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农民父子导演

摄影/刘锋

农民导演

因为“农民导演”的身份，周元强一直“火”了20年。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元强和他主要的演员都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所在的竟成镇也不算是典型农村。

竟成镇属于瓷都景德镇市，全镇环绕穿插市区。因为这种便利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镇下的村民家家户户都纷纷扔下了锄头，开始从事与瓷器相关的工种。周元强的老婆是在瓷器上画画的，她手巧技术好，在当时一个月就能赚1000～2000元。周元强则在文化站工作，王秋莲也已经在镇上的幼儿园工作，另外一个主要演员冯子发在街上卖肉。

但农民的身份跟众多要素叠合在一起，放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本身就能勾起外界的猎奇心。要知道当时，DV热潮其时刚刚在影视院校和经济发达的城市兴起，周元强的电视剧却已经能够达到每集45分钟左右，一般2集到3集。

周华还记得，父亲周元强上世纪90年代从上海带回一台摄像机，带着一个收音话筒，使用的是书本大小的盒式录像带，是父亲将家里的房子做抵押购买的。拿回家里，周元强用机器对着周华，让他唱歌、跳舞、做鬼脸，周华都一一照做了。随后，他就在电视里看到了自己，周华觉得很神奇。如今，则觉得太过落伍了，哪里比得上微单，小巧、功能又齐全。而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设备，每当父亲在村里组织拍摄的时候，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胳膊举起来都放不下去。

就是用这台摄像机，周元强自导自编，用身边的农民演员，拍出了很多电视剧。周元强出生于1955年，这个年代生人接触的多是抗战教育片和武侠，江西又是红军的发源地，有许多流传甚广的红军故事，像方志敏就出生在景德镇邻市上饶。周元强就根据这些故事改编剧情，只不过他的主角多为女烈士、女侠，剧情也大都是好人战胜了坏人。演员也都是身边的人，不是这个人的舅舅，就是那个人的婶婶；片子也不长，不公开上映，而是刻成光碟，发给演员和村民。

尽管现在回头去看，会觉得情节简单，道具粗糙，但周元强一度很风光。用他的话说：“中央一套到七套的节目，我几乎都上了。”周华告诉我，父亲带领农民拍电视剧的事情先是被省内媒体报道，随后全国各地的媒体蜂拥而来，连日本的NHK电视台也来了。政府为此特意安排了翻译陪同。周元强说一句，翻译转述一句，再翻译回来。虽然费点时间，沟通还是顺畅的。周元强记得做翻译的是个年轻的小姑娘，现在算起来也得40岁了。

热闹的时候，有三家电视台一起过来，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拍摄需求，有人要取景拍武侠剧的场面，有的则要拍现代题材的画面。“那时手上没有剧本，我就赶紧写，然后赶紧拍给他们看，工作很受影响。”所幸这些临时写的剧本都拍完了。

好在周元强对剧本要求并不高。他先写一个梗概，也就几张纸的内容。具体的剧情则在拍摄时延展开来，依赖于演员本身的表演。比如他的电视剧中需要一个顽劣的婆婆，整天与儿媳吵架，他就让演员自己发挥。“我跟儿媳妇关系很好，但儿子不听话啊，我就拿出跟儿子吵架的精神来演。”一名农民演员告诉我。

2月19日，我在竟成镇文化站见到了周元强。阴雨连绵的景德镇很冷，办公室里放了一个硕大的电暖器，红色的热光照到的地方暖烘烘的，照不到的位置依然冬意甚重。周元强今年已经64岁，他裹着一件黑色的袄子，脚上蹬着一双手工棉鞋，头发稀疏，比媒体报道中的样子胖了些，皱纹更深了些。作为上一任站长，退休之后，他仍每天到文化站上班。周华说，父亲从来不愿承认自己老了。“他总会跟我说，再多拍几部戏，就知足了，不拍了。我其实理解他的意思，‘只要还拍得动，就会再拍下去’。”周家的柜子里，堆满了周元强书本大小的录像带。一有空，周元强就将以前拍摄的录像带里的片子慢慢往电脑上倒腾。“保存在电脑里就会永远被看到吧？”周元强像是询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

这一天，周元强找了他合作多年的农民演员王秋莲过来。王秋莲已经80多岁，很胖，满嘴的牙齿只剩下了一颗，但一说起话来，就能看出是个很具表现力的人。周元强对王秋莲说，主要是通知她参加后天的颁奖典礼，届时她将获得一个“优秀演员奖”。颁奖仪式是参照国内电影奖项“金鸡百花奖”的模式，评选出最佳男女演员和优秀演员。说起这事，两人都郑重其事。

