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大选落幕

当你生活在一个平均每分钟有6个人加入极度贫困群体，廉洁指数排名全球第144位，人均预期寿命刚刚超过54岁的国家时，指望在总统候选人名单里找到一个横空出世的英雄显然是不现实的。你领到的选票上只有两个名字，候选人A目前已是76岁高龄，有一个不带任何褒义的绰号“慢一拍老爹”（Baba Go-Slow）。像许多尼日利亚政界人物一样，A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位军人独裁者，民主化之后则以政党领袖的身份重新出山，并在2015年如愿问鼎总统宝座。在迄今为止的将近4年任职中，A先生最引以为豪的成就是在打击腐败和进剿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方面取得的业绩，但经济方面成绩很差，尼日利亚经济在就业率和股市表现上均不佳。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的极端贫困率已经逼近50%大关，国际资本也对他的政府差评不断。

另一位候选人B先生的履历也不算让人满意。他今年72岁，曾在本世纪初担任过两届副总统，有5任妻子和26个子女，每一位都是响当当的百万富翁。B先生将自己视为“男版玛格丽特·撒切尔”，认为摆脱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实行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因此成为许多跨国石油企业的座上宾。但也有一些国家对他完全不感冒：2010年，美国国务院援引参议院提交的一份报告，指控B先生和他的现任妻子在注册于美国境内的一个账户进行了涉及4000万美元的可疑财务操作，依据第7750号总统令将拒绝批准其入境。前世界银行和IMF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迪尔曼评论道：“一旦这个人当选，尼日利亚的腐败状况立即就会再度恶化，唯一能指望的是他对市场控制的放松有助于刺激经济反弹。”实际上，这也是B先生身上唯一的卖点。

在2月23日这场延后了一周举行的尼日利亚大选中，正是A先生——中左翼的全体进步大会党（APC）候选人穆罕默德·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和B先生——中右翼的人民民主党（PDP）候选人阿提库·阿布巴卡（AtikuAbubaka）——成为主要角逐者。在投票率低至35.6%的情况下，布哈里最终赢得了55.6%的选票，显著高过阿布巴卡的41.2%，宣告连任成功。在穆斯林人口云集的北部地区，全体进步大会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最终在参众两院都赢得了半数以上席位；人民民主党在首都阿布贾和盛产石油的南部三角洲地带支持率领先，这也是两党基本票仓的反映。尽管阿布巴卡阵营旋即宣布拒绝接受这一结果，并向最高法院提出了申诉，但独立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和以观察员身份监控投票过程的英联邦代表都认为：这场被困扰的大选，大体仍能反映主流民意，其结果不至于被推翻。

虽然赢得了胜利，但布哈里现在没有时间庆祝。2月24日票选结果公布当天，拉各斯股市收盘下跌0.7%，代表了国际资本对A先生连任成功的看法。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根本已经是尼日利亚资本市场的常态：自从2015年布哈里第一次上台、并启动他对欧美石油巨头的反贪腐诉讼和巨额罚款行动以来，总部设在拉各斯的尼日利亚证券交易所（NSE）的总市值已经累计下跌了50%（以美元计算）。整个2018年，NSE综合指数狂泻28.09%，位居全球“熊市”榜首。为了对冲21亿美元外资出走带来的振荡，布哈里政府采取了强行稳住汇率的政策，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外汇储备快速缩水和经济增长率萎靡不振。火上浇油的是，层出不穷的意外也在连续发生：3月1日，Aiteo能源集团旗下位于巴耶尔萨州境内的输油管道发生大规模泄漏和爆炸事故，已经造成超过50人遇难和失踪。这已经是2019年开春以来尼日利亚发生的第二起类似事件。

没有人怀疑布哈里的道德形象：即使是在1983～1985年以军政府首脑身份领导尼日利亚的短暂岁月里，这位草根出身的政治家也为控制政府支出、打击贪腐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倾尽了心力。布哈里的支持者至今依然认为，若不是这位陆军少将的改革损害了与一伙腐败军人勾结的富裕企业主的利益，他也不会在1985年底就被一场新的军事政变废黜。当他在1985年被推翻软禁之后，最热烈的庆祝者是大学生——根据布哈里签发的总统令，任何一名被校方指控考试作弊的大学生都会被判刑入狱21年。

不过在30年后，尼日利亚人还是给了这位退役将军又一次执政机会。2015年3月，布哈里领导的全体进步大会党以53.96%的得票率在大选中胜出，完成了自1999年民主化以来第一次成功的执政党更替。新政府最大的成就是和国外石油公司打了十几场官司：布哈里指责包括摩根大通、荷兰皇家壳牌以及南非MTN在内的跨国企业通过贿赂从前任政府手里赢得了大合同，要求其支付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和税款。而现在，他获得了又一个4年：一个从慢性萧条中开始的新任期。

