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中国行：“G零”时代的法国角色

不只是“推销员”

在2018年1月8日踏上访华之旅的前夜，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更希望国际舆论把他看作欧盟对华政策的首席发言人以及未来数十年内的可靠领导者，而不只是单纯的法国商品“推销员”。

的确，随同新任总统飞往西安和北京的近60位法国商界领袖，以及三天中国之行期间签订的50余项经贸协议，无不带有“利”字当先的底色。但和去年11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达成的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业订单相比，马克龙的“得分”无疑相形见绌。1月9日，中法两国领导人在揭牌仪式上共同宣布：由中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公司（EDF）合资建设的台山核电站1号机组有望在近期开始加装核燃料，但该项目本身却是萨科齐时代的遗产。马克龙在1月10日做出的关于中国将“很快敲定”184架“空中客车”A320型客机订单的承诺，最终也未能正式兑现，仅仅敲定了关于增加天津“空客”总装线月产量的框架协议。作为对比，波音公司在去年11月一次性与中国航材集团公司签署了300架“波音”系列客机的采购协议，其中的260架B737型正是“空客”A320家族的直接竞争对手。唯一相对积极的信号是，中方呼应了法国在《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问题上提出的吁请，并在1月10日公布的联合声明中承诺：愿在相互信任、互惠互利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推动实现更加开放、包容、平衡、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对包括路透社和瑞士《新苏黎世报》在内的欧洲主流媒体提出的含蓄质疑，马克龙并不以为意。他在1月10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与数字相比，我更看重后续的结果。”这种底气部分来自他兑现了对欧陆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承诺——公开倡导将“互惠性”（Reciprocity）设定为中欧经贸合作的首要原则，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商品和投资市场，以解决中欧之间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马克龙表示：“不能因为害怕就减少市场的开放程度，中法两国应同时向对方开放市场。”作为回应，中方已经承诺将在半年内解除实行近17年之久的法国牛肉进口禁令，并进一步向法国猪肉和奶制品开放进口市场。相比中国对法国具有显著技术渴求的核电、航空、可再生能源等既有合作领域，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无疑更合于法方乃至欧盟的内部政治需求。

在中方相当重视的“一带一路”倡议上，马克龙的口气也相当谨慎：尽管他公开赞成中欧双方展开合作、共同推进该倡议的实现，但同时依然重申了互惠性，强调“新道路不能是单向的”。在1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马克龙甚至变相批评了希腊等南欧国家在引入中国资本方面过于随意——“在欧洲层面，我们必须确保统一立场”，“如果一些成员国（对中资）敞开大门，让购买基础设施变得十分容易，那么中国将不会尊重这样一个大陆。因此，当法国和欧盟捍卫自身的战略领域时，对整个欧洲其实都有好处，也有利于开展对话”。

进入21世纪以来，考虑到德国在欧盟内部毋庸置疑的经济霸主地位，作为“柏林—巴黎双核”另一翼的法国已经许久不曾提出事先未与德方通气的对外政策目标。在出访第二号非欧盟贸易伙伴时，公开影射对方在贸易和投资环境上没有兼顾互惠性原则，甚至借经济部长之口指责中国正在“抢夺法国和欧洲的最新科技”，更是其三位前任总统都不曾做出的激进姿态。显然，马克龙认为法国主动出头的时机已经到来：席卷全球政坛的平民主义和孤立主义浪潮，正在束缚住多个西方大国领导人指点江山的手脚。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7年9月的大选中虽然如愿赢得第四个任期，但其所属的老牌中右翼政党联盟党的得票率出现大幅度滑落；由于左右两大党无法在税收政策和难民问题上达成一致，德国迄今仍未组成新内阁，更无暇就对外政策发声。英国“脱欧”第一阶段谈判的结果已经导致内阁陷入分裂，女首相特蕾莎·梅不得不在1月8日仓促改组政府，以投入情形更加微妙的第二阶段谈判。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口号正在导致贸易、移民和防务政策的深刻变化，美欧关系已处在过去27年来最微妙的阶段。而面临新一届总统大选考验的普京，则仍须为打破制裁而努力。机缘巧合之下，40岁的法国总统几乎成为唯一有能力为“西方”发声的重量级政治家。

