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脱欧依旧悬滞
作者:刘怡“无协议便无脱欧”
一个并不好笑的冷笑话:在2019年3月第一周,有44%的英国人做好了在三个星期之后用豌豆沙拉代替西红柿、在下午茶时间畅饮威士忌而不是红茶的准备。与此同时,只有27%的民众赞成特蕾莎·梅届时继续担任政府领导人,49%的人认为她的决策“相当负面”。如此糟糕的支持率,创造了两年半以来的新低。
还有更坏的消息:根据独立民调机构Deltapoll发布的数据,69岁的工党领导人科尔宾的受欢迎程度甚至比梅更低。假如英国立即举行大选,保守党将再度以39%的弱势得票率胜出,从而延续他们无比挣扎的内耗。
距离3月29日英国脱欧(Brexit)决议的生效日仅剩不到三个星期,《彭博商业周刊》罗列了一份带有揶揄色彩的食品清单:如果届时出现的是破坏性最大的“无协议脱欧”这种情况,英国人将不得不暂时把进口食材从他们的三餐菜单中移除出去,以等待一份关于农产品的新关税协定的达成。消失的美食将包括所有的帕尔马干酪、80%的西红柿、绝大多数羊腿肉、法国葡萄酒以及来自亚洲的茶叶——茶叶虽然并非产自欧盟成员国,但英国在脱离欧洲关税体系之后,同样需要和产茶国商洽新的进口关税率。所幸还有足够多的本土产牛奶、豌豆、鸡肉以及面包。“美名”远扬的准国菜炸鱼加薯条不会受到影响:英国能自行解决占每年消费总量75%的土豆的种植以及海产品的供应。但他们也许会更容易酩酊大醉,因为届时苏格兰威士忌将暂停出口。
但英国老饕看上去已经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自从今年1月15日特蕾莎·梅主推的脱欧协议草案在议会表决中遭到耻辱性挫败,“无协议脱欧”在普通英国人心目中就变成了一个或许糟糕顶透、但至少确凿无疑的选项。民调机构ComRes在3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愿意接受无协议脱欧的英国公民的比例正在从一个月前的38%上升到44%。对这些心情复杂的英国人来说,假如“那一天”不可避免地要来临,那么让它在原定的截止期限3月29日发生,至少可以使人们尽快适应新菜单和新的旅行规则,从而避免更揪心的不确定性。
然而女首相依旧在顽强抵抗。抵抗的意志与效果反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人能解释其动力来自何处。
2月24日,特蕾莎·梅在飞往埃及参加阿盟—欧盟首脑峰会途中,从专机上抛下了她的新计划:在3月12日再度诉诸议会表决,审核一份经过修改的脱欧协议草案的可行性。糟糕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前矛盾最突出的过渡期条款以及北爱尔兰缓冲边界问题在这份新协议中得到了解决,白厅派往布鲁塞尔的新谈判代表考克斯也在欧盟那里受到了冷遇。这份新协议,甚至可能以比1月的旧协议更惨烈的表现遭到议会否决。但内阁同时还设置了极尽烦琐的“安全阀”机制:若协议再度被腰斩,则议会须在3月13日对无协议脱欧这一选项进行表决。假使该选项同样遭到否决,则女首相还要求在3月14日就延迟3月29日脱欧“大限”一事进行投票,以决定是否授权内阁向欧盟提出延迟脱欧、并继续开展新的谈判的要求。
令人困惑之处正在于此:尽管“大限”在三个星期后就将到来,但特蕾莎·梅似乎并不认为无协议脱欧真的会发生。她的所有拖延都更像是一种政治手腕,为的是赌赢一件事:在英国议会未曾表决通过的情况下,欧盟在3月29日绝不敢冒损失巨额补偿金的风险,单方面宣布对英国执行“强制剥离”政策。而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在国内政治中同样成为了梅的恐吓手段,用来诱导议会接受她那份换汤不换药的新协议。在反对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不受公众欢迎的情况下,这套“拖”字诀似乎颇有希望拖过3月29日的截止期。唯一的问题在于,英国政府的内外公信力将因此持续受损:届时,包括女首相在内的所有人都会是受害者。
太多退路=前行无路?
