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危机时刻

假如还给这部舞美能打五星的剧挑点瑕疵，不完全在于某些细节本身（比如晚近的器物穿越到了前朝，建筑像日本），而是因为多少让古代人干了现代人的事，细节已经足够古代了，气氛还是太现代的，个性有点美剧的既视感。有时候，100个好的细节凑在一起反而不真实，过犹不及，从考古图像中铺贴起来的城市，感觉怎么还像是片场，出现了些不可能出现的空间场景。

最终，将落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现代人有没有可能真的理解古代？英文电影一旦涉及古代题材一般都说英式英语，其目的，确实不在于真的（也无法）复原古代口音，而是传达一种“古意”，但是再多走几步，好莱坞的腔调出来，历史味儿就淡了。

在西安搭建的大唐芙蓉园之类造景，其实估计比真实的古代城市壮观，后者的成立恰好是因为它的有限性，不那么“戏剧”。从这个意义上，在十二个时辰内解决的一件惊天大案，在古代长安的语境里，完美得不真实了；数月内的五十集电视剧对现代观众刚刚好，但是对于古文表达的简洁世界又多了一点儿。侯孝贤的唐代人物有些无厘头，姜文的秦始皇又太摩登了。

确实，“以意逆志”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的问题和平衡的问题，在于你想从历史的影像中看到什么。真实的长安确曾面临某种危机，但除了外部的强敌和血腥的政治，它的空间也说着一个自己的故事。

速成的长安城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杨坚代北周建立了隋朝，他本打算就定都在汉长安城的基址上。可是，某夜，文帝梦见城下渭河水涨，滔滔洪水淹没了长安……噩梦惊醒之后，文帝决意在汉长安城东边的龙首山南麓营建一座崭新的都城，叫做“大兴城”，由将作大匠宇文愷总结汉长安的得失，据说，只一年时间，这座新的长安城便“建成”了：

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

隋文帝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市的总设计师。

关于这座速成的城市，至少有一件事人们没法不记住，它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地广人稀的都会之一，大得似乎远远超出实际的需要，人口史论者多有认为已经达到百万。要知道，如果此论成立的话，到了1000年以后清代的北京人口也不过是长安的规模，但是它的尺寸却远不如后者。

但是这个美梦从一开始也就隐藏着隋文帝式的祸患，伟大往往失于脆弱，美梦有时会转化为梦魇。

唐代定都长安后，将隋大兴城的名字又改回了汉代以来的“长安”，并进行了增修和扩建。流有陈寅恪所说的“精悍之血”的唐初二帝，似乎没有前朝君主的忌讳。不像某些都城是慢慢扩张，长安是一开始就奠定了“无穷之业”的规模。它的基本手法就是“化家为国”，首先划定宫城，也就是天子之宅的大小，然后再依次推演出皇城和里坊的模数，依次扩大到全城，演绎出一个俄罗斯套娃般的城市，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比例同构的方块，组成了庞大的嵌套结构，精确规定了未来三百年城市基本用地单元的规制，以及不同等级、身份长安人的活动空间。这种“远见”似乎过于超前，以至于到了唐朝灭亡时，“围外地”，也就是城南的三分之一的地方，还是虚空的。

宇文愷理想中的长安城呈现出一个貌似严正的空间权力秩序：坐北朝南，由外及里，中央对称。可是，由于一个或许是偶然的原因，长安城又呈现出东南向西北倾斜而下的地形走向，起伏颇为剧烈，构成由西南到东北纵贯全城的六道岗原，习称“六爻”，这和城市中正笔直的轴线以及方正阵列的城防的逻辑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不规则的地形，打破了横平竖直棋盘格的均势，让特定的居高临下的角度占了先机。城市格局中新的矛盾出现了。

《长安十二时辰》工作照

比如，面南背北也总还有个“背后”，“背后”确实是无比脆弱的。在京城，好几次袭击的确都是在皇帝的身后北边进行的，这里包括“泾原兵变”之中朱泌和勤王军的决战，包括唐玄宗早年“唐隆宫变”时从北苑突入宫城的冒险，更不用说，在城市的北边还发生过史官们从来都讳莫如深的大事件，太宗李世民杀死自己兄弟的“玄武门之变”。在自己的身后，皇帝不安置任何多余的摆设，只安了一扇理论上没有“背面”的屏风，屏风后被阻挡的一切仿佛都在心理上不存在了，那里只是一片空荡荡的宫苑。城市的北边也不开门，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设计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长安志·唐京城》说：“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