诚如德法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斯特凡·塞登多夫在今年年初所言：“马克龙正在重拾法国外交的传统角色。他认为法国应当活跃于全球，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涉及法国，法国必须参与其间。”但马克龙治下的法国无意采取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路线，他会在抽象的“欧洲人”的名义下开展行动，以使自己的政策变得更有分量。无论是在巴黎与特朗普和普京觥筹交错，还是在索邦大学抛出欧盟改革的蓝图，乃至在2017年夏天推动利比亚冲突双方在法国举行和谈，都是这种进取路线的产物。而在63岁的默克尔政治生涯已经临近尾声之时，由这样一位形象颇受欢迎又秉持欧洲主义立场的改革家接过“柏林—巴黎双核”的话语权，对欧盟在下一个世代的稳定运行意义至关重大。而马克龙在此次中国之行中就全球气候变化、朝核问题、叙利亚局势以及反恐问题发表的看法，意义远远超出贸易层面，正合于他在去年9月索邦大学演讲中提出的“到2024年时，建成一个可与美国、中国相匹敌的强大欧洲”的远期目标。从这个角度看，他借着此次中国之行的机会，高调申明欧盟在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上的底线，同样是受“令欧洲再次强大”这个总体目标的驱动。

法国要什么？

一项相当微妙的事实是：尽管马克龙在此次访华期间大谈反对贸易壁垒的意义，一再强调“愿继续（与中国）共同努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但长久以来，巴黎在欧盟内部乃至全球贸易中扮演的一直是保护主义领袖的角色。这种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正是法国财政官员最早提出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理念，以和英国建立的早期自由贸易体系相抗衡。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又首倡“大陆封锁”模式，企图切断英国自全球贸易中获得的财源。由于法国工业体系的竞争力从未上升至可以和巅峰时期的英德两国相抗衡的水平，且其长期受困于中小自耕农众多造成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19世纪以来的每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法国通常都是最早筑起关税壁垒的几个国家之一。这种传统和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造就了一种关于国家认同和主权的狭隘执念，即：越是倾向于保护国内低竞争力产业的政府，越能赢得民众的拥护。

即使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已经稳定运转超过半个世纪的2017年，法国大选中的极“左”、极右两派依然在强调“必须限制进入法国市场的外国资本的规模和数量”，认为共同市场“消解了法国国民本应享有的独占性利益”。而最终胜选的欧洲主义者、中间派代表马克龙，同样不得不对这种民意做出妥协。自去年5月走马上任以来，法国新政府已经着手引入《欧洲产品购买法案》（Buy European Act），要求本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以及进行重组并购时，优先考虑欧盟内部企业，限制非欧盟国家企业进入能源、航空航天、微电子、造船等战略性部门。在巴黎的推动下，欧盟委员会开始着手为涉足战略性行业收购的亚洲企业制订严格的筛选标准，杜绝“获得外国政府补贴，或由政治力量等非市场性要素驱动”的公司收购欧洲高科技企业。另外，为了降低东南欧廉价劳工对法国就业市场的冲击，马克龙政府还要求布鲁塞尔方面修订现有的劳动法，限制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公民在西欧从事收入较高的短期工作，同时仅向其母国纳税和缴纳社保费用的情况。

毋庸置疑，在较晚加入欧盟的东欧地区以及历来主张完全市场导向的北欧国家，这类新措施收获了一边倒的批评之声；但在经济竞争力偏弱的南欧国家圈以及对高科技行业相当敏感的德国，却多有附和意见。在去年夏天德国大选前的辩论阶段，不止一个党派宣称欧洲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的难度远大于中企进军欧洲，并且中国资本在机器人设计、人工智能、材料科技等前沿领域的收购意向可能剥夺德国在“工业4.0”进程中的先发优势。2017年5月中国美的集团斥资45亿欧元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 AG）一事，即曾遭到德国经济部的调查和阻挠。德国外交部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甚至暗示：未来可能对《联邦外贸管理条例》进行修订，禁止涉及战略性行业的本国企业出售25%以上的股权，以预防亚洲资本的“搭车”。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龙欲言又止的所谓“互惠性”，恰恰代表了中南欧国家趋于一致的保护主义立场。在访华期间，他公开宣称“我想要投资，但有些领域我们认为是战略性的”；其中涉及的高附加值技术，特别是与国家安全具有潜在关联的技术，并不适合“完全公开”。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更是直白地表示，欧洲国家需要确认能从海外投资中获得“在地的”收益，例如对本国就业的拉动，否则宁可割爱。而在一向风波迭起的传统贸易领域，布鲁塞尔已经再度挥起利斧：2017年12月20日，欧盟启用新的反倾销条款，将中国钢铁、太阳能电池板、汽车零配件等多种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控为“市场机制扭曲的产物”，宣布对其课以惩罚性关税。

