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巴贝：那时的中国是蓝色

工人们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车队（上海，1973年）

蓬皮杜访华

我见过好几次布鲁诺·巴贝。最早在法国看过他的影展，两年前他的影集《在路上》在中国出版时，我又见过他一次。他永远一身黑，黑裤子，黑衬衫，又高又壮，面色凝重，一台黑色数码单反相机不离手，即便坐下来接受采访，他也会把左手放在桌上，离桌子上相机的距离不超过10厘米。

这特别符合别人对他的印象。作为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前主席、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尽管他至今不接受“战地摄影师”的标签，但这位纪实摄影大师足迹遍布五大洲，见证过无数重大历史事件和军事冲突。他60年代拍过巴黎“五月风暴”运动，70年代拍过“越战”以及尼日利亚与中东地区的战乱，他曾用镜头记录了胡安·庇隆重返阿根廷政治舞台的历史，萨尔瓦多·阿连德执政时的智利，红色高棉和巴勒斯坦军队中的“童子军”。

但这次见他，却让我非常意外。他穿了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色裤子，尽管还有时差，但面带笑容，让人感觉整个人都很放松。他说这是他今年第四次来中国了，举办影展、参加玛格南摄影大师班、出席摄影博物馆开幕，南南北北，马不停蹄。

46年来，他来过中国几十次，始终相机不离手。“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一个人先看到的是70年代的中国，是北京胡同里的居民和重庆江边的农民，然后再与现在的中国作对比，如此年复一年地感受中国的巨变，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迷人的事情。”

他说这次来中国美术馆办展览，新感受是中国摄影技术上的先进。“在北京洗印照片，在北京装框，质量同样好，但比巴黎便宜四五倍。而底片扫描数码文件成了没有国界的数据，省去了一切保险、运输、清关手续和储存，这些都让外国摄影师来中国办展更容易了。”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成都，1980年）

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本色——布鲁诺·巴贝摄影展”，选取了49件巴贝于七八十年代在中国拍摄的摄影作品，此外还同期出版了包含331张照片的画册《中国的颜色》，算是他46年来对中国记录的一次总结。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见到历史重要领导人总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1973年，我见过几天周恩来，我为他拍了肖像，还与蓬皮杜总统一起和他在杭州西湖上坐游船。”巴贝向我回忆道，“当时周恩来有个翻译，一位50多岁的女士，我就问她，与她水平一样的翻译，在中国有多少个？她是当时中国水平最高的翻译，她说大概有11个。而现在的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可以流利地说法语了。”

巴贝成名于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他拍摄的街垒后的巴黎学生成了那次历史事件的标志影像。“五月风暴”结束，戴高乐不久去世。继任者蓬皮杜于1973年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巴贝作为新闻记者随团前往。“这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当时的中国因‘文化大革命’是个完全封闭的国家，没多少人有机会去中国。国事访问结束后，团里有三个人都申请了延长签证，我们三人因此又获得了15天的签证有效期。”那次巴贝一共在中国待了三周。

玛格南镜头下的中国

1973年来中国之前，巴贝就已经无数次听玛格南前辈们说过中国了。

他是1964年加入玛格南图片社的。“当时玛格南就像个家庭作坊，在巴黎只有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马克·吕布（Marc Riboud），在美国、英国还有一些摄影师，后来才慢慢变成一个庞大的集团。它是个了不起的组织，里面每个摄像师都是个人主义的，但是大家聚在一起又能产生一种奇怪的合作模式。”

玛格南创始人、传奇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38年来中国拍摄抗日战争，在重庆拍过蒋介石，也拍过毛泽东，前后待了半年，回国后就抱怨说受不了宋美龄，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审查。1948年底，另一位创始人布列松成了唯一一位见证中国政权更迭的西方摄影师。回国后布列松出了一本书《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萨特为他写的序。马克·吕布则是第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来拍摄的西方摄影师，在1957年、1965年和1971年三次往返。