　　在一份发布于2019年1月的全球投资市场前瞻中，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将尼日利亚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列为全年发生概率最大的十起事件之一。“问题远不止是低油价”，欧亚集团负责西非地区的分析师阿玛卡·安库在“推特”私信中告诉我，“新近投入生产的Egina海上油田会对尼日利亚目前的原油产能产生良性助推，加上一系列新的炼油厂有望在两年之内建成，整个能源行业表现出的是向上的势头”。真正的问题是更加全局性的：无法控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无法越过南部各州的部落和宗派势力建立真正能发挥实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吸引足够的外部投资。

单从经济规模和产业构成上看，尼日利亚当得起“非洲大国”之名。经过本世纪初奥巴桑乔总统任内的经济改革和高速增长，尼日利亚的名义GDP总量在2017年达到了3757亿美元，位列全球第30位，超过南非高居非洲第一。尽管它同时还以OPEC成员国和非洲主要油气出口国的身份闻名于世，但就比例而言，石油出口收入仅占GDP的9%，其农业总产量和服务业规模同样处于非洲首屈一指的水平。在花旗集团开列的21世纪前半叶全球11个“增长生成型经济体”名单中，尼日利亚和埃及是仅有的非洲国家。而该国在2006年成为全非洲第一个清偿完巴黎俱乐部巨额外债的国家，在西非一系列重债贫困型经济体中尤其显得另类。

但欧亚集团看到的却是统计总量之外的另一面。过去30年，尼日利亚一直是全世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1971年，该国官方统计的总人口不过是5500万；而在1990～2008年，短短18年里新增的人口数量就达到了5800万人。如今，尼日利亚1.94亿的总人口高居世界第七，每6个非洲人里就有一个是来自尼日利亚，并且其中42.5%的成员年龄小于15周岁。布鲁金斯学会在2018年底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有8700万尼日利亚人的生活水准低于联合国划定的最低贫困线——日均生活开支1.9美元——并且仍在以每分钟6个人的速度持续增加。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GDC）访问学者、尼日利亚人祖胡曼·达佩尔博士认为，最大的危险远不止在当下，而是“这部分极端贫困人口中有70%以上也许永远都没有希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了”。显然，问题不仅存在于经济进账上，复杂的社会构成和政府的实际治理效能同样令人担忧。

“资源诅咒”理论无疑是解释类似现象的有力工具。在财政收入结构高度依赖原材料、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后发国家，自然资源给予了政府领导人一条获取外汇的捷径，使其可以在不必优化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效率的同时获得近乎无风险的收益，甚至以此为抵押、举借外债来满足短期资金需求。一旦能源产业成为一国获取收入和吸引外国投资的唯一部门，它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和自身的脆弱性又会出现显著增长，从而造成抗冲击能力下降。尼日利亚同样未能幸免：在1970～1999年，军政府治下的尼日利亚累计从石油出口中获得2300亿美元的外汇，同时人均实际年收入却从264美元下滑到250美元。被布哈里视为头号大敌的腐败问题，同样是从“石油美元”中滋生。即使经过了4年大刀阔斧的整顿，尼日利亚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18年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依然只列在第144位。

然而尼日利亚存在的问题，还远不同于同样被“资源诅咒”所困扰的委内瑞拉。作为OPEC中体量较小的成员国，尼日利亚在2018年的日均原油产量仅为200万桶，巅峰时也只占整个OPEC产能盘子的5.63%。尽管政府收入始终高度依赖能源出口创汇，但油气产业对整个尼日利亚经济的影响从未达到可以和委内瑞拉相提并论的水平。真正的问题在于，整个GDP盘子中始终有超过1/3的份额不在政府控制之下，也无法为其所利用。

从1960年正式独立之日起，尼日利亚就建立了联邦制政体，将全国分为六大自然地理区、36个州、774个地方政府以及250多个部族，彼此的民族分布、传统习俗以及地方法规极为复杂混乱。1999年实现民主化转轨之后，北方12个州依据历史沿革和民族构成，奉行伊斯兰教法；南方各州则仍以基督教风俗为主。而目前尼日利亚油气开采业的重心仍在南部地区，特别是以尼日尔河三角洲为中心的4个州。但根据1999年民主化初期制定的分配比例，油气产区的地方政府仅能获得能源出口收入的13%，其余部分须解交中央政府。偏偏这一地区的土著族群数量又多达60个以上，长期成为反对阿布贾当局的分离主义运动的中心。1967年，不满收入被剥夺的伊博族人自行宣布成立“比夫拉共和国”（Republic of Biafra），引发了长达两年半的全面内战，造成超过4.5万名军人战死、200万平民死于饥荒，超过400万人沦为难民或被迫迁居。

2004年之后，三角洲地区的地方势力通过自行组建“尼日尔河三角洲人民志愿军”（NDPFV）、“尼日尔三角洲民兵团”（NDV）等武装力量，在事实上成为了当地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这些寄生于伊韦人部落和油气收入的武装力量不仅频繁袭击由中央政府租让予外国石油企业的油气田，借此勒索保护费，还广泛介入南方四州的日常经济活动和基层选举，甚至与政府军正面交火。2010～2015年担任尼日利亚总统的人民民主党人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便是一位崛起于三角洲地区的政客；在他任内，中央政府对地方势力予以慷慨的贿买和特赦，又从侧面印证了地方主义力量向整个政坛的渗透。2015年布哈里上台之后，启动了对乔纳森的司法调查，证实其存在数亿美元的“不当资产调用”行为，但至今仍无法对其提出指控。