许多年之后,当英国人开始回忆他们在2016年6月24日投下脱欧公决那一票的情景时,一定会惊讶于他们掉进了一个多么大的困局。戴维·卡梅伦以及保守党内阁勾勒出的是一幅晴空万里的蓝图:离开欧盟之后,英国将会获得更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处境;保守党第一个任期内的财政紧缩政策即将逆转,英国不必再为东南欧那些“黑洞”国家支付财政转移款项,可疑的中东和巴尔干移民也会被拒之门外。更重要的是,卡梅伦表现出了一种成竹在兄的信心,仿佛他已经有了一份清晰具体、并且布鲁塞尔方面不得不接受的脱欧方案。选民的投票行为不仅包含着对公共意志的表达,连带也默认了政府有能力对公意的授权做出妥善处置。
那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卡梅伦竟会在脱欧公意揭晓之后立即挂冠而去,并且没有留下任何有建设性的路线图。而继任首相的特蕾莎·梅会执意要先进行一场大选、再启动和欧盟的正式谈判。结果,保守党不仅丧失了在下院的议席优势,还接二连三地发生“兵变”和内讧,使女首相根本没有将注意力放到可行的“软脱欧”协议谈判上来。1月15日在议会表决中遭遇惨败之后,梅继续实行着被欧洲人民党(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领袖曼弗雷德·韦伯称为“Z字形航路”的回避手法:先是宣称愿意支持保守党议员格拉汉姆·布拉迪提出的北爱尔兰新边界方案,随后又临阵脱逃。原本应当由首相做出裁断的无协议脱欧决策,也被重新抛回到议会,变成了复杂的法律问题:不是“不批准新协议就硬脱欧”,而是“硬脱欧也需要投票表决”,甚至可以不顾欧盟方面的警告,经由议会授权、强行要求开启新的谈判并制订新协议。这样一来,看似英国人已经拥有了至少三条环环相扣的退路:按照目前的新协议如期完成脱欧;在新协议流产的情况下强制脱欧;在强制脱欧被否决的情况下继续申请宽限期。
对特蕾莎·梅的拖延,布鲁塞尔方面已经表达了足够强烈的不满。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最近三个月里两次警告:不会有新的谈判,也不会有另起炉灶的协议,英国政府需要接受目前协议的基本安排。曼弗雷德·韦伯在3月3日同样表示:“梅首相该放弃她的Z字形航路了。英国政界人士,尤其是梅和科尔宾,应该暂且搁置他们对自己的政治事业以及党派利益的眷恋,把他们的国家放在第一位。”但看上去,欧盟也难于立即宣布自3月29日起采取惩罚措施:预期的390亿英镑“分手费”尚未到账,单方面实行剥离将会给予英国政府拒绝履行承诺的机会。而这恰恰是梅的战术:继续拖下去,直到其他人主动走出第一步。
而在3月第一周,梅甚至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的决定:任命检察总长(相当于政府首席法律顾问)杰弗里·考克斯(Geoffrey Cox)为新的首席谈判代表,让他前往布鲁塞尔去和欧盟做进一步摊牌。在保守党内部,考克斯既是脱欧决议的支持者,也是首相政策的批评者。由他去担负修改决议草案的重任,构成一种双重示威——对内,是警告党内反对者:他们的要求绝不可能获得欧盟代表的首肯,唯有回到首相本人的方案上。对外,则是暗示布鲁塞尔:换一个谈判者,两败俱伤的后果只会更严重。不出所料,在下院以嗓音高亢、喜爱引经据典著称的考克斯很快令欧盟代表感到不胜其烦:3月5日,他暗示英国可以在必要时上诉到欧洲法院,由法院来裁断关于北爱尔兰边界以及脱欧之后欧盟海关规则的适用范围等技术问题,那将意味着旷日持久的诉讼和扯皮。于是,谈判在当天下午草草结束,双方都没有获得预期收获。欧盟愿意接受的安排和1月15日那份被否决的协议草案毫无二致:让英属北爱尔兰继续留在欧洲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内。
鉴于在英国下院目前的党派光谱中,主张与伦敦保持一致立场的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DUP)选择和保守党结成联盟,为北爱单独设置“留欧”条款无疑会影响该党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的得票率。目前,民主统一党副党魁尼格尔·多兹(NigelDodds)已经表示,任何试图对北爱尔兰采取特殊对待的方案都不能指望获得该党的支持。他同时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动用原定交付给欧盟的390亿英镑的“分手费”作为无协议脱欧初期应对冲击的备用金。而这正是梅用于要挟布鲁塞尔的最大撒手锏:强制按期脱欧,巨款的移交将无法保证。
倒计时
在2016年7月之前,没人能预计到特蕾莎·梅会被置于首相这个举足轻重的岗位上,殚精竭力地应对英国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作为前内政大臣的梅是沉默寡言、不常显山露水的;保守党赋予她党魁的责任,多少是希望借助她身上的平民化气息,以凝聚共识、形成举国一致。从另一个角度看,梅身上寄托着英国人对保守党的另一层幻想:既然脱欧的决定已是骑虎难下,一个看似按部就班、不走险棋的成熟政治家,总会比像鲍里斯·约翰逊这样的自恋狂更靠得住。和欧盟进行一场“差不多”的谈判,拿出一份“差不多”的平衡方案,以“差不多”的支持率在议会获得通过,随后结束这场闹剧。这就是英国人的全部期待。
