未违反1965年条约中关于放弃国家求偿权的条款。

此番引发“小冷战”的日本制铁劳工诉讼案，源头便可以追溯至2001年。4名被掳劳工及其家属在美国和日本两度起诉被驳回后，于2004年在首尔再度发起诉讼，并上诉到韩国大法院。历经多次改判与上诉，至2018年10月底，大法院最终裁定被告日本制铁须向受害者做出赔偿，继而针对三菱和不二越的两桩诉讼也先后翻案成功。看似尘封已久的“历史课”，重新开始显示其现实影响；日本政府的后续措施，也接踵而至。

2012年9月10日，一名韩国妇女在首尔日本大使馆门前紧抱“慰安妇”纪念少女铜像，表达对日本政府拒绝承认历史罪行的抗议（视觉中国供图）

“杀手锏”的用意

相较韩国方面重开“历史课”的果决，日本政府在这场风波中不一般的出手，尤其令人感到意外。以索赔金额而论，韩方受害者仅仅要求获得每人1亿韩元的补偿金，折合8.2万美元；考虑到起诉者人数较少，对日本企业和日本政府来说，这显然不算一笔大开销。按照2015年了结“慰安妇”问题时的先例，日方本可以允诺建立共同委员会，通过让涉案企业出资建立民间基金会、对在世受害者进行单独赔付的方式来平息韩国大众的不满。但安倍晋三的做法却是硬碰硬，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主动发起“窒息战”，直取对方的软肋。

7月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单方面宣布吊销一切韩国企业从日本市场进口三种战略性原材料时的免申报许可证。换言之，此后韩企若想继续实施进口，必须提前90天做出申请，等待日方审核。三种材料的名称多少有些诘屈聱牙，分别是氟化聚酰亚胺（FPI）、光刻胶（Resist）和氟化氢（HF），它们的用途却相当关键——电脑和电视机所用的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需要利用氟化聚酰亚胺浆料来控制液晶分子，智能手机上的柔性OLED显示屏也要有这种浆料才能制造基板。光刻胶是加工集成电路板（芯片）时的关键材料。高纯度氟化氢气体则是切割半导体基板、清洗晶圆表面时使用的主要试剂。缺少了这三种原材料，电脑、智能手机和电视机所用的显示屏、芯片、内存、闪存等零部件的生产都将受到直接冲击。而这正是日方的用意。

“窒息战”开始之前，日本经济产业省一度放出风声，称此举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担心韩方将精密电子产品出售给第三国作为军事目的之用”（影射朝鲜）。但包括丽泽大学客座教授西冈力在内的日韩关系专家都认为，安倍当局在亮出“杀手锏”之前，经过了至少半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专门选择了对韩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半导体产业实施定向打击。从2018年秋天开始，日本投资者就加快了对手中持有的韩国上市公司股票的抛售；在日资企业继续加大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投资的同时，日系资本在韩国的投资额却出现了反常的下降，似乎早有抽身避险之意。韩国内阁部长级官员、国家公务员人才开发院院长梁香子即认为：“日本担心韩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会危及日本以往在亚洲的经济强国地位，故而有针对性地实施了这次‘斩首行动’。”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韩国政府即重点扶植半导体产业作为本国外向型经济的新支柱。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成绩斐然。仅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一家企业就生产了全世界40%的OLED显示屏、98%的AMOLED显示屏以及超过1/3的计算机内存（DRAM），同时还是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生产商和头号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SK海力士（SK Hynix）等韩国半导体企业在全球内存市场占据了超过70%的份额，在显示设备和存储介质的出货量上形成了近乎垄断的优势；从“苹果”手机到“戴尔”笔记本电脑，都无法缺少韩国零部件。考虑到韩国传统的出口强势产业造船和汽车近年来走势低迷，半导体产业之于其国民经济的价值，更显得尤为突出。以2018年统计数据作为参照，半导体产品占韩国出口贸易总量的比重高达20.8%，相当于全年GDP的6.7%；而在新增出口商品量中，半导体产品的份额更是高达92%。根据高盛集团今年7月中旬发布的亚洲经济研究报告，韩国半导体业的产能每减少10%，都将给其外贸经常性收支造成100亿美元的损失。

