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6）

王小波写得最好、结构最复杂的长篇小说，就是《万寿寺》。《万寿寺》的原始素材，也是唐传奇——袁郊的《红线传》。在袁郊的《红线传》中，薛嵩原是薛仁贵的孙子，以臂力、骑射闻名，是潞州节度使。红线是他善弹琵琶的婢女。魏州节度使田承嗣招募了三千武勇，想吞并薛嵩的地盘。红线为主解忧，夜奔魏城（今邯郸），进了戒备森严的田府，在田承嗣枕边盗了装他生身甲子和北斗神名的金盒，拔了他头上的簪子。田承嗣因此“惊恐绝倒”，不敢再贸然行事，反送厚礼于薛嵩，谢其不杀之恩。这个故事后来改成戏剧，叫《红线女》或《红线盗盒》。

王小波戏写这故事，也是先写了个短篇小说，就叫《红线盗盒》。戏写薛嵩，为出人头地，先做了杨贵妃姐姐虢国夫人的面首，做生意赚了钱，又花重金买了个沅西节度使的官位，地点换成湘西。红线成了凤凰寨酋长的女儿，田承嗣成了两湖节度使。小说里的薛嵩成了狼狈的角色，田承嗣派刺客来杀他，红线带他钻地洞上了山，官府给刺客烧掉了，薛嵩就写了遗嘱，将红线交代给好友呵护，要自杀。红线被感动，就有了盗盒的故事。

《红线盗盒》变成《万寿寺》，王小波又用了套装结构。薛嵩和红线的故事还在湘西，还是田承嗣派刺客暗杀，王小波以他的想象力，将搞笑的过程复杂化，借助了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的迷宫结构。红线的身份还是酋长的女儿，但人物关系多了——薛嵩从长安城宝塔里救出一个女子，带她到湘西，成了专门管理雇佣兵的老妓女。老妓女期望薛嵩在湘西建功立业，薛嵩却沉溺在女色中——营帐中先多了个小妓女，小妓女与老妓女就成为对立面，王小波戏称老妓女“学院派”，小妓女“自由派”。随后，薛嵩又娶回了红线，一心在温柔乡里，这就彻底颠覆了老妓女在营地建立起来的秩序。故事情节变成，她请来刺客，要杀死红线，抢回薛嵩。刺客先后来了两拨，故事发展到后来才交代，刺客头子就是田承嗣。他假装收了老妓女的钱，来杀红线，其实是想杀死薛嵩，夺取凤凰寨。当然，这都是小说中的故事。王小波的套装结构，这小说是“我”写的，“我”可以在写作中不断更改故事走向，这就使人物关系与故事发展有多种可能性，给人扑朔迷离感。

这个“我”是史学研究的“实习员”，专业是史学，却不务正业写小说。小说开头，他就因骑自行车，撞了一辆面包车后失忆。王小波把他放进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长篇小说《暗店街》的语境里。《暗店街》写的是，主角“我”失忆后当了侦探，退休后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过程。万寿寺是王小波小说里，“我”寻找自己的起点。“我”凭印象进万寿寺配殿里自己的工作室，看到自己的手稿，进入薛嵩的故事。这小说的精妙在于，“我”与薛嵩的关系。“我”阅读手稿中薛嵩的故事，伴随着“我是谁”的寻找。“我”的寻找，只有一个白衣女人伴随。这个白衣女人把“我”带到家里，似乎就应是“我”老婆。薛嵩的故事，起点是长安城；而我的寻找，跟随着薛嵩，终点也在长安城。这是王小波的精心架构。“我”与薛嵩对应，薛嵩是“我”的心理投射。薛嵩有点像唐·吉诃德，在“我”的小说里，他的起点是，小说结尾前第七章，从长安金色宝塔里，救出那个被锁着的姑娘，这姑娘到了湘西，就成了老妓女。小说的叙述者“我”说，依小说创作的可变性，这姑娘到了湘西，也可以是小妓女；可以是薛嵩救了那姑娘去了湘西；也可以是薛嵩从湘西来到长安，救的姑娘；可以是故事开始，也可以是故事结束。重要的是，这个“塔”的情节，其实源自万寿寺的锅炉坏了，使“我”想起在大学里修茶炉的情景。茶炉坏了，没水喝，是干渴；干渴引发那姑娘被戴枷锁与塞了黄连木衔口，待营救的场景。从情节是“我”的状态投射的角度，“实际上，是别人用重重枷锁把我锁住，又把黄连木的衔口塞到了我嘴里”。于是，小说中，就会变成“我”在等待薛嵩。因为从“塔”里逃出来，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这小说因此就是，“我”与薛嵩的“双人舞”。这小说里写得最好看的是薛嵩精心设计的迷宫，王小波先描写，刺客们来杀薛嵩，进了无数道门，走了无数条小径，完全迷失方向，最后冲进了牛棚里。然后，薛嵩建了座柚木院子，院子架在八根大柱上，可自由升降。刺客们冲进去，黑漆漆什么也看不见，原来是到了院子平台下，只看到亮处是关在木笼里的红线，木笼其实在平台上。红线让他们照个亮，黄蜂见到火光，就专蛰刺客；红线又让薛嵩把平台降下来，刺客就被压在了平台下。再然后，刺客冲进门，先是感觉上了座“悬浮桥”，一会儿冲到最高点，一会儿又冲到最低点，原来是进了一个由一根轴担在空中的大木桶，太好玩了。

小说中有许多隐喻，核心是不断强调枷锁。薛嵩先是用竹篾条捆红线，“竹篾条的性质与金属丝很相似”。然后又用柚木做了囚车，还做了两块枷，“分别枷住红线的手和脚”，囚车便是抢亲的婚车。从囚笼，后来就发展成可升降的柚木院子。而老妓女想杀小妓女的方法之一，是取出软木树的树心，将小妓女填进去，树皮上挖洞，套住她的脖子，人树嫁接，树皮上就有一张“女孩的脸”。故事的一种结局是，抓住了薛嵩，让他去做苦力，也套上了枷锁，但薛嵩能开锁，经常跑去凭吊红线，老妓女就令他造一把打不开的锁。但所有锁都有开锁的方法，薛嵩就只能造一个实心疙瘩，锁住自己。另一个结局是，薛嵩用他造的，像导弹发射架一样的弩，将老妓女与两个刺客串成了“三明治”。

从这些隐喻读出，这小说的主题还是囚禁与自由。囚禁，还要塞上黄连木衔口；薛嵩用一把打不开的锁将自己锁住，就如行尸走肉了。那么，长安城与万寿寺的关系呢？长安城在小说故事里，是诗意的象征。长安城经常下雪，雪就像整团蒲公英浮在空中，四方皆白，街道是黑的，很美。“我”追随那个白衣女人，乘风而行，漫游雪中的长安城，没有捆绑。而现实生活中的“我”却穿着没色调的衣服，在化粪池堵住的、臭气熏天的万寿寺里。万寿寺与长安，构成历史的距离。王小波要通过这结构表达什么呢？小说里的“我”有一段内心独白：“有意志的智慧坚挺着，既有用，又有趣，可以给人带来快感；没有意志的智慧软塌塌的，除了充当历史的脐带，别无用场了……”

就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出现了那个“我还想回到长安城里——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的名句。这世界是在写作中，王小波写道：“纸张中间是我的铺盖卷。”这小说的结尾是：“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待续） 小说田承嗣长安城万寿寺王小波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