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幽灵

英国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

怨恨之源

对不同的人来说，历史的意味向来不同。在印度文化中，历史没有什么意义，相比起人们重视的彼岸世界根本不重要；我们中国文化则相反，推崇“以史为鉴”，认为那些过往的事件中蕴藏着足以指引未来的智慧；而在基督教文化中，历史则是线性的，指向神意的末日审判。到了启蒙时代，坚信社会进化的哲人将历史斥为人类过往愚行的杂乱记录，现代人则多多少少承认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在讲述历史的时候，其实折射出的都是当下的社会。

的确，历史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就那么“过去”了，不论好坏，它仍然以文献、物品、记忆、观念等形式残留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毕竟，很难有哪个社会能与自己的过往完全割断。有时这变成一种受尊重的传统、一种可资借鉴的智慧源泉，甚或是令人骄傲的身份认同，但对于某些社会来说，它却是充满纷争又无法遗忘的痛苦，更像是一个不肯安息的幽灵，还不时搅扰着在世者的生活。

巴尔干的历史就是这样。在这里，有时问题就在于人们的记性太好了，他们什么都没能遗忘，尤其是那些彼此之间的怨恨；而根据法国思想家厄内斯特·勒南的洞见，“民族的核心因素在于，其成员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必须已经忘却了很多别的东西”。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忘却，那就很难结合成一个共同体。1991～2000年间南斯拉夫内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20世纪末的欧洲竟然还能爆发这么一场惨烈的内战，一度让许多人惊诧不已，但或许真正值得惊诧的与其说是这一事件本身，倒不如说是那个历史的幽灵竟然如此强大。

《黑羊与灰鹰》

这并不是没有人预见到。读读《黑羊与灰鹰》，就可发现，即便在共同对抗外敌的岁月里，南斯拉夫内部的各族之间也充满了紧张的怨恨。1936～1938年间，英国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每年都前往南斯拉夫，投入了5年时间来书写她所见到的这个充满裂缝的社会，著名的“巴尔干火药桶”。这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既是旅行散文，又满是对历史的追述，虽然作者自己都曾说这本书写得“繁复缠结，激不起任何人的兴趣”，但它那酣畅淋漓的深描可说刚好契合这段黑暗而纠缠的历史及其深重的怨恨，无疑蕴含着不同一般的洞见。甚至可以说，读完这本书，就不难理解半个多世纪后的南斯拉夫内战差不多是不可避免的——她在书中的讥讽无疑有道理：“历史满足了斯拉夫人的学究派倾向，所以他们仍执着于历史。”

将南斯拉夫各族捏在一起的，原本是基于种族想象的一种特定虚构，再加上一个偶然性很强的短暂历史契机：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废墟上，数百年来压迫巴尔干各族的奥匈、奥斯曼两大帝国刚好两败俱伤，使得它们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但这并不足以使它们就此“合众为一”，恰恰相反，长久以来分属不同阵营的历史记忆、文化上的歧异和自相残杀的敌视心理，都使它们对待兄弟甚至比对待异族更为残酷。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中心与边缘》中早已点明这一悲剧，他断言，这样的国家缺乏共识，简直不存在人所共信的合法性：“低度发展国家里的集体自我形象压倒性的是原生的（即部落、族群、地方的）或宗教的，断非公民的。由于每个集群的成员都倾向于相信，别的每个集群的成员只会为了自身集群的利益而行动，他们不相信充塞着这种人的那些公共机构绝不会损害他们。”

自我献祭的冲动

这差不多就是南斯拉夫乃至巴尔干半岛的写照，如果说这里的争斗尤其残酷和血腥，那正是由于人们原生的各种纽带还特别强烈，并且由于长期的历史仇恨，绝不相信其他集群的善意。这对英国人而言可说是陌生的，就像一位当地人所说的：“我想知道，你们是否理解仇恨可以多么强大。我认为你们英国人不理解，因为你们如此幸运以至于没有其他人的仇恨能够触碰到你们，而且你们自己也没有理由仇恨任何人。”而在这里，除了在这个狭小的泥坑里彼此殊死斗争，人们看不到其他出路。从他们酷爱辩论、验证习以为常之物这类行事风格来说，一如书中所言，“斯拉夫各民族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但他们却又执着地迷恋着将彼此区分开来的细小差异，不惜为此大肆杀戮。糟糕的是，即便在过分认真对待这些象征事物上，他们都如此相像。

不必奇怪，这些复杂的历史记忆也激起了丽贝卡·韦斯特同样复杂的反应：她既厌恶这些族群之间无休止甚至也无原则的争斗与背叛，又觉得它们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文化遗产和政治独立是一件好事。对这些在几百年里默默抵挡住土耳其人无情进逼的巴尔干山民，她似乎觉得西欧人欠下了一份情，至少没有表示出足够的谢意，但又暗示它们不择手段的生存策略往轻里说也是令人侧目的。作为一个英国人，她深信“传统”是好的，无思想、无传统、无财产的城市无产者是狂热而危险的，但有时又不免质疑当地这些可怕的传统。她毫不掩饰地厌烦日耳曼文化对巴尔干的渗透和影响，然而她对文化自主所抱有的观念，正是一种典型的日耳曼意识。

在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悲剧中，她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隐喻：塞尔维亚人被奥斯曼击败、征服，但史诗中却声称，那时因为战前从圣地耶路撒冷来的灰鹰，询问拉扎尔大公是要选择在现世中战胜，还是战败但获得神圣的王国，而他最终选择了后者。战败者美化了自己的战败，将自己变成献祭台上的黑羊，相信向死亡献礼可以获得生命的回报。不管这出于一种怎样的心理，在她看来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失败主义：在勇猛作战并胜利在望之际，却宁可转而寻求失败，背叛那些相信我们会为他们赢取仁爱、和平的人们，“他们听了灰鹰的罪恶建议，他们像黑羊一样让人割喉”。

至此，600年前科索沃的战败成了一个前车之鉴，警示着世人应当拒绝自我献祭的冲动，因为那最终带来的绝不是在天国的胜利，而是现实中的无尽耻辱。考虑到本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笼罩的阴影下写就的，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愤恨：面对来自德国的野蛮进逼，英国的上层精英却迟迟没有做好准备，外交部反对进行抵抗，伦敦金融城里的粗俗流氓甚至随时准备妥协投降。这是一种复杂迂回的谴责（确实非常英国风格），但历史却变成了超历史（Supra-History），似乎无关事实真相，重要的是它的象征价值和现实意义。至于这样的解读是好是坏，就看你如何看待历史本身了。 书评贝卡·韦斯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