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差“环环相扣”

4月贸易数字出来了，顺差287.9亿美元，收窄27%。可对美贸易顺差221.9亿美元，环比增长43.8%。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一个是中国减少了对美国大豆等产品的进口，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内出口商为了规避贸易战，提前加快了出口。但我们的外汇几乎全部来自于美国的事实，在贸易战愈燃愈烈的当下还是给中国经济增添了太多的变数。

“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顺差全部来自美国，这本是一个不算问题的问题。贸易的本质是交换，交换就需要有等价交换的基础，比如生产力低下的地区想购买我们的高铁列车，它就需有同样价值的农产品做交换，可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凝固的价值是如此之低，它们换不起高铁，贸易也就没有了基础。除非是我们贷款给它们，待它们发展起来再偿还。如今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很多贷款就是在这个思路之下发放的。可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却很难用物物交换的常理来形容，因为美元是全球都倚重的交易货币，美联储印钞，海外消费者使用，投资者储存，美国人负债消费，这已经成为自布莱顿体系解散以来国家货币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显著循环。

美元一家独大，独霸国际储备和交易货币使之面临着著名的“特里芬难题”。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可以说根植于其一手营造出来的货币体系。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随着美元向海外的流动而一步步深入，到了21世纪初，美国经济虽然成功向高端产业转移，但美国本土整体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16.1%下降至2007年的12.8%，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美国正式退出雄踞世界近百年的制造业霸主地位。制造业衰落，美国人的就业只有向着服务业转移，可服务业向来提供的是缺乏竞争力的低薪资职位，以至于美国人财富两极分化，薪资水平甚至比克林顿的新经济时期还低。

前两年德国曾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的贸易国，那是因为欧元快速贬值。德国与美国的工业水平相当，产业结构存在着很多重合的地方，当德国获得了大量贸易顺差的时候，那是纯粹赚到了美元。可中国制造比美国、德国都差着档次，有相当多的出口都是来料加工，加工贸易制造出的顺差其实很难界定。比如一台苹果手机，芯片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大陆，那些大陆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最后因为整合在富士康出产的苹果手机里，再返运回美国，于是就被全部标注成了中国的出口，在计算中美间的贸易数据时则全部算成了来自中国的出口。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数额竟低于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我们这个“二传手”的角色彰显无遗。

今天，当特朗普试图令制造业回流美国，他选取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国作靶子，殊不知我们是在为日本、韩国的制造业“背锅”。而制造业回归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又有着本质的矛盾。贸易战纠结着太多的问题，牵扯着上至东亚高端制造业、下至“一带一路”倡议方方面面的资源，环环相扣。一环出了问题，全球经济就会有大麻烦。 投资物语贸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