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叶小纲

作曲家叶小纲

叶小纲把自己2013年9月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那场音乐会比作“回马枪”。

由底特律交响乐团演奏的叶小纲个人作品音乐会“中国故事·大地之歌”，被视为1949年后美国主流交响乐团为中国作曲家举办的首场专场音乐会。“倒也不是说成心把‘中国故事’首场演出放在美国，但因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当时我在美国留学生活过7年，并没有太多机会演出，现在有机会翻回去演，也算是过把瘾吧。”叶小纲对我说。

那次演出的作品中，最重头的当属《大地之歌》，叶小纲说当初他写与马勒作品同名的这部作品，就是希望让西方观众感受真正的中国文化。“像比较文学一样，观众们可以听听中国人原汁原味的《大地之歌》是怎么回事。马勒一百年前写《大地之歌》时歌词虽然用的是唐诗，但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德文，诗词早已面目全非，并且字数很多，所以马勒的曲子特别长，总共一个多小时，而中国唐诗原文实际上是五言、七言，所以我的《大地之歌》只要40分钟就够了。并且马勒的《大地之歌》是他晚期写的，音乐里透着对人生的悲观，而我15年前写《大地之歌》时还是个雄心勃勃的中年人，作品里也就充满了自我奋斗的理想。”

就这样，自2013年起，当时58岁的叶小纲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中国故事”全球巡演，除了纽约，还在慕尼黑、伦敦、柏林、莫斯科、格拉斯哥、爱丁堡、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印度加尔各答、都柏林等地演出，作品也都是他以中国题材写就的，比如用中国传统打击乐器锣、镲、鼓等与小提琴的二重协奏曲《峨嵋》，用李叔同早期诗歌写的《悲欣之歌》，以西藏为主题的交响乐《喜马拉雅之光》，讲述内蒙古的《草原之歌》，也有写他自己“文革”时下放农场经历的《最后的乐园》，以及致敬刘天华的二胡重奏《光明行》。

“用交响乐来表达中国题材，更容易走向世界。”叶小纲说，“中国故事如果去欧洲演出，用他们的交响乐团就行了，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相对便捷的方式。如果我们只派自己的民族乐团出去，人家会好奇、喜欢，但不会演奏，就不能变成他们的常规曲目。什么样的作品能走向世界？你的东西别人都在演，那才是真正走向世界，而不是自己派个团到处去宣扬。”

实际上，作为中央音乐学院78级作曲系的学生，叶小纲和他的同学谭盾、陈其钢、瞿小松、郭文景、周龙、陈怡、刘索拉等一代中国作曲家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是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首届学生，毕业后相继留学美国，并努力尝试把中国音乐带到全世界。

作为那批作曲家中最早从美国回来的人之一，叶小纲说整个过程很重要，回国的时机也很重要。“一定要在美国谋生一段时间，就知道有多不容易，现在我们班同学没几个留在美国了，陈怡、周龙能坚持下来不容易。陈怡现在是美国两院院士，谭盾得了奥斯卡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

叶小纲坐在他拥挤的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办公室里，告诉我前不久他刚完成了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中国故事”音乐会，今年还会去古巴、黎巴嫩和巴西等地。2015年，他当选最新一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这两年，在几种身份间转换的他并没有影响创作，相继写出了第五交响乐《鲁迅》、第六交响乐《创世纪》、第七交响乐《英雄》等作品。“我觉得这些经历也使我的作品，从社会意义上更广泛、更深沉。”叶小纲说。

“叶小纲”是他22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后才开始用的名字，在那之前，他是“叶小钢，钢琴的钢”。

1955年出生于音乐世家的他，4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钢琴，是78级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里古典音乐基础最好的学生之一。改革开放前，作曲系接受的是典型的苏联式教育，而他们入学后正好赶上小泽征尔、斯特恩、梅纽因等外国音乐大师不断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他们便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第一拨接触到西方现代音乐的学生。叶小纲、郭文景、瞿小松与谭盾并称“央音四大才子”，“叶小钢”成为了“叶小纲”。

这批人毕业两年后，正值出国热，叶小纲和他的同学们大多选择出国深造，异乡的奋斗生涯各有各的艰辛。陈其钢1984年赴法国留学，成为音乐大师梅西安的学生；刘索拉旅居欧洲后又辗转美国，1993年推出专辑《蓝调在东方》；瞿小松1989年受美国亚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当访问学者，而谭盾则在1986年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琵琶演奏家吴蛮曾回忆说，那时纽约的华人艺术家圈子很小，谭盾、陈怡、周龙他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在美国“混”着，找自己的出路。光写西洋乐器作品是没人给演的，所以他们就开始为吴蛮这些中国音乐家写，大家相互提携。

叶小纲就读的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在罗切斯特，与纽约有6个小时的车程。他总结自己7年的留学生活是“求学、搏命、谋生、作曲”，在创作上机会并不多。他后来去匹兹堡住了3年，成了妻子的“陪读”，他用这段时间给香港舞蹈团写过3个舞剧，给香港中乐团写过3个大型民乐作品，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委约创作。

在美国这7年，也是叶小纲积累对音乐的理解的重要时期。他回忆，有一次正在宾州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电台里突然开始放古尔德的《戈尔德堡变奏曲》。“我30岁前很少听到能真正打动我的巴赫演奏，直到听到古尔德。那首曲子很长，我记得当时把车停到休息区，太震撼了。一个非常理性的构架，环环相扣，高度复杂而又极端清晰的思维。我从未想到巴赫可以弹成这样，古尔德不拘一格，对音乐他有自己的理解，弹得极快无比。”

1993年叶小纲回国拿了一个奖，看到北京一片欣欣向荣，就觉得这个地方他不能落下。于是他在1994年底回国，重新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回国后他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好，方向明确，但内心又是矛盾的：“在美国音乐就像一门科学，很简单，做音乐就是做音乐，教书就是教书。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很复杂，音乐与社会有着大量交融，与世界观、民族、文化历史都有关。”

叶小纲说自己回来的时机好，介入中国社会的时间早。如果当时留在美国，现在会是什么样？“我可能会拼命地教书，拼命地写作品，但是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写出的作品也会不一样，在美国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写电影配乐，我的作品可能会更加娴熟，更加就事论事，就音乐论音乐。”但在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会介入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作为音协主席和政协常委的身份。我到各地去考察，看到社会的很多情景，会考虑更多，这些经历又会使我在创作上调节自己的位置”。 陈怡马勒音乐叶小纲中国故事大地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