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活力的“户口”释放

3月份以来，市场化改革信号频发：新能源车的高额补贴削减了一大半；另一个具代表性的是大中城市的自由落户政策。此前，各地虽频发抢人大战，但基于环境承载力的考虑，政策上仍然是倾斜于发展小城镇，寄望以小城镇户口截留涌入大都市的人口，如今政策口径出现了实质性转变。

多年的实践，小城镇的部署实际效果不彰。首都经贸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2007～2016年，全国694个城市中，总计80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占比11.5%。这其中就包括有东北门户之称的锦州，那里城区人口从2010年的94.17万人降到2016年的83.9万人。类似的城市在东北地区比比皆是，如丹东、铁岭、本溪等等。东北人口总体呈现净流出状态，鞍山和铁岭等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资源枯竭，这似乎无需用城市竞争力来解释，而是人口区域间迁徙的问题。但在中国经济最为蓬勃发展的长江经济带，问题同样突出，这就不由让人思索了。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发现，长江经济带地区，11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52座出现收缩，约占城市总量的47.27%；84个市辖区出现收缩，约占市辖区总量的26.42%；393个市辖县出现收缩，约占市辖县总量的51.98%。如果说长江流域从西部高原一路伸展到沿海，内陆人口向沿海迁移是大趋势，可江苏连云港、太仓等中小城市的人口也是不升反降的。

人力资源是所有生产要素之首，而资源的自由配置是市场经济的精髓。人类社会从农业主导到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也说明了，人类越来越不再依附于土地，无需按自然资源的多寡而居住，而是倾斜于按人力资源的属性去配置，这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力便是集聚效益。美国从1940年到2010年的70年里，大都市人口的数量从50.9%增加到了83.7%。日本在过去的70年里，已经有一半左右的人生活在三个大的都市圈里，在2015年日本的前四大城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了51.5%。

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乔治·金斯利·齐夫通过多篇文章的用词频率发现，出现频次最高的三个单词是“the”“of”和“and”，第二名“of”出现频率是第一名“the”的一半左右，第三名“and”则接近第一名“the”的1/3，后面单词出现的频率也都接近于这种递减的比例。就如同我们日常说话，脱口而出那些离脑回路最近的词语，一个国家的人口的聚集也是如此，通过统计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大都市的人口，都发现“齐夫定律”在起作用。连人口相对分散、实现了小城镇战略的德国，其城市人口的分布也符合“齐夫定律”，那里，人口第一大城市柏林人口350万，第二大城市汉堡人口180万，第三大城市慕尼黑145万。

如果政策能够改变国人的“城市偏好”，比如通过控制第一梯队城市的人口，进而压制第二梯队乃至三、四线城市人口，使得国人更多地居住在中小城市，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但在东亚，这个本来人口密集的地区，一旦城市化开启人们则天然地向着大城市聚集，日本大城市人口超过一半，韩国这个比例是37%；相对应的，英国是24.9%，法国是22.6%，美国是14.7%。可见居民居住习性都可以上升到民族性的程度，改变起来岂是一日之功。

经过艰巨努力，2017年北京和上海两座背负着人口调控目标的城市都宣布常住人口下降了，可如火如荼的二线城市抢人风潮下，京沪的成功立时暗淡无光，产业迅速地向着强二线城市转移，深圳更是在京沪的停滞中一跃而成为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城市。全国的经济格局更因人口南下而深刻地改变着，南强北弱的不平衡局面愈发明显了。

人口老龄化就要到来，“人口红利”的时间窗口已经不多，疏通人口流入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的管道，是明智之举。 投资物语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