影像的意义

周元强曾经的导演形象留在很多影像镜头里——拿着一个手持喇叭，脾气暴躁，吆喝着指挥演员怎么演，一脑门的汗水能甩成一片。如今，话很少，问六七句，能答上一句两句。“为什么拍电视剧？”“因为农民开心啊！”这解答不了我的疑问。

导演郑大圣也是带着这个问题找过来的。他2002年拍摄的纪录片《一个农民的导演生涯》曾获得奥地利第32届易本希国际电影节银奖，片子的主角就是周元强。郑大圣来的目的很简单，他认为周元强有很大的拍摄潜力：最基层文化机构的站长，有着官方的身份，同时又热衷于拍摄红军故事和武侠片，主角基本是女烈士和女侠。多重角色的重叠，让郑大圣认定周元强值得拍摄。另一方面，他也想搞明白，周元强为什么会拍电视剧。

郑大圣抵达的日子正好是2002年元旦。那时，文化站还没搬到现在的位置，那是在一个窄窄的胡同里，有三间房，门前简单地挂着一个“竟成镇文化站”的牌子。郑大圣希望能够尽快与周元强熟悉起来，以让对方早点习惯自己镜头的存在。为此，他和同事们特意选了一个离他们近的招待所，只要在弄堂里拐两个弯，就能到周元强家里，去文化站也不远。

郑大圣向周元强表达了自己的拍摄需求，周元强并没有听懂，但应对了太多的媒体，他自信有能力配合他们。他先是组织演员开会，然后又摆了几个拍摄的场景，但这些都不是郑大圣想要的。“他把我们当媒体了，希望我们能够按他的想法拍摄，展现他自己定义的公众形象，以得到领导和资金的支持。”

周元强有一套自己的固定说辞。他出生于1955年，原本是景德镇市人，后来被下放到竟成镇。周元强说，下地劳作的时候发现村民在抢着看一本连环画，当时觉得没有文化生活的村民很可怜，就自己花钱买了十几本书，放在一个房间里供借阅。后来，周元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文化站。上世纪80年代，他又贷款买了一个录像机，在村里放电影电视，一个人收几分钱很快收回了成本。之后的买摄像机拍镇政府会议视频，进而拍电视剧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郑大圣曾经跟着周元强拍过一次当地镇政府的党代会。周元强既是党代会成员，又是拍摄者。在会议结束大合影时，周元强被领导客气地安排在第一排的一个座位。镜头定下来的一瞬间，周元强觉得自己在那里不合适，一下子站了起来，跳到后面站立几排里最边角的位置。这时候，郑大圣明白了，想要接近那个导演性质的周元强，是不容易的。

但周元强作为导演的敏感，又是无处不在的。纪录片的许多拍摄就是在一楼的文化站完成的。文化站采光不好，加上南方多雨，即使站在窗户前，也只有在固定的某个角度才能找到好的光线。“只要摄像机一打开，周元强总是能够自然地站到光线里去。他已经是一个‘影像精’了。”郑大圣很诧异周元强的反应，“一般来说，在片场很多年的人，才能够将对镜头的准确感知变成第二本能。周元强已经做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郑大圣常闹不懂两个人谁是主导者，“每天就跟狐狸打猎似的，是个较劲的游戏”。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第一个月拍摄的素材都没有办法使用。为了打掉这层壳，郑大圣决定暂时放弃拍摄，首先要做的是融进周元强的生活。他们几个人开始去文化站上班，文化站也没有什么工作，几个人就在那里聊大天。“他们的年轻人在那里发呆。我们的录音师也在那里发呆，反正就大家一块混。”等到下班时，也跟周元强他们一起锁上门再回去，“吃完晚饭，大家没事，就提议去老周家转转”。

熟了之后，周元强告诉郑大圣，他的拍摄技能都是跟电视剧学来的。“别人看的是电视剧的情节，我看的是拍摄的角度和剪辑。”周元强说，一部电视剧下来，别人讨论情节，他却一点都记不住。周元强有一个特点，他看电视时，喜欢站在电视机前，手扶着电视的一角，仿佛这样能够将电视剧拍摄的角度看得更加清晰。时间久了，电视的那个角都被磨白了。

第一部电视剧的拍摄也不如原本讲述的容易。对于电视剧这个新奇的事情，周元强周边的人并不感兴趣，觉得不是件正经事。周元强只好一个个劝说，第一部电视剧拍出来后，他刻成光盘在文化站播放，房间里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纷纷指认画面里的熟人，看完还去各家各户找演员们聊天。王秋莲经常在电视剧中扮演疯婆子、讨饭婆，她告诉我，“来参加拍剧纯属是觉得好玩，电视剧也给她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窗口”。

