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再迎大选

提前举行的“站队”

2018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在连续担任以色列总理9年又9个月之后，69岁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解散议会，将原定于2019年11月5日举行的新一届大选的时间提前到4月9日。出动空军机群，发射导弹攻击叙利亚大马士革以西疑似真主党武装军火库的目标。

变局将至的征兆，早在此前的一个多月里就开始浮现。11月14日，为抗议政府在加沙两日“短战争”后匆匆与巴勒斯坦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宣布辞职，由他担任领导人的右翼政党“以色列我们的家园”（Yisrael Beiteinu）同时也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如此一来，包含内塔尼亚胡本人领导的利库德（Likud）集团在内，中右翼执政联盟在120席的一院制国会内仅仅还控制61席，并且连续遭到昔日盟友和内阁成员的质疑。在此情形下，提前举行大选可以为内塔尼亚胡改组政府、重新巩固个人和本党的地位创造条件：毕竟，在圣诞节当天特拉维夫《晚祷报》公布的民调结果中，利库德集团依然是以色列全国受信赖程度最高的政党，支持率远远高过其传统对手、中左翼的锡安主义联盟（Zionist Union）。

另一方面，正当以色列国防军（IDF）在戈兰高地附近发起“北盾行动”、试图摧毁真主党武装从黎巴嫩边境渗透到以色列境内的地道群之时，2018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外宣布将全面撤出部署在叙利亚北部和东北部的2000多名美军特种部队以及军事顾问。这使得以色列在叙利亚事务中越发处于以寡敌众的不利境地：一个月前利伯曼的辞职，深层矛盾正是由于他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轻视加沙冲突、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问题上持续投入国防资源倍感不满。而在美军撤出之后，小小的以色列俨然已成为叙利亚内战中唯一的“对冲者”——在大马士革周边，以军仍在零星空袭由俄制防空武器屏护的政府军军事目标；在戈兰高地附近的黎以叙三国交界地带，针对真主党武装及其伊朗盟友的清剿也从未停止。而在12月25日夜间，内塔尼亚胡以一场新的空袭（命中大马士革以西三处目标）宣示了他的下一阶段政策：即使没有美国作为风险共担者，以色列也不会停止在叙利亚境内针对真主党和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始终是局中人。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公共政策上。12月2日，即“北盾行动”开始的同一天，以色列警方公布了他们对内塔尼亚胡夫妇涉嫌卷入电信公司腐败案件的调查报告，并建议检方以欺诈、收受贿赂和徇私舞弊三项罪名对内塔尼亚胡本人提起公诉。这也是警方在2018年之内第三次提出类似的建议。在目前已经公开的调查材料中，警方指控内塔尼亚胡在三宗贪腐案件中存在受贿或不当得利行为：（1）第1000号案件：内塔尼亚胡本人及其家庭成员从美国、澳洲犹太裔商人手中累计收受价值超过100万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81万元）的奢侈品；作为回报，执政党主导国会通过了为海外犹太人归国投资提供税收减免的法案。（2）第2000号案件：为缓和以色列第一大报《最新消息报》（日发行量超过30万份）长期以来对中右翼政府的批评，内塔尼亚胡与该报的所有者摩西家族举行秘密会谈，建议对《最新消息报》最大的竞争对手、免费报纸《以色列今日报》的分发范围进行限制，以帮助摩西家族提升销量；作为回报，《最新消息报》将更多刊登认同政府立场的报道。（3）第4000号案件：2015年，以色列电信巨头贝泽克（Bezeq）为完成对该国著名电视台yes的收购，通过中间人向兼任通信部长的内塔尼亚胡行贿。贝泽克方面除去赠送公司股票外，还承诺会在该公司旗下的门户新闻网站Walla!上为执政党大唱赞歌，以美化总理的公众形象。

尽管是否应对内塔尼亚胡提出起诉，主动权尚掌握在以色列司法部之手；但一再曝光的贪腐案件，已经足以构成一场巨大的舆论危机。从2018年开春起，特拉维夫街头连续发生了多次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的抗议示威，要求他承担责任、引咎辞职。锡安主义联盟主席阿维·盖比公开指责称：“一个如此病态地迷恋媒体对他的颂扬的人，决不能领导以色列。他继续担任总理的每一天，都是在给这个国家的公民带来新的伤害。”而因为贪腐导致牢狱之灾，在以色列政坛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内塔尼亚胡的前任、在2006～2009年出任总理的前工党领袖奥尔默特，便是在身陷多宗受贿丑闻后被迫下台，并最终在2015年被最高法院判刑18个月。

