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思想”问题

严复（右，1854~1921）

严复12岁那年，1866年，考入船政大臣沈葆桢创办的船政学堂，学习“海军”。这个学习项目后来呈现出“5+3”模式，前5年在课堂学习，后3年上船，当练习生。跟着“建威号”和“杨武号”，严复游历了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完成了对外面世界的第一轮体验之旅。

作为船政学堂优秀的首届毕业生，严复又得到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前往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行船礼法，并结交了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这是1877年，严复23岁。

留学两年归国，严复回到船政学堂担任教习。从职位上看他倒一直在升迁，但工作辛苦，并无实权，与相对保守的李鸿章永远无法步入同一频道，更别说进入决策层。虽然被提拔为“总教习”，可并不真正受李鸿章信任，“仍是个报国无门的局外人”。再加上，他从前的靠山沈葆桢和郭嵩焘二位相继离世，严复不免深感忧戚，甚至他染上鸦片瘾或许也与这个时期的苦闷有微妙的关联。

严复受英国刺激尤为强烈，这当然是因为自己的海军学习出身，在北洋水师学堂身居要职，这么多年却并未亲眼见证一支能打仗的水军队伍。在这种心境下，严复转头对科举考试发起进攻，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从1888年第一次考试，一直到1893年还在“乡试”，又“每每落第”。严复半工半考，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仍在诸如北洋水师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这样的机构工作，只不过并不受重用，他将此归咎于“不由科举出身”。41岁这一年他回到家乡福建秋试，仍以失败告终。

到严复开始进行翻译工作，已经是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对科举心灰意冷的严复，受战败耻辱刺激，“由热心个人前途开始转而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命运”。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所作结论是，若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而这种学习的着眼点，又与梁启超他们有所不同。“他不从传统中寻求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是利用自己的西学背景，寻求治国明民之道。”换句话说，严复希望借用西方世界的特点，尤其从英国这个在“经济活力和自由思想都位居头等”的国家中，寻找近代化的理论依据。

1895年，严复开始动手翻译《天演论》，从此开始了他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道路。等他终于完成思想转变，找到这条适合自己的路，他的长子严璩都已长大成人，出发去英国留学了。

站在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肩膀上

《天演论》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译著之一。未必人人读过此书，但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却流传至今。不过，这里时常发生的一个误解是，以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达尔文主义。这个误解恰好与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所做的取舍有很大关联。

严格来讲，《天演论》这本书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译作”。它的英文原著是英国人赫胥黎现在被译为《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的这本书，但严复当时只选取了其中“进化论”的部分。并且，严复显然无意于“忠实于原著”，而是对原文进行了大量取舍与改造。

同时，半个世纪前就有研究者发现且论证过，严复《天演论》中使用赫胥黎的原文，只是抛出的“砖”，他真正想要引出来的“玉”，其实是哲学家斯宾塞的思想。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指出，斯宾塞是严复最早接触的西方哲学家，而且在“社会进化论”上，严复是斯宾塞的支持者。问题在于，赫胥黎与斯宾塞的立场截然不同。斯宾塞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是一种“疯狂的个人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同样适用于“弱肉强食”式竞争；赫胥黎却对此持反对意见，他对利己主义基本抱持“否定和惧怕的态度”。

严复明明不认可赫胥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却仍翻译他的原文，然后在自己的按语中批判他的批评。顺着对赫胥黎学说的批评，严复再将斯宾塞的理论详细阐述，“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此九地之下，古兽残骨之所以多也。一家一国之中，食指徒繁，而智力如故者，则其去无噍类不远矣”。大意是，生物的本能是繁殖与贪生，而人类是生物的一种，适者生存，而不适者免不了一死。对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人口增长，智力却跟不上，这个国家恐怕也会灭亡。

史华慈认为，严复对斯宾塞的观点是持全面拥抱态度的，他希望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寻找的是应变方法。他在按语中多次颂扬斯宾塞，而反对赫胥黎，“这些按语和原文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被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一个观点是，按语所体现的是严复真正的立场。他翻译此书的目的，即是给内外交困的清朝社会提出一个“适者生存”的口号。

所以，冯友兰说“严复翻译《天演论》，其实并不是翻译，而是根据原书的意思重写一遍”一点都不过分。史华慈在看待严复翻译家和评论家这两重身份时，也认为后种身份对严复的声望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前者。

赫胥黎和斯宾塞对进化论的理解，其理论发源地当然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达尔文本质上是反对弱肉强食的，他认为人类对弱者应该做的是“同情和救助”。所以，严复名义上是翻译了“进化论”，实则借此立场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天演论》做了三件事：一是复述赫胥黎原著的观点，二是阐述斯宾塞的观点，三则是通过支持斯宾塞和反对赫胥黎完成自己的观点输出。在甲午战争失败的社会语境下，严复所做的取舍并不难理解。

严复（第三排中坐者）携家属在大沽口访问故友，与海军同窗在军舰上留影（摄于1899年）

“优胜劣败”的流行

虽然之后几年，严复又先后翻译了7部作品，完成于1896年的《天演论》仍是他最成功的。“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里记述了这本书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此外，他还讲到他的读后感：“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实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

这套公式，是用雅致的古汉语写就的。

严复的《天演论》在翻译时使用的竟然是先秦时期的文体，许多人对此感到意外。当时的留洋派学者，或受日文影响，或坚定地使用白话文，像严复这样以先秦古汉语作为介绍西学的途径，不免令人困惑。提出质疑的人包括当时的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评论严复的另一译作《原富》，说它“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鲁迅还讽刺过，说“最好懂的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觉其头昏”。

