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幽默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9）

我是躺在火车卧铺的上铺，在昏暗的灯光下，用三小时读完的《我不是潘金莲》。这大约是最适合阅读，最好读的小说了。那是2014年的春天，三联书店组织去邹韬奋的故乡，筹备纪念馆。那正是每个百姓都经过启蒙，懂得了维权，“维稳”压力使各级政府捉襟见肘、焦头烂额之时。刘震云抓住了这个社会敏感点，将这种哭笑不得推向了极致。

这部小说的结构太有意思了：主体是两个“序言”，“那一年”与“二十年后”，是实际的正文。被标为正文的“玩呢”，其实只有三千字，是个戏谑、反讽的尾声。两个序言，第一个写乡村妇女李雪莲的诉讼如何步步升级，芝麻怎样变成“西瓜”，蚂蚁怎样变成“大象”的。那年李雪莲29岁，刘震云将她诉讼的缘由绕了个圈子：她要跟丈夫秦玉河离婚，手里却已经拿着离婚证。她本是为了与秦玉河生二胎而假离婚，假离婚的目的是为了保秦玉河。却没想到，等她把孩子生下来，秦玉河却钻了这空子，与开发廊的小米结了婚，假离婚成了真离婚。李雪莲诉讼由此带来的麻烦是，她希望法院判他们当年是假离婚，却没有证据，还涉及到计划生育政策。法院要靠证据定案，当年办离婚手续的民政助理的证词一清二楚，李雪莲便成了一面之词，所以，一审，轻易就败诉了。

这部小说的好看在于，层层发展都是戏剧化，却又都在情理中，表现出极端的典型性。李雪莲是个执拗的妇女，不懂法律常识。她败诉了，却认为是审判员王公道办案不公正，就找到庭长董宪法，告王公道判错了案子。董宪法没把这当回事，她就找到法院院长荀正义，诉状又加上了董宪法“贪赃枉法”。荀正义认定她是“刁民”，让她滚，她又拦了县长史为民的车，案子成了四桩。史为民不解决，她就到市政府门前静坐了。如此层层升级，她的离婚案就涉及了各级官员，从法院院长、县长到市长。这第一个序言的高潮是，她到了北京，通过在酒店里给人大代表做饭的中学同学赵大头，阴差阳错，竟混上了人大代表的车，随人大代表混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口，掏出诉状，被按倒在地，又恰好遇上好心的“领导人”的秘书。“领导人”参加这个省的讨论会，就以此事件，借题发挥，批评各级干部不问人民群众疾苦，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准则，将百姓“逼上梁山”。李雪莲因此就有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中“小白菜”的称呼，身份彻底逆转过来——省委书记揣摩“领导人”的意图后，将李雪莲所告涉及的各级不作为干部全部撤职。最后，连他自己都因此终止了政治生命。

第二个序言，李雪莲因此就成为了各级官员头痛的对象。一层层的干部都被处分了，她的案子却因法律依据推翻不了，这20年，她就成了告状专业户。各级政府就被这个农村妇女给拿捏住了，荒诞更升级。这个序言写，20年后，李雪莲49岁，头发花白了。本来，这一年，她决心不告了，原因也荒诞：因为她问了与她相依为命的牛——“二十年来，世上这么多人，没人信我的话。过去我问牛，该不该告状，牛说‘该’，我就告了；今年又问牛，牛不让我告了，我也就不告了”。但她告诉各级官员，官员们却都不敢相信她的真话。这些官员还是从法院的王公道始。王公道20年前受了处分，现在熬成了法院院长。他安抚了李雪莲20年，“光猪腿就送了十七八条”。从王公道到县长郑重，再到市长马文彬，因为不信，郑县长要李雪莲写保证书，马市长派了警察监视居住，就又激发了李雪莲决心要在“两会”期间闯北京的意志。这小说要表达的悲剧是，无法用法律解决的家庭纠葛，使一个本来勤劳善良的乡村妇女，用牺牲20年好好过日子的代价，使告状变成了日子，精疲力竭，“人没累死，心累死了”。各级政府对此却无能为力。最后，直到秦玉河遇车祸死了，李雪莲的上访才失去了意义，一场“维稳”的持久战，才使双方都变成了笑话的20年。第二章的结尾，李雪莲没了申冤对象，一顶“潘金莲”的帽子却是戴在头上，摘不下来了。她想找个地方寻死，却“死无葬身之地”。刘震云写她出城走进一个桃林里，要上吊，却给承包人抱住了。承包人对她说：“要真想死，你到对面坡上，那里也是桃林，那个承包的，是我对头。俗话说，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大工夫。”“听到这话，李雪莲倒‘噗啼’笑了。”

这小说的黑色幽默，其实都在文字功底上。刘震云将潘金莲对应李雪莲，就为突出这幽默的辛酸。它本是从秦玉河嘴里说出来的，秦玉河说：“要说跟人胡搞，我早吃着亏呢。新婚那天晚上，你都承认跟人睡过觉，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李雪莲告状，因此就为了证明她不是潘金莲。荒唐在，这潘金莲，本无法证明，终却又变成可证实的。第二章，赵大头伪装帮李雪莲逃跑，在路上与李雪莲有了性关系。李雪莲无意中发现，赵大头其实出卖了她，以她换儿子的工作，这就使她真成了“潘金莲”。刘震云这样写她的心理：“她二十年告状的原因之一，就是秦玉河说她是潘金莲。过去二十年不是潘金莲，如今让赵大头上了身，倒真成了潘金莲。”

刘震云自己得意的，就是这部小说的结构：第一个序言写因，第二个序言写果。他说：“序言一，李雪莲一级级找各级官员，芝麻变成西瓜；序言二，反过来，各级官员找李雪莲。正文的三千字，则是写因李雪莲下台的官员，用李雪莲的方法，达到了千里打一场麻将的目的。”

这个下台官员，就是原来的县长史为民。刘震云写他下台后，在县城里开了一个饭铺卖连骨熟肉；与三个固定的牌友，一周打一次麻将。这个史为民去给姨妈奔丧，腊月二十七在北京买不到车票，赶不回家打一周一次的麻将。偏偏牌友中有一位查出了肿瘤，有可能是“大难之前，最后一回搓麻将了”，这位牌友曾救过他的命。史为民急中生智，在车站广场举了个申冤的牌子，就被警察按倒、遣返回乡了，在火车上还睡上了列车员腾出的卧铺。这当然是虚构，却完成了辛辣的讽刺，那是一个政府还软弱的时代。最后，史为民的解释是：“当年撤我的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二十年来，我该天天上访。”遣返他，于是就名正言顺，成了他要“翻案”。因为，“一件严肃的事，可不能让它变成笑话”。这也对应了李雪莲的20年。这小说的好处，其实都在刘震云叙述的功夫上，也因此，冯小刚将它改为电影，其实是做了件傻事——它的情节基础其实是虚浮的，电影无法表达文字的功夫，李雪莲就成了个道具。虚的变成实的，实的变成虚的，读过小说的人看电影，原有的忍俊不禁便都没有了，处处只感到累赘，可惜了小说里原有的蕴含。（待续） 刘震云李雪莲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