但这三位前辈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喜欢用彩色胶片，因为当时的技术无法将彩色照片高质量地印在杂志上，大部分玛格南摄影师都局限在黑白摄影中。那时的中国官方摄影师也往往使用黑白胶片，因为彩色胶片很贵，也许在苏联或者东德生产过一些，但也很少见，更缺乏冲洗反转片的技术”。即便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时代》周刊和美联社常驻中国的摄影记者刘香成，也是使用黑白胶片拍摄，更不要说马克·吕布八九十年代再来中国，拍黄山、拍巩俐、拍经济特区深圳，依然坚持用黑白胶片。而巴贝不同，他是最早一批使用彩色胶片做报道的玛格南摄影师。“我出生在摩洛哥，那是个光线充足、颜色多彩的地方，影响了很多画家和艺术家，也让我从小对色彩非常敏感，而布列松他们也从未限制我的创作。”

巴贝清楚这趟中国之行的意义，决定全部使用柯达克罗姆彩色反转片拍摄，是为了可以长时间保存。“当时只有这一种胶卷可以保证50年不变色，而这种胶卷甚至当时在全亚洲都没有地方能冲洗。”

大部分人对新中国前30年的视觉记忆是黑白的，而在此次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上，人们看到巴贝镜头里色彩鲜明的中国。

布鲁诺·巴贝

中国的颜色

那么1973年的中国到底是什么颜色？

“我曾经想把新出的画册起名叫《蓝色的中国》。”巴贝说，当时他印象最深的是人们灰蓝色调的制服：在广场列队的红卫兵穿着卡其绿色军装，从工厂下班的工人穿着深蓝色工服，排队用粮票买粮食的人群穿着灰色中山装。在北京，他发现法国大使馆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挤在同一栋楼里吃住；在成都，只有一个酒店可以接待外国人；而在上海，他看到了被拆毁的古寺和佛像。蓬皮杜总统的国事访问结束之后，巴贝获得了15天的延长签证，他提出离开北京到处看看的要求，一名红卫兵陪着他，兼做翻译，去了南京、大同、苏州、无锡，还有上海，一路拍摄。

那是巴贝拍下来的中国：在上海公园拉伸练腿的居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画像的注视下骑自行车的工人；在外滩练太极的人们背后有一幅巨大的海报，上面描绘车夫驱赶着马车参加比赛，写着“争分夺秒奔向2000年”；在成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宣传画下是几个骑着三轮车送货的战士，他们身后墙上画的潜水艇、导弹、战斗机、高速铁路等等今天已纷纷变成了现实。巴贝镜头里全是在特定历史背景里的普通人，正是因为没有太多的先入之见，把40多年前的中国本色保留了下来。

1980年，德国《国家地理》杂志邀请巴贝去四川拍摄，他和做纪录片导演的妻子再次来到中国，一起在中国待了六周。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表面上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巴贝却看到了中国人内在的改变。他去成都老街区的照相馆里拍了一系列准备拍婚纱照的夫妻，人们从以前军人、工人的身份转变成了家庭成员中的夫妻、父母。中国从集体转向个体的时代开始了。他还去上海音乐学院，拍摄了“文革”结束后最早一批学音乐的学生。36年后，当时照片里学琴的小女孩在网上发布的照片里无意中认出了自己，并最终联系到了巴贝。如今这名女士已定居美国，住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富人区的庄园里。

后来巴贝1987年去拍过澳门，1989年去拍过新疆喀什和乌鲁木齐，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他再回故地，拍摄奥运会之后的中国。他说现在的中国早已不再是“蓝色的中国”了，成都的年轻人比“北上广”穿得都要鲜艳。

就像他的土耳其、韩国和巴西系列一样，从2010年开始，巴贝重启拍摄中国的计划，不断回到中国。当布列松、马克·吕布等大师均已作古之后，77岁的巴贝还在故地重游，追踪历史的进程。

“过去这20年里，摄影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便在玛格南内部。一些摄影师认为拍纪实摄影是二等公民，他们不在意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只关心自己的作品，做出美丽的照片，希望被认可为艺术家，这是非常危险的。对摄影师来说，应该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不能错过历史性时刻。”巴贝说，布列松以前经常提起卡帕与他的一次谈话，卡帕说：“不要愚弄你自己，别再假装自己像位伟大艺术家一样经常出入画廊，拿着你的相机，出去拍照吧。”

2016年，山西平遥摄影节开幕式上，巴贝再次看到载歌载舞的女学生，不免想起了43年前在北京广场上欢迎蓬皮杜总统代表团的女学生们。当女孩们结束欢迎仪式，背对观众奔回舞台后方的那一瞬间，巴贝才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仿佛女孩们也在向巴贝43年前的某些记忆告别。 布鲁诺·巴贝布列松摄影摄影师中国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