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快地唱一支忧伤情歌

（图 谢驭飞）

文/肖遥

朋友阿猫每逢失去一段感情，就会恢复抽烟，当她再次陷入热恋，就会戒掉。当一段情死去，她又会重新点烟，这部分是一种对压力的生理反应，但也有部分是象征性：用一种瘾头取代另一种瘾头。这种出自反射动作的举动还可以为她营造出一种浪漫化的自我形象：手指夹着香烟，形单影只站在阳台上沉思往事，眼前残阳中的万丈红尘，使得她的哀伤更加切肤而又诗情画意。

她说她还是想他，虽然已经把他拉黑，但让我把他最近的朋友圈状态截图发她。就像杰伊·麦金纳尼的小说里那位焦虑的情人：“我反复坐下和站起来，还想过在天花板绑根绳子上吊，我不想在公寓里多留一分钟，但又不想离开，生怕他会打电话来，我不想独处，又想不出有哪个人是我目前可以忍受的。我连自己都忍受不了。”

阿猫的失魂落魄很令人无语，她沉浸在自己杜丽娘式的体验当中，就像一头扎进水里，我想说令她痛苦、窒息的根本不是真正的水，是她自己脑子里的水。可我又不能说，说了就是在给我们岌岌可危的友谊小船凿洞洞。她一声叹息道：“现在的人怎么对爱情完全没有想象力了啊？”她把她的作天作地叫作有想象力！

要说想象力，在“嗔怨”界杜丽娘是鼻祖，只为梦中的一个男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想他想到死，死后又因他而活过来……于是汤显祖说，活着不愿为情去死，死了未能因情复生的人，都不算爱情的极致。《聊斋》里的书生王子服、孙子楚都曾为想念的女孩发癫，差点死去；宝玉因为紫鹃说了句林妹妹有可能回扬州去，就发了癔症，神魂颠倒到差点魂飞魄散。

可见痴心和执念是很娇贵的东西，是需要物质条件乃至身体资本的。在这个一切都在提速、一切都像流沙样难以抓握的年代，人们会努力压缩感性空间，给生存空间留点余地。将每个联络方式的终端，都设定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每句说出去的话，轻飘飘地飞出去，说完就忘掉。感情博弈也是：爱的时候天雷地火金风玉露，不爱的时候走好不送。

如此看来，那些情场登徒子们的方式仿佛更接近现代意义的感情，撩得过脑不走心。张爱玲的小说《封锁》里的宗桢在被封锁路段的电车上闲来无事，与同座的女人翠远聊天，两人无话不谈，几近托付终身。当电车继续前行，男主忽然站起身，挤到人群里不见了，翠远以为他下车了，后来偶一回头发现他遥遥地坐在后面，她就明白他的意思了：紧张时期发生的一切，等于没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人情的梦。如同歌里唱的“麻木的那么快应不应该，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埃”。

在那些苦情还流行的年代，动不动有痴男怨女一个人守在教室里吟唱“最心爱的情人，却伤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可如今，苦情太沉重，生活背不动。像阿猫这样求之不得到幽幽怨怨寤寐思服，只会卸下盔甲，瓦解自己的战斗力，暴露出各种软肋，令她在现实生活里狼狈而脆弱。

鉴于此，情人们不得不改写自己的情感程序，将之设定得没心没肺或无知无畏，就像我家小朋友爱唱歌，但是他很有自知之明，说自己出道是不可能了，因为他没有“恋爱脑”——就是光知道旋律和词，并不理解那些恩恨怨仇。这次考完试，他听见自己在欢快地唱一支歌，唱着唱着发现这支歌原来是一首忧伤的情歌。 生活圆桌恋爱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