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家书》：爱情使他得到写信的命运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合影（FOTOE供图）

书信里的人生

《从文家书》的版本很多，最早应该是1996年沈从文次子沈虎雏编著的版本，这个版本中除了沈从文与张兆和的书信来往，还包含了张兆和的日记，时间跨度从1930年到1963年，极翔实地记录了沈张之间，从相识到终老，“纠纷藤葛”的大半生。2012年，新星出版社也出版过一本《沈从文家书：离乱期的郁虑深忧》，收录了1966年到1976年之间，沈从文写给子女亲人的信，成为动乱十年的见证。

我选择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的版本，这个版本主要包含《结余情书》《湘行书简》《飘零书简》《霁清轩书简》《呓语狂言》、川行书简》《南行通信（选）》《跛者通信（选）》七个章节，时间从1931年到1961年。这个版本相对简洁，主要由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组成，张兆和的回信占比较小，其余只有1934年沈从文写给大哥沈云六的一封家信。30年的跨度里，可以清晰看到沈从文面对的时代际遇，以及时代之下，一个天才作家生命质地的变化。

《结余情书》和《湘行书简》分别写于沈从文苦苦追求张兆和，以及婚后独自返乡看望母亲的上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沈从文年轻、敏感，即使身处飘零晦暗、战火割据的家国故土，他心中也只有美和爱，“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当时沈从文身体并不好，却昂扬快乐，“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

随后的《飘零书简》写于1937年至1938年，他与张兆和因抗战分居两地，乱世离忧，只身如寄，但沈从文很少直接向妻子描述战乱，相反，他观察到的还是人情，“好几次在渡船上见这种女子，默默地站在船中，不知想些什么，生活是不是在行为以外还有感想，有梦想？谁待得她最好？谁负了她？谁欺她骗她？”

沈从文书信手稿

《霁清轩书简》和《呓语狂言》写于1949年前后，战争结束，短暂的平静后，沈从文在随后疾风骤雨的政治变革中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当时的家中，除了沈从文对新社会茫然无措外，张兆和与两个孩子都是进步的，快乐昂扬。虽然张兆和想尽办法帮他恢复精神状态，但那一段时间里的沈从文恐惧、孤独，濒临崩溃，他否认自己精神分裂，在日记里写：“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也正是从那以后，原本准备继续“写个一二十本”的沈从文，终止了文学事业，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讲台。

随后的《川行书简》《南行通信（选）》和《跛者通信（选）》分别写于1951年、1956年和1957年。这几年里，沈从文去往四川巫山和内江参加土改后，转行历史文物研究，专注地与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了一辈子交道。这几个时期里，他先是对张兆和表达出赤诚的改造决心，但后来又隐隐忧虑，最终，他像故乡那些令他痛惋的手艺人一样，在文学事业上“没有出路，慢慢地自然也就耗尽了”。

爱与依傍

但重读沈从文家书的意义，绝不只是重温沈从文文学生命的变化历程，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看待爱这一最重大的生命命题的。

沈从文选择写信的方式追求张兆和是有原因的。他遇到张兆和是1928年，26岁，正单枪匹马带着妹妹与母亲在上海闯天下，除了一支笔，一无所傍。他显然是不擅长说话的人，晚年的沈从文在信里和演讲中都提到，他初到中国公学讲课，“第一堂课就约有一点半钟不开口，上下互相在沉默中受窘”，“听到前面两个人说‘他究竟说些什么’”。沈从文才明白，文字和语言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所以后来他向张兆和的朋友询问张兆和的态度时，当着对方的面也没说话，而是拿出两张纸：“我有一事要问你，可是我说不出口，请你看这个。”

比起当面对话，文字是沈从文更擅长的方式，追求张兆和的三年零九个月里，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下了几百封情书，这些信件绝大部分毁于战火，除了张兆和在日记中抄下的三封以外，仅有1931年6月的一封，因被沈从文以《废邮存底》之名公开发表而留存，那句著名的“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即来自此信。

在后来真正相处的漫长时间里，一切离别时刻，哪怕在同一城市里的短暂离别中，沈从文都源源不断地写信。这些无法完成即时互动的家信，完全可以看作沈从文对理想爱人的定义。

他自己时而是“二弟”，时而是“二哥”，张兆和则时而是“三三”，时而是“三姐”，时而是“小妈妈”。在追求期，他说：“为月亮写诗的人，从它照耀到身上的光明里，已就得到他索要的一切东西了。”新婚期，他说：“在你面前时，我不知为什么就总得逗你面壁使你走开，非得写信赔礼赔罪不可。同你一离开，那就更非时时刻刻写信不可了。”抗战离别期，他说：“若两人在一处，这疲倦便抵消了，会很平静地坐在廊下，看黄昏中小山城炊烟如何慢慢上浮。” 

这是一种想象性的“爱人关系”，在这种想象中，爱变得极美极纯粹。后来在1949年的一封信中，沈从文的确说过：“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

与此对照，张兆和的描述是：“由你信上看来，你是个爱清洁、讲卫生、耐苦劳、能节俭的人，可是一到与我一起便全不同了，脸也不洗了，澡也不洗了。”……可太写实了。张兆和与沈从文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人，美和爱始终是沈从文人生的最高目的，但张兆和20岁时就在日记里写，“允以为人间关系不止利用一种，还有一种感情的爱；而我则坚持人除了利用而外，绝无其他关系，甚而至于爱；不过我说的利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不一定是动机，有时或者动机不在利用人，而关系自然而然成为利用了，如孝、恋爱……”

张兆和未必如沈从文爱她般爱过他，新婚时沈从文就埋怨她，“未曾得到过你一个捧着心的信”，后来也时常提醒张兆和，写信过短，应该写得长些，张兆和气得回复，“一到家，任何人都不容我有五分钟的休息”。和沈从文比起来，张兆和欣赏美与爱，但从来都没有彻底进入文学世界，而是双脚踏在大地上，操心柴米油盐，令沈从文节俭度日，奋发写作。沈从文是个不大会生活的人，单身时常常因为用度无量，弄得狼狈不堪，四处腾挪借贷，后半生又常惶惑苦闷，一直是大家闺秀的张兆和用理性和坚韧支撑了他。

其实沈从文明白自己的长处，他对张兆和说过：“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他还说：“爱情呢，（使我）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你倒像是极乐于延长我这种命运。”虽然曾在分离期有过其他爱恋，但终其一生，沈从文始终依傍张兆和，这大概是因为，在由家信组成的世界里，他已经构筑了一种理想纯粹的爱人关系，这种关系一旦通过文字成立，便会永恒存在，并被永远信仰。

《从文家书》 

作者：沈从文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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