8月21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中）在视察全罗北道的一家碳纤维工厂时，向随行人员强调实现战略性行业原材料自主供应的意义。 受日本加强出口管制的影响，韩国半导体产业在今年夏天一度面临停产危机（视觉中国供图）

但韩国毕竟是一个土地、人口有限的中型国家，不可能兼顾半导体制造业的整个上下游。诸如氟化氢气体之类的试剂，常温下难以稳定储存，厂商便也不会大量囤货，更乐于随时向供应商订购。而日本凭借其在电子工业方面的先发优势，长期以来扮演着韩国半导体业巨头上游供应商的角色。截止到“小冷战”爆发前夕，韩国半导体企业日常所用的氟化聚酰亚胺的93%、光刻胶的92%以及氟化氢的44%都来自日本进口，短期内难以完成替换。更有甚者，丧失免申报便利权的韩国企业若想恢复进口这三种材料，需要熬过至少90天的审核期，这一时限恰好超过了大部分企业库存原材料的保有量（通常不超过60日份），使其面临停产的威胁。无怪乎在日方宣布“原材料限韩令”的第一个星期，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股价就发生暴跌，逼得三星财阀掌门人李在镕紧急飞往东京寻求缓颊。而韩国代表尽管在7月9日召开的世贸组织（WTO）日内瓦会议上提出了申诉，却被日本代表伊原纯一以“并未实施禁运，只是加强审核”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轻易驳回。

在梁香子看来，日本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举动，出发点是为了阻止韩国在半导体业的既有优势，从显示和存储领域扩大到系统芯片，从而打击韩国经济的未来。但今天的韩国政府和企业显然还无暇顾及将来，他们首先需要应对当下的麻烦：三星电子原计划自2020年起、连续10年每年投入110亿美元用于逻辑芯片业务，以扩大其在全球芯片代工业的优势，但在原材料尤其是光刻胶供应可能发生中断的压力下，公司高层必须优先考虑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欧洲寻找替代供应商，从而不得不延缓技术升级计划。三星和SK海力士内存产量的波动，则会对预定在2019年年底之前出货的2.3亿台智能手机的供应产生影响，并在短期内导致柔性屏和内存价格的上涨。而韩国政府提出的实现半导体原材料国产化的计划，目前还停留在纸面。

对半导体业痛下杀手，只是这场“小冷战”的第一步。8月2日，日本政府又把韩国移出了出口对象优待国“白名单”。这意味着从8月28日起，韩国从日本进口的一切主要商品（食品和木材除外）都需要提前申领许可证、并接受期限不定的审核。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设厂的韩国企业也被波及，无法再便利地获得日制原材料或零部件的进口权。作为报复，韩国政府同样将日本移出了自己的战略物资出口优待“白名单”，涉及1735个品类的商品。据韩国经济研究院估算，倘若目前的对抗状态持续至年底，韩国GDP将蒙受3.1%的损失，日本GDP也会相应缩水1.8%。文在寅政府为此制订了2732亿韩元的临时预算，以期度过“脱日”难关。

文在寅的“第三年诅咒”

日韩关系起起伏伏，在过去十几年的历史中早有先例。真正耐人寻味的是，以往每每以调停者身份出现的美国政府，对此次“小冷战”几乎完全袖手旁观。日本宣布启动出口管制措施之后，特朗普一度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倘若冲突双方希望美国介入，他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但鉴于搞清楚一桩复杂的历史纠葛就像“新接手一份全职工作”那么费力，美方无意主动出头。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试图在公开场合推动日韩两国外长进行对话，但收效甚微。韩国政府宣布废止《军事情报协定》之后，蓬佩奥自称“备感失望”，专门致电康京和敦促两国“继续保持对话”。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也在与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的通话中反复强调了美日韩三国“保持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性。然而三国政府首脑始终不曾做直接交流，似乎完全放任危机自行升级。

这种对过往战略同盟关系的轻视，正是特朗普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无论是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大份额的防务开支，还是在和日本、欧盟的贸易谈判中赤裸裸地追求短期收益，都透露出特朗普强调的“美国优先”实际上是一种尽量减少承担战略义务，同时不惜毁弃既有的国际共识与行事惯例的破坏性策略。当美国自身成为旧规则的破坏者时，它当然也无心说服日韩两国继续按照昔日的规则行事。更何况，调停两个东亚国家之间的摩擦并不是特朗普在2019年优先关注的事项。“当一国领导人更加关注他本人以及属于他的国内政治议程时，他是不愿意为增强国际领导力做出任何牺牲的，美国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曾在2017～2018年出任特朗普政府助理国务卿的董云裳（Susan Thornton）表示，“糟糕的是，这种情况还会传染。” 