事实证明,这些要求太高了。和卡梅伦一样,梅那里没有现成的方案,甚至也没有什么平民主义。在2017年4月那场不必要的选举之前五个星期,她公布了被称为“痴呆税”(Dementia Tax)的高龄人士健保制度改革计划,直接导致了保守党选情的逆转。终结卡梅伦时代财政紧缩政策的决定直到2018年10月底才被正式确认,并且由于脱欧不确定性的困扰,并未对经济增长形成预期的刺激。过去半年里层出不穷的党内信任投票、议会信任表决以及脱欧决议空前惨重的失利已经耗尽了她仅有的公众声望和信任度。看上去,这位被媒体揶揄为“梅(没)准”(Maybe)的首相还留在唐宁街10号的原因,是其他保守党政客比她更爱惜自己的羽毛,更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蒙受攻击和羞辱。因此便出现了极其反常的情况:首相的每一项实质性建议都会遭到否决,但对她的信任投票又总能涉险过关;明知接二连三的议会表决只是无谓拖延时间的“Z字形航路”,但一切仅仅涉及法律程序问题的方案又总能以高票获得通过。大半个英国政坛躲在女首相背后,指望她的“拖”字诀能从布鲁塞尔换到些许让步,或者无中生有地“逼”出一个无论好坏的结果。
比较起来,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似乎有承担责任的意愿,但他过往的政治履历和出位言行使他绝无可能获得公众授权。即使是在政治气氛宽松的英国,科尔宾对大规模国有化政策和提高富裕人群纳税率的喜爱也不是一种主流观点,他对以色列的长期批评以及要求制订更宽松的移民接收政策更是给他带来了一系列公开的政敌。在特蕾莎·梅乏力的时刻,科尔宾可以乘势而上、为工党多争得几十个议席;但在下院现行的政治气氛和潜规则下,他最坚持的两项主张——要求梅引咎辞职、提前举行大选,以及就脱欧问题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已经双双遭到否决。2019年第一季度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在科尔宾辞去工党党魁的前提下,工党在下一次大选中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但这显然不可能被富于斗士气质的科尔宾所接受。于是,甚至连反对党也开始耐心十足地默认政府的“拖”字诀,坐待脱欧的最后期限一天天地临近。
诚然,“Z字形航路”并非全无用处。2月最后一周,在法德两国领导人的巴黎会晤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率先表态:“如果英国人需要再多一点时间,我们也不会拒绝。”这一声明立即在英国的民调结果中获得了呼应:只有9%的受访民众认为在3月29日这一天会出现无协议脱欧的情形。问题在于,“多一点时间”究竟是多久。两位保守党议员已经起草了一项方案,建议将脱欧成行日从3月底延迟到5月23日,即欧盟议会选举开始的那一天。但考虑到东南欧民族主义政党在目前的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一路走高,倘若届时选出的是一届由疑欧主义者主导的新议会,英国可能获得的待遇反而有出现恶化的可能:没有人会再同情白厅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两难处境,毕竟那原本就是英国人自己的问题。工党籍前首相戈登·布朗则认为,至少需要一整年的延迟期,英国才能重新整合早已四分五裂的政坛光谱,拿出真正受到普遍认可的新方案。但现任欧盟议会议长塔亚尼(Antonio Tajani)在3月9日已经表示,他只会再给英国人几个星期时间,而不是几个月甚至几年。毕竟按照他的看法,脱欧“是英国人自己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欧盟无须为此承担过多责任。
于是,情况再度出现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变化:只有像默克尔这样的欧洲主义者愿意体谅英国人的处境,但他们在洽谈的却是使英国彻底离开欧洲这个全然悖反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特蕾莎·梅已经打定主意把决定权丢还给布鲁塞尔。3月9日,她在格林姆斯比的一次演讲中口气依然游移:“支持它(修正版的脱欧协议),英国就会离开欧盟。拒绝它,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可能在好几个月之内都无法离开欧盟。我们也可能在缺乏协议保护的情况下脱欧。我们甚至有可能永不离开欧盟。” 特蕾莎·梅英国首相布鲁塞尔脱欧国际社会英国英国欧盟英国议会英国保守党议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