一个月后，郑大圣折了回去重新筹募拍摄资金。等他再回来时，周元强的那层戒备已经褪去。当时，他正在筹拍一个武侠片。周元强一直想拍武侠，这仿佛是叠加在中国导演骨子里的一种冲动，就像冯小刚拍了《夜宴》，李惠民有《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但问题也随着而来了。如果说服装和发饰都可以靠自己缝，武打动作可以随意比画，那武侠的精髓“轻功”怎么办？

周元强想到让演员从墙头往下跳，怕演员受伤还在地上铺了海绵，自己先试验确认安全才让演员跳，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他只好过来跟郑大圣请教其他导演都怎么拍武侠。郑大圣告诉他，拍摄武侠，需要吊威亚，而这需要有专门的武术组来负责，要有专业的机器和绳索，一个人在上面飞，要有三四个人在下面拽着绳索。周元强听得一头雾水，大致理解的意思就是“好多钱好多人”。

“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得有好一个星期。我们当然知道怎么达成，其实就是正面跳下来，然后用倒放的功能就能实现飞身上去的效果，但我们也不能告诉他。”郑大圣说，直到有一天，他和周元强两个人在看素材，周元强来回摆弄着遥控器，突然蹦出来一句：“动作倒放不就行了。”到现在，郑大圣都很庆幸自己记录到了这一刻。

当时，团队里的摄像刚从张艺谋的《英雄》剧组帮忙回来。他不停地向郑大圣感慨英雄剧组的大制作。“没想到电影还能这么拍！设备豪华，摄制组阵仗大，时间空间跨度广，华语片里最大的一个了。可不得了。”周元强拍摄的简陋同样冲击到了他：剧本、摄影、场记、后期都是一个人来完成，设备仅是一台老旧的摄像机，整部电视剧制作下来只要3000元左右。“两个片子的对比，就是最现代和最早期武侠片的一个对接。老周拍摄的过程就像一个早期电影史的回放，他没有任何的外界助力，全靠自己悟。”郑大圣告诉本刊记者。

此时，郑大圣又问周元强为什么拍摄电视剧，他依然说不出。“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往往念念在心的，是自己用话语讲不清楚的，或者不愿意言语给别人的。我觉得自己已经触摸到老周心里那个隐秘的小门了，但我再也进不去了。”郑大圣告诉我，觉得周元强的拍摄就像是在一个人绣花，安静而有耐心。

直到有一天，也是在剪片的时候。郑大圣所在旅馆的服务员过来找他们聊天。她说自己爱情不顺利，很痛，很压抑，所以一直想写一本小说，聊聊人是怎么回事。郑大圣赶紧拿出了摄像机，将这些记录了下来。他觉得姑娘想要写小说的冲动，和周元强要拍电视剧是相通的。“老周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无意中被这个姑娘说出来了。”

父子

《一个农民的导演生涯》拍摄时，正好赶上周华结婚。那时，他刚24岁。郑大圣也记录了这个过程。对于周华，郑大圣印象还算深刻。周元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当兵回来后在景德镇博物馆工作，善谈外向、性格像妈妈；小儿子周华则有些文静羞涩，性格像爸爸，多数时间下他在家里帮妈妈画瓷片，画点小山小树的图案，然后送到窑厂里进行下一步烧制。

那时候，周华很少参与父亲拍摄的事情。他高中毕业后去了景德镇开办的陶瓷大学学了一两年画瓷。身边的朋友和同学也大都做了相关的工作。周华当时很矛盾，拍摄电影给父亲带来了名气，但并没有给家里的生活带来实际益处。很多时候，父亲还得靠出去给人拍结婚录像来补贴拍电视剧的费用。这个工作能否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

周华跟父亲上了不少电视节目，“蹭父亲的热度”。一般来说，他都是父亲的陪衬，只在2013年《天天向上》节目里有过一句台词。他扮演一个村干部，给市里的官员递材料。搭戏的是欧弟。现在他还清晰地复述欧弟的台词。欧弟说：“因为我不长，所以我演部长。”上台之前，为了更符合人物角色，周华练了无数遍如何发音，高亢或者是低沉的。穿着短袖的他还特意换上了同行者带来的深色衬衫。

周华当然也会拍。父亲出门帮忙拍婚庆录像时他都跟着。周元强也教他一些基本的拍摄技巧，比如围绕的主体必须是新郎新娘，但也不能总将镜头盯在两个人身上，爆竹点起来时要拍，车队也要拍。后来，他又跟着周元强拍过一些电视剧，都是在父亲的指挥下做些工作，并不参与后期的制作。

周华进入文化站工作已经是2008年的事情。那时候，周元强希望自己一辈子所学积累能有个传承：大儿子有稳定的工作，周华无疑是最好的人选。那一段时间，他整天拉着周华坐他旁边学后期剪辑的技术。他手里把着遥控器，告诉他怎么剪，怎么做特技。他还将自己最得意的“轻功”教给他，但周华一点都听不进去。“我觉得太过时了。”