换言之，实际存在、但无法为中央政府所管制的“非正规经济”，正是掌握在代表地方利益的政商卡特尔（Cartel）手中。由于每个卡特尔或者说特殊利益集团都无法取得绝对优势地位，每一方又都认为自己的诉求尚未在政策制定中获得彻底的满足，解决之道便只有“滚木立法”（Logrolling）——在对某一集团有利的政策领域支持对方的主张，换取对方在对自己有利的问题上投桃报李。如此一来，中央政府几乎不可能再对政策目标做出调控或限制，每个卡特尔都竭力使政策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从而呈现出一种欲壑难填的状态。甚至连政府的扶贫措施也被这种卡特尔化趋势所波及：在2016年，布哈里政府曾经启动了一项针对极端贫困群体的补助政策，每月为每个贫困家庭提供14美元的现金补助。但由于受到地方卡特尔的牵制，实际只有不足100万人享受到了这项福利。由此也可以窥见尼日利亚经济在经历本世纪初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之后，依旧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改善贫困状况的内在原因。

作为一名由军人政治家转型为民主政党领袖、又在2015年以黑马身份攻擂成功的传奇人物，布哈里对自己从来都有足够的信心。2月27日，他在阿布贾的一次演讲中慷慨陈词：“这次选举既自由又公平。如今胜负已分，我们应当把它视为全体尼日利亚人民的胜利。”不过，全体尼日利亚人民中只有1/3左右行使了他们的表决权。与此同时，第四次角逐总统大位失败的阿布巴卡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对手的怨忿：不仅是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还有为一年前达普奇镇绑架事件中脱险的女学生提供个人资助，以提醒民众恐怖主义的阴影在这个国家依旧存在。

严格说来，被称为“博科圣地”的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同样是地方主义卡特尔孵化出的副产品之一。在民主化初期，大量具有政治背景的南方部落武装选择登记为新兴宗教团体，利用原始宗教和民族矛盾壮大自己的势力。而在2000年北方各州开始实行伊斯兰教法之后，一系列倾向宗教极端主义、企图在尼日利亚建立教权政体的势力也开始在中北部兴起。2002年“博科圣地”在博尔诺州诞生之后，通过吸纳失业的底层穆斯林青年，逐步形成了依托乡村、拥有广泛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自2009年起，该组织开始发动一系列袭击行动，通过制造自杀式爆炸、袭击警察局和监狱、绑架外国游客等方式制造舆论影响，以传播自己的反西方理念。“博科圣地”的主要活动地点靠近西非四国交界处的乍得湖，易于转移隐藏。尼日利亚政府在多番进剿失利后，被迫将上百万平民迁移到其他各州，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损失和延续至今的广泛社会问题。

2015年布哈里上台之时，“博科圣地”已经宣布效忠全球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成为其西非分支，并形成了一套屡试不爽的行动方式：频繁袭击防御薄弱的乡村学校，将青少年女学生绑架为人质、甚至贩卖到国外；利用汽车炸弹和捆绑在儿童身上的爆炸物攻击首都的政府建筑以及外国企业、多国反恐部队的驻地；在占领区实施大屠杀，将拒绝加入该组织的青年男性以及非穆斯林一概屠戮。鼎盛时期，“博科圣地”在博尔诺省一度占据了多达5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隐隐已经有“国中之国”的势头。而布哈里政府联合乍得、喀麦隆、尼日尔三国，组建联合部队重点攻击恐怖组织核心控制区的策略，尽管摧毁了“博科圣地”的大部分训练营，却依旧无法阻止对方继续制造城市爆炸袭击和偷袭学校。2018年2月，“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达普奇镇绑架了110名女学生，其中的十多人至今未被释放。而在2019年1月，“博科圣地”又策划了一起针对政府军巡逻队的伏击行动，造成20人死伤，对政府军宣称该组织已被基本剿灭的表态做出了回应。

在布哈里长达3年多的军事打击之下，“博科圣地”武装人员的数量已经由鼎盛时期的1.5万余人下降至数百人。作为一名公开的国家主义者，布哈里长期倡导将经济和政治主导权统统收归中央政府手中。不过，要让世人对他这位道德家的治国能力保有信心，仍有许多事要做。

笼罩在布哈里周围的气氛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传达了出来。就在总统大选前夕的2018年12月，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专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澄清自己既没有被某个来自苏丹的替身取代、也不是某种“克隆人”。整个选战期间，关于“苏丹替身”和“克隆人”的种种假新闻始终活跃在社交网络头条，逼得布哈里只能亲自出面澄清。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到2050年，尼日利亚的总人口将会膨胀到4.1亿人。 经济学中东局势尼日利亚经济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汇率博科圣地布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