不必怀疑，日本政府正是从特朗普的行事方式中获得了“灵感”。东京财团理事长、前防卫事务次官秋山昌广就认为，日本政府拒绝诉诸对话、单方面发起贸易攻击，连带导致韩国半导体企业的日本供货商也蒙受重大损失，对日本的国际声誉造成了直接损害。“小冷战”开始之后，日本主要报章甚少批评政府举措失当，却连篇累牍地渲染“韩国比日本更难以承受双边关系恶化的后果”“韩国经济已呈自由落体之势”，颇有弹冠相庆的意味。前日本驻韩国大使武藤正敏也“趁热打铁”，在7月底推出了他的新书《名为文在寅的灾厄》，肆无忌惮地评论称“文在寅以赤裸裸的反日政策掩盖自己不懂经济的缺陷，应当引起警觉”。不过在日本民间最受欢迎的还是他在2017年撰写的一部充满恶毒嘲讽的评论集，书名是《幸亏我不是韩国人》！

短短数年之前，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可阻挡与政治关系的周期性紧张还曾经是东北亚地区政治的鲜明特点，但在此次日韩冲突中，经济“脱钩”似乎已成为新潮流，自由贸易和地区合作的前景遭遇了严峻考验。据《产经新闻》透露，在直接出手打击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同时，日本政府还计划向WTO提起诉讼，要求取消韩国对其造船业的“不公平”补贴，企图削弱后者的另一传统强势行业。而韩国也以牙还牙，要求WTO支持对存在辐射污染隐患的日本福岛周边海产品实施出口限制。

而2019年时的韩国，偏偏也正处在经济显著下行、社会矛盾激化的惨淡光景之中。文在寅政府2017年上台之时，曾经誓言要革除政客与财阀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积弊，关注底层群体的呼声，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为践行这一承诺，政府在过去两年里投入巨资补助失业群体，将最低时薪标准上调了30%，并规定企业雇员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2小时。但看似动机良好的新政策，却导致中小企业主负担陡然加重，被迫削减员工数量或者迁往海外。结果到2018年底，全国失业人数已经上升至107.3万人，创造了最近20年来的新高。30岁以下的青年面对同龄人逼近25%的失业率，反而坚定了挤入财阀企业的决心，在首尔等地造就了一个数十万人规模的“面试族”群体。偏偏“十大财阀”本身的处境也举步维艰——随着国际贸易环境剧变，面向出口市场的韩国汽车、造船等经济部门订单持续流失，钢铁业也因为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备受打击。与2018年第四季度相比，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出口贸易总额萎缩了整整7.1%，在G20成员国中表现最差。

作为一位以“革新”作为个人标签的中左派总统，文在寅从上任之初起就希望在外交上打开新局面，通过实现朝韩和解驱散半岛上空徘徊已久的核阴云，继而介入朝鲜的经济开发，为韩国找到提升影响力的新渠道。但从2018年至今，尽管朝韩领导人经历了多次直接会谈，却暂未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至于渲染已久的“北方开发”，也未见实质性突破。在执政进入第三年之际，文在寅政府的支持率已经由刚上台时的84%逐步滑落至不到45%的水平。

令人担忧的是，似乎只有民族主义这张“后劲”十足的旧牌，可以成为文在寅摆脱“第三年诅咒”的速效药。从2018年10月重启历史案件诉讼开始，激进的反日情绪便在韩国国内迅速蔓延。“小冷战”开始之后，韩国主要城市相继出现了以“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去日本”作为倡导的民间运动，“对安倍说不”的标语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而随着两国的贸易冲突趋向全面化，文在寅政府的民间支持率也悄然回升到了50%以上，与安倍政权恰好构成一组镜像。政经双冷的反常局面，正是当下国际环境剧变的一个缩影；而在东南欧风起云涌的激进民族主义潮流，同样在日韩两国投下了它们长长的阴影。 日韩日韩关系韩国企业文在寅朴正熙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