但这种“桐城气息”，恰恰就是严复想要的。从一开始严复就拿定了主意，希望能借助桐城古文大家吴汝伦的影响。因为家贫，严复在求学上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入世后的种种不得志，与他的洋派经历大有关联。在严复与吴汝伦的日常互动中，给后者留下的印象包括“中西皆通”和“仕途不顺”。仕途滞留不前获得了吴汝伦的同情，而“中西皆通”为严复带去的是这位文坛长老的支持。严复写得一手好文章，在船政学堂入学考试时就凭借一篇《大教终身慕父母论》，征服了考官沈葆桢（他也一度是严复的靠山）。用吴汝伦后来为《天演论》写在序言中的话来讲，“严子一文之，而其书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不说《天演论》的思想性如何，起码对严复的文采，吴汝伦给出的是他这样一位成名已久的文坛泰斗的最高评价。

有了吴汝伦的背书，严复和《天演论》一炮而红。严复心中那套获得最大影响力的公式，也被证明行得通。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王宏志在《权力与翻译：晚清翻译赞助人的考察》中说，严复其实有意选择了吴汝伦作他的赞助人。译完《天演论》后，严复第一时间将它送到吴汝伦手里，还曾根据他的意见做过大量删改。王宏志告诉本刊，此后严复每译一本书，“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而吴汝伦也毫不吝啬对严复的褒奖，“把严复在中国文坛网络里的地位推到顶峰”。文坛地位的提升，顺理成章地促进了《天演论》后来的传播。

在严复之前，有传教士丁韪良在《西学考略》中介绍物种变异和人猿同祖等知识，另外，康有为那一代维新派对进化论也有过观点输出。日本一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坂元弘子在谈到“20世纪”这个概念时曾说，从19世纪“中体西用论”者一直到康有为，他们认知中的进化论，都是乐观性的，《天演论》之后的进化论发生了变化，成为“优胜劣败”式。

“优胜劣败”真正流行起来，或许是因为它遇到了它的“天时”，虽然这种天时的真相，是残酷的战争和无情的侵略与掠夺。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优胜劣败”才能击中热血爱国志士，引起共鸣和全面的回应。如史华慈分析，“该书不仅在严复同时代的文人学士阶层中引起了震动，而且还对20世纪初的一代青年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富强的目的

西方世界富强的真正奥秘是什么？什么是西方所有而中国缺乏的？中西方的关键性差别到底是什么？严复1877年去英国学习的是航海专业，却怀揣这样一些宏大而严肃的问题，毕竟他暂别的那个国家，已经搞了十几年的洋务运动，有志青年来到英国，恐怕都会睁大眼睛观察这个强国。所以他在英国阅读和研究的，不独航海，而是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方方面面。尤其使严复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英国甚至在国债不断增加时也能维持财富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日战争以来的中国债台高筑，引发更为深刻贫穷的现象。

1897年，严复着手翻译亚当·斯密出版于1776年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1900年完成，取书名《原富》。他此次翻译的目标更加明确：解放经济活力，从而使国家富强。他在英国发现，“一切国家行为的目的都是在鼓励和解放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活力”。因此在《原富》的按语中，严复屡次谈到，在经济上解放个人的活力与能力，以便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严复还写道：“哪个国家使人民从事生产，哪个国家就能承受越来越重的负担而不必担心贫穷。”

在“讳言利”的时代，虽然诸如李鸿章这样的先行者已认可“国家富强”这条路，但与此相对的“个人利益”却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里。或者说，士大夫阶级和他们信奉的儒家文化传统，不允许他们大掉头转向“重商”这条路。价值观层面的矛盾，严复心里是清楚的。所以史华慈认为《原富》的作用之一在于，严复说明了这一事实，“以使本国的文人学士不盲目地为自己的一切文化传统感到自豪”。

《原富》中的自由经济学等概念，也在出版后的20世纪头几年里风行一时，人们越来越接受“富强”的目的，也了解到了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由此，为富强而生的军事家得到更多尊重，企业家从赢利出发进行的思考也不再受到谴责。至于更具体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和更大程度的“经济利己主义”，并没有真正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得到鲜明回应。

《天演论》和《原富》之外，严复为法学领域选择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为政治学选择了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为逻辑学选取了《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为社会学选择了《群学肄言》。最后这一部是严复后期思想体系的基础，他早在1881年就读过此书，斯宾塞“按照广泛的哲学原因”阐述了各门学科之间的关联，令严复激动不已，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社会改革规定的处方和纲领”，将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法治和民主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作系统输出的一个明证。如王宏志所说，“作品不多，每一部谨慎选择，且有明确目的”。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在于试图用技术解决中国的思想问题。而严复试图解决的，就是“思想”上的问题。

后 记

1912年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大校长，他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地位达至高峰；1915年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的发起人，声名随之坠落。严复思想上的矛盾性到了晚年越发明显，落后于更为激进的大时代。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里，他所希冀的富强最终证明是一场空。1921年10月，严复留下一封“喻家人诸儿女知悉”之信的24天后，带着“壮志销沉”的心情在福建老家离世。

参考书目：《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美]史华慈著 中国近代史严复适者生存翻译理论进化论天演论赫胥黎吴汝伦五四斯宾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