不仅是技术，周华觉得周元强的拍摄的理念也是守旧的。他依然热衷于使用老演员，年轻人即使参与也很难拍上重要的角色。前一段时间，周元强拍了一部讲述知青故事的电视剧，女主角年纪有50多岁，男主角才40岁，脑袋上还扎了一个小辫子。周华觉得两个人不配，但父亲就是不肯换演员。周华会去跟父亲理论，父亲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跟我拍了一辈子的戏，我总不能放着他们不管吧！”

“在父亲的想法中，农民依然是当年端着一个碗，然后蹲在家门口吃饭的那种状态。”在周华看来，这些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文化站已经从当年的小胡同内搬到三层的小楼内，有了办公室、演出的舞台，还有道具房；竟成镇的老房子都拆了，人们住上了商品房，想要找到原来农村的样子只能往更远的地方去……“现在农村和城市的分界已经不大了，人们的思想跟城里人也没什么区别。”周华告诉本刊记者，更大的变化是，拍摄的人越来越多，仅景德镇他认识的人，就有许多，他觉得应该拍一些更接地气的东西，“一个大潮已经打来了，我父亲还想扛着，肯定是扛不住的”。

周华觉得，电脑里的世界更大。他下了一个简单的视频剪辑软件绘声绘影，按照教程学了一遍。有一天，周元强又继续拉着他学剪辑。周华把父亲带到电脑前，用绘声绘影演示了一下“轻功”的效果——那是周元强最为得意的特效。“他当时就不说话了。”周华告诉我。

之后，周元强慢慢开始妥协了。这也是中国传统家庭的逻辑，一个男人衰老之后，必定由家里强壮的人顶上。他不再去言语儿子的问题，“两个人各拍各的，也相安无事”。退休没了文化站站长的位置后，他想做个什么事情，都会去跟儿子念叨一下，有时候周华没有放在心上，他就多念叨几遍，事情也能办得成。他守着的一柜子的录影带、光盘，日子也算过得惬意。

相比于父亲，周华认为自己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除了拍电视剧之外，文化站有了更多的功能。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村里元宵节活动演出，周华要去参加还要负责节目拍摄。春节时，整个文化站4个人出了18个节目，这些都要周华来负责。此外，镇里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一部分也划归到文化站这里。即使如此，竟成镇文化站也只是一个文化站了，很难再吸引外界的注意。

周华还在继续拍，他的片子的灵感，更多是来源于现代电影的一些流行判断。前几年流行穿越，他就以景德镇窑神童宾为原型拍了一个十几分钟的穿越剧；去年看了电影《无双》之后，他就在新片中加入了剧情反转的设计。他将这些片子传到各大视频网站，但点击量寥寥。前段时间，有人提醒他将拍摄的花絮传上抖音，他也没时间维护，现在粉丝也只有300多人。

周华也想拍一部武侠片。前段时间，他试图给演员吊威压。那是他自己设想出来的，利用几个大树杈，将绳子一头从树杈上穿过去，三个人拉着，另一头则绑在演员的胸部和腰部位置。几个人在底下使劲拽，没几下，演员在上面喊“紧得受不了了”。周华在下面喊：“你坚持下，怎么会受不了？”他随后自己去演示了一下，绳子刚一拽，他就觉得气喘不上来了。

周华也有觉得骄傲的事情。2015年冯小刚拍《我不是潘金莲》，到景德镇拍了一个场景，地点是他帮忙找的，群演也是他给联系的。“那一次人们知道了原来景德镇还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我，能跟冯导搭上关系。”周华说，戏开拍时，他就悄悄站在冯小刚的后面盯着对方导戏，两人有一米多的距离。“大导演就是大导演，演员演不好，他就直接冲到现场指挥演员。”周华还记得，拍摄完毕，每个群演得了50元钱，因为没有零钱，两个演员合领100元。

好在，文化站也跟以往不一样了。除了有了大的工作场所，条件变好了以外，站里每年都有固定的拨款，想要拍摄点什么只要打个报告上去就可以了。周华也开始转换一些思路。他会去研究政策的导向，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去拍摄一些东西。前年政府推扶贫项目，他就拍了一个名为《贫困户》的片子，还获得省里的奖项。“这是个很正能量的片子，省里负责推广，我们也不用担心渠道的问题了。”

这时，周华就会感慨一下父亲的幸运。“那时候只要提到农民导演，就会想到周元强。我父亲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身上释放了一点亮光，然后被放大了。”周华也知道，那种辉煌已经过去了。 父亲演员电视剧农民周元强郑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