但内塔尼亚胡不是奥尔默特。在他身后不仅有来自利库德集团的鼎力支持，还有美国政府的声援。调查报告曝光后，总理家族已经断然否认一切指控，利库德集团也以集体声明的方式表达了对其领袖的支持。但民意危机毕竟已经酿成；在此情况下，提前大选可以造成一场态势相对有利的“站队”：在叙利亚局势依然前景未明的情况下，只有利库德集团明确提出了针对真主党乃至伊朗的强硬政策路线，这对时时陷于安全焦虑中的以色列民众依然有着巨大吸引力。而一旦如愿胜出，针对总理的诉讼便不得不延迟，继而变得遥遥无期。

寸步不让的“比比”

“在你眼中，内塔尼亚胡是一位什么样的政治家？”2018年1月，当特拉维夫街头第一次爆发针对以色列总理的抗议示威时，我向与以色列政界交情匪浅的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蒙蒂菲奥里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毫无疑问，内塔尼亚胡个性强硬，寸步不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忠于信念、并愿意为此奋不顾身的政治家。他只是太在乎眼前利益，因此不愿为了更持久的和平去劝说自己的人民接受需要让步的两国分治方案。内塔尼亚胡是一个保守的维持现状者，一个平庸的政治人物。”

类似的评价，也曾出现在三届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和许多犹太裔美国人一样，弗里德曼将以色列总理昵称为“比比”（Bibi）——“只有伊朗人会为比比在大选中的胜利感到高兴。由于他那种毫无原则的实用主义策略，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正变得越来越孤立，利库德集团也从一个中右翼政党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极右翼。”“我只是希望一个民主的以色列不至于在他任内被彻底毁掉。”

无论内塔尼亚胡能否在2019年4月的大选中胜出，他都已经创造了以色列政治史上的一系列记录。1996年，46岁的“比比”当选为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年轻的总理，也是第一位出生在独立战争之后的总理。从那时起至今，他已经赢得了四届大选，与“国父”戴维·本-古里安的纪录持平，并且是唯一一位能连续三次胜选、不间断任职超过10年的以色列总理。假使他在2019年提前举行的大选中又一次获胜，就将跻身本国历史上政治生涯最长的领导人之列。这从侧面反映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业绩：在他之前，以色列总理往往需要依靠对外战争中的胜利才能继续执政；而他在和平年代，通过漂亮的经济数据就达成了前人无法企及的成就。

但这种和平从第一天起就是“冷和平”。受益于阿拉伯国家阵营的分化和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政府参与制订的巴以和平“路线图”计划，过去20多年间，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但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内塔尼亚胡从1996年第一次上台起就怀疑“路线图”计划的可行性，他曾把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称为“强塞给犹太人的特洛伊木马”。尽管在2009年再度执政初期，他也一度附和关于“以巴各自建国”的动议，但由内塔尼亚胡政府草拟的巴勒斯坦建国方案却是完全羞辱性的——这个巴勒斯坦国不能拥有常备军，维持治安的警察不得装备火箭、导弹等重武器，其领空必须向以色列无条件开放，并且需要承诺永久放弃对整个耶路撒冷的任何主权或领土要求。而即使是如此缺乏诚意的“两国方案”承诺，也只维持了短短6年。到了2015年春天，当内塔尼亚胡再度投身选战之际，他这样告诉利库德集团潜在的极右翼拥趸：“只要我还担任总理一天，巴勒斯坦就不可能建国。”

蒙蒂菲奥里认为，内塔尼亚胡的立场在逻辑上存在重大漏洞。为了维持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微信，尤其是为了吸引极右翼选民，“比比”继续强硬地推进在约旦河西岸兴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企图将对这片有274万阿拉伯人居民的领土的控制永久化。但以色列政府不可能将如此之多的阿拉伯人当作无政治权利的人口来对待：随着以色列固有领土在历次中东战争之后的扩张，到2018年初为止，其885.5万的合法人口中已经有20.9%（约183.7万人）是阿拉伯裔，犹太人占74.5%（约655.6万人），并且阿裔人口的增长率显著高于犹太裔。由四个阿裔以色列人政党合组的“共同名单”（Joint List）运动在议会拥有13个席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长此以往，结果只可能有两种：要么是以色列政府承认西岸地区阿拉伯人的公民权，从而冒犹太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到不足60%的风险——这正是那些支持利库德集团的极右翼选民最恐惧的“去犹太化”景象——要么是整个西岸日复一日的暴力活动继续升级，最终将新定居点的犹太裔开拓者变成牺牲品。