淹没了长安汉魏旧城的是一道滔天的洪水，是自然的灾变。但是人类世界的各种凶险更不容忽略。隋文帝老不容易逃离的那片低洼地，并不是噩梦的唯一原因，新的长安城的宫城，太极宫，尽管制度严正，依然地势卑下，或者说，在心理上俯瞰全城的同时又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据说，染有风疾害怕湫湿的唐高宗受不了这种折磨，到了龙朔三年（663），在城外原外郭城的东北龙首原上，他新建了大明宫。其实，大明宫在贞观八年（634）已经初创，但是，高宗为它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理由，大明宫成了唐代后期实际的政治中心——宫殿的地址特意选在城外，而且缩在了更北更高的地方，它比太极宫更大，而且依于地形，有山有水，大部分并不严格对称。这样一来，这样的长安就不再是宇文愷规划中那个方方正正的对称形状了。

传统空间政治学的逻辑

这种恐惧身后突然受到袭击，而陷于身段僵直的迫害狂想象，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空间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君臣之分，首先体现在彼此在视觉上的尊卑关系：就像韩非子便说过：“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掩其迹，匿其端……闭其门，夺其辅……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在皇宫“天门”的后面，保持沉默的权力画出了一个不容觊觎的禁域，一切“见而不见”，它就维系了自己对臣下的神秘。建筑师们心领神会的是，“不可见”并不是真正什么都看不见，而是心（政治象征），和眼（政治形象）和身（政治活动）的适当分离。城墙是用于“不可见”的，城墙所塑造的空间还是要承载某些现实功能，隋文帝速成的长安城本来只有夯土围墙，直到永徽五年（654），两次整修外郭墙，才在东、西、南三面九个城门上修建起了高大的城楼。

危机出现在不多见的时刻，那一刻象征、形象、活动同时涌现。只要一个活人坐在屏风前的榻上为人所见，皇帝就不得不用他的脸定义一个“朝向”，以便和群臣们发生多维的关系。假如统治者没有小心维系平衡，就会给臣下和他自己带来很多的实际问题，比如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爱看马球，一种从游牧人那传来的狂野游戏，可是他有个很奇怪的规矩，那就是无论比赛如何激烈也得“殿前不打背身球”，球手在大球场纵马击球的时候，一定不能背对皇帝，随便给他脊梁骨看。显然，这种控制得很好的礼仪和剧烈的运动之间是有矛盾的。

更可怕的是有些公然挑战这种空间设定的乱臣贼子。这方面最有名的故事还是有关玄宗的。从天宝年间开始，粟特人安禄山成为李隆基的宠臣，两人不恰当地拉近了距离。玄宗夫妇打量安禄山，他也会毫不客气地窥视玄宗夫妇，被看得不好意思的杨贵妃，只能把老大不小的安禄山当一个胖儿子看待。《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次朝会的时候，安禄山常经过含元殿的龙尾道，居然会“南北睥睨”，一会做出臣子仰望的姿态，一会又回头去返身往下看，体验一下皇帝君临的眼光。

按说，安禄山应该为他的大不敬付出代价，但是如同白居易那样的诗人所描绘，玄宗本身是个风雅皇帝，他和杨贵妃以爱人相称，喜欢跨越天上人间的分别，勇于打破长安空间的禁忌。开元二年（714），在外郭城东面春明门内的隆庆坊，也就是自己的“龙潜”之地，他营建了与皇城、大明宫三足鼎立的兴庆宫。兴庆宫最非同常规的是，它甚至没有大明宫由丹凤门入朝的那一段基本的中轴线，宫内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泓谈不上什么形状的“龙池”湖水。玄宗朝的某些大朝会，不是循例在太极宫的天门街广场举行，而是别出心裁地发生在他临街建造的楼阁上。他给楼阁起的名字都很好听：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开元十四年（726），又在外郭城东墙外修筑了与东墙平行的城墙，以便自己可以从兴庆宫潜到南城游乐，不被人看见，玄宗发明的这古代的立体交通美其名曰为“夹城”——“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玄宗会自认为，自己完美地解决了韩非子的政治形象学疑难。