可以肯定的是，“比比”的强硬并非源自宗教动力。2018年3月，包括利库德集团在内的执政联盟讨论了新兵役法草案，该草案计划取消长期以来对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哈雷迪派）的优待，要求历来因宗教原因而免服兵役的哈雷迪派适龄青年同样应征入伍，引发了巨大的批评之声。这足以证明：内塔尼亚胡在巴以关系中的立场更多是基于现实需要，而非某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狂热。但为了营造“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以及“民众安全的保卫者”的公众形象，他甚至不惜和美国总统翻脸：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开罗时曾经表示，“如果没有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色列国也许永远不会建立”。内塔尼亚胡的回应则是：“如果以色列国能早一点成立，大屠杀根本不会发生。”弗里德曼认为，内塔尼亚胡对奥巴马重启中东和平进程的抵制，使他能在2015年获得连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2017年，形势看上去正在朝内塔尼亚胡最期待的方向发展：当年12月6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国首都。这无疑是“比比”的重大胜利。

中东“孤岛”的未来

以色列《国土报》专栏记者阿里·沙维特曾经用一个形象的比方描述过以色列在中东世界的处境：它就像是一座从西亚陆地分裂出来的岛屿，试图漂向地中海西部，却被一些黏糊糊的边境线继续锚定在亚洲大陆上。这些边境线分别毗邻约旦西部、埃及西奈半岛、加沙地带、黎巴嫩南部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其中只有第一条相对较为安全。在西奈、加沙和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军人的假想敌不仅有成型的国家机器，还有来去无踪的各种武装团体、游击队和阿拉伯人抵抗团体，并且无法用几堵高墙隔开。这个比方同样适用于内塔尼亚胡政权在叙利亚战事中的角色：它正在和一个隐形的“复仇者联盟”为敌，却缺少可以共担风险的战友。

一度被内塔尼亚胡寄予厚望的特朗普，同样被证明有着自己的打算。尽管两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相识，并且特朗普的犹太裔女婿库什纳长期与利库德集团高层过从甚密，但在2017年5月22日访问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后，特朗普同样会见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年12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的首都地位之际，特朗普同样亮出了美国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底线：继续致力于推动和谈进程，并支持一个由巴以双方共同认可的“两国方案”。2018年11月27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向媒体透露：由库什纳领衔起草的新“两国方案”已经大致成型；但为防止该方案对以色列大选造成不必要的影响，美方将选择在2016年暮春将其正式公布。而巴勒斯坦方面目前正以美国过度偏袒以色列为由，拒绝就美方的动议做出任何回应。

所谓新“两国方案”，按照美国地理政治智库“战略预见”（STRATFOR）的判断，极有可能是“一国方案”的某种修正版本。在2018年的今天，内塔尼亚胡的大部分目标选民已经是出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中青年；从他们有记忆之日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控制和占领就已经是既成事实，上世纪90年代中途流产的《奥斯陆协议》无法激起他们的共鸣。利库德集团在国内的极高支持率，正是基于此种心理。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商人中，持有类似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按照这批巴勒斯坦温和派人士的看法，与其纠结于遥遥无期的“巴勒斯坦国正名”，使加沙和西岸地区的阿裔居民时时与供电供水中断、高失业率、物价飞涨和间歇性的以色列空袭为伴，莫若暂时承认以色列在本地区的单一主权，以“阿裔临时以色列人”的身份争取自治权。至少这样一来，困守加沙和西岸的阿裔居民至少可以获得国际普遍认可的以色列公民身份，可以自由迁徙、择业以及参与常态化的民主选举。待局势稳定数十年后，再寻求以公投形式重获独立。

但这种“短期一国，长期两国”的协调方案能否获得巴以双方的一致认可，显然存在问题。尤其是对构成利库德集团基本票仓的保守派犹太人团体来说，给予阿拉伯人哪怕是一定时限内的公民身份都属于离经叛道之举，势必引发普遍的反对声浪。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选择将公布该方案的时机延迟到2019年以色列大选之后的原因。但对内塔尼亚胡来说，麻烦还不止于此：无论是断然从叙利亚撤军，还是重新提出以“两国方案”调停巴以冲突，都暗示了美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卸下包袱、降低投入和成本的意图。而以色列出于对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的恐惧，不得不独立在四条国境线上同时与受到德黑兰支持的种种力量为敌。而内塔尼亚胡一意孤行的态度，尤其是继续在军事上介入黎巴嫩南部和叙利亚战事的决策，势必带来国防预算的增加以及阿拉伯人愈演愈烈的反抗心理。“冷和平”可能逐步坍缩成为绵延不断的“短战争”，结束则遥遥无期。

距今70多年前，1948年，以色列国通过一场惨烈的战争实现了正式独立。在战争刚刚结束的1949年10月21日，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特拉维夫，他便是“比比”·内塔尼亚胡。而在2019年4月，年近古稀的内塔尼亚胡将在新一届大选中再度角逐以色列政府领导人的职位，并为这座中东“孤岛”规划未来航向。尽管和平与和解的前景始终黯淡，但蒙蒂菲奥里说他对未来依然抱有期待：“纵观人类历史，变革往往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所以我永远不会放弃希望。” 巴勒斯坦利库德集团特朗普中东局势中东叙利亚总统以色列总理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