后来发生的事情尽人皆知。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安禄山叛军攻入了长安——快二百年的升平岁月之后，这是长安城的神圣地位第一次受到玷辱，安禄山操练的一切成了现实。次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兵收复长安。但是不管是天门，还是大明宫前丹凤门内的一切已经不再神秘了，派兵勤王的回纥叶护与唐军提出“破城后城池归李家、子女玉帛归叶护”的屈辱之约，长安不可冒犯的荣光已经走泄。

此前，长安的危险只是小民的危险，只是破坏毕竟有限的水火之患，而这以后，真正的灾变将会一而再再而三降临。历史证明，无论是沦陷还是光复，长安城就没有过什么像样的攻防战——它实在是太大了。安禄山之后没多久，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来自西南的少数民族政权吐蕃短暂攻入了长安城，在城里胡作非为了十五天，只是靠着郭子仪的威望，勉勉强强，才令吐蕃最终退出了这座正走向黄昏的城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因为军饷的纠纷，一小队在泾原兵变的叛军占据了长安。这些征服者得手后毫无例外地效仿安禄山。《资治通鉴·第二百二十八》描述：“……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陈于丹凤门外，小民聚观者以万计。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贼已斩关而入……贼入宫，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硃）泚按辔列炬，传呼入宫，居含元殿，设警严，自称权知六军。”

尊贵者的天台，也是僭越者的舞台和看台。

其实，这种结局一部分归咎于长安自己的统治者。过于自信的玄宗，不仅给安禄山安置了一把在身旁的椅子，而且早已不恰当地“平易近人”了。他的眼光偶然扫过早朝上趋班的百官，注意到一个老帅哥张九龄风仪秀整，风度翩翩，就仔细地打量着他，亲切地告诉旁边的人：“朕每见张九龄，精神顿生。”他登上等同他在民间私宅的兴庆宫宫楼，兴致勃勃地眺望东市的十丈红尘，还给他眼睛的自由贴上一个儒家思想的名称：观风（俗）。

这种有关“看见”的新意还带来一种新的“看不见”，长安城隐秘的新风景是人，超越于宇文愷规划的秩序之外。不同于宽广平直的大街，坊内显见的道路之外，这时出现了细小自发的城市组织，庶民和不愿遵守自上而下秩序的长安客，现在各自寻求自己的乐趣了。历史学家宿白认为，“曲”的提法大约是天宝年间才形成的。同样也在这一时期繁盛起来的传奇小说中，许多扣人心弦的场景都是在这些“曲”中开始的，而且它们大多和不循礼制的男女欢爱有关。后来，“曲”似乎单独用作地名指称，如著名的韦曲、杜曲，薛曲，未必都在长安城内；但是“曲”同时也是一种城市的别样况味：与坊、市、闾、里、乡、街、巷等并称，即坊曲、市曲、闾曲、里曲、乡曲、街曲、巷曲等等。除了一般性地指涉道路体系末端的名称，它的字面意义，似乎也暗示着这都是些不入规矩的暧昧地方。

没有任何地图绘制这些长安深处的所在，但是它们在唐人记述中无处不在。就像瓜果在浓密的树荫中挂了太久，沉积的糖分同时带来了甜蜜和腐烂的危险。

危险变成了悲剧，长安的结局是惨痛的。“神在山中犹避难”（韦庄）“破却长安千万家”（徐夤）。可是，五代之后，城市规划史中也分明这么写道：中国的城市冲破了中古时代的束缚，全面的管制逐渐松弛，人身依附关系的门客、部曲不再是城市生活的主角，市场未必集中一两处，商肆和人家无视禁令而“侵街”、向街开门——新的城市生活样式出现了。 突厥历史安史之乱唐朝长安城玄宗长安十二时辰长安安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