平心而论，2018年初的法国，在负债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三项数据上都面临极其沉重的压力。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全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从68%飙增到97.5%，仅好于南欧地区，远高于德国的69.4%，距离欧盟成员国《稳定与增长协定》规定的水平相差甚远。尽管预算赤字有望在今年内获得控制，但高达9.4%的失业率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善。受高负债和高失业率影响，2011～2014年法国经济平均增长率尚不足1%，随后两年也只是略微回升到1.2%的水平，创造了1950年以来的最差纪录，甚至不及“欧猪国家”中的西班牙和爱尔兰。与此同时，2015年政府开支总额却高达GDP的57%，居整个欧盟之冠。

为了诊治低效臃肿的“法国病”，马克龙开出了一剂猛药。在节流方面，他宣布将削减高达600亿欧元的公共开支，裁撤12万个冗余的政府工作岗位，将50万个领取政府补贴的临时性地方工作岗位裁减60%。在开源方面，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内实施总额500亿欧元的公共投资计划，包括耗资150亿美元为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统一全国现有的37套养老金计划，以及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而这类“在地性”特征及其显著的需求，恰恰与法国对华贸易的总体特征南辕北辙——和大体上已经由中小企业直接撑起的德国对华贸易版图不同，法国对华出口的拳头商品，例如核电技术、航空零配件和整机、可再生能源设备、生物科技等，大部分仍属于体量巨大的超级项目，只能通过政府间的一揽子合作协议来完成。中企入法的步伐，则因为当地僵硬的工资制度以及工会势力的强大而严重滞后。结果遂使法国对华贸易顺差逐步累积至300亿欧元之巨，同时中国在法投资存量（60亿欧元）尚不及法国在华投资存量的1/5。积习之深，实在难于在短期内获得扭转。

是故尽管马克龙以“互惠性”为理由，提出了为双方中小企业间的商业往来降低门槛的设想，并呼吁中国资本进入能直接拉动法国就业的农业、基建等部门，但在短期内，中法贸易的重点仍将集中于“空客”飞机等工业制成品领域。而法国作为欧陆贸易保护主义集团领袖的本色，使其很难将拉动就业和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境外资本上。马克龙已经将其升级欧洲共同市场的愿景纳入了未来的欧盟改革计划，以图形成涵盖整个欧盟的最低税率标准线、更自由的资本流通以及内向性的“工业4.0”循环。而在对华战略上，则力求与其欧盟领袖角色形成“再平衡”。以此观之，中法经贸关系的上限，终究很难达到与中美关系类似的水平。

巴黎的“南欧帝国”

进入21世纪初，德国在欧盟内部的经济强势地位，特别是柏林在东欧新入盟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展，使得巴黎在“法德双核”中往往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默克尔以其精明务实的形象和长期执政的稳固地位，被国际舆论誉为“欧洲联盟的大提琴手”，形象相对不彰的两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奥朗德则俨然只是其跟班。这种刻板印象，往往使人容易忽视一项事实：相较德国在中东欧建立隐性势力范围的努力，法国在南欧—地中海经济圈的固有影响力历史来得远为悠久。而志在欧洲领袖地位的马克龙，如今正再度转向南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世纪50年代的“舒曼计划”和欧洲煤钢联营被视为今日欧洲一体化的初期雏形，但最早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加以最详尽论述的却是戴高乐的政治顾问、俄裔法国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44年，科耶夫在长篇备忘录《法国国是纲要》中向戴高乐建言：由于技术环境尤其是经济规模的变化，单一民族国家试图以一己之力保全政治独立性的目标已成为不可能，这也是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帝国”无法长存的原因。但在民族国家彻底消亡，或者说“历史终结”（日后弗朗西斯·福山正是从科耶夫的学生布鲁姆那里习得了“历史终结论”这一概念）的时刻到来之前，还存在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一阶段，单一民族国家已经“不够大”，只有那些由若干国家组成的“帝国”才有可能在国际竞技场上生存下来。

在科耶夫看来，到1945年为止，苏联和美国已经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那就是苏联—东欧阵营和英美联盟。在此情形下，法国若不想沦为任何一方的附庸，也需要建立一个基于自身政治—军事能力、经济规模和文化传统的帝国，那就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拉丁帝国”。它以法国为领袖，包含了西班牙、意大利这两个拉丁民族伙伴以及地中海对岸的法属西北非殖民地，拥有统一的武装、一体化的经济、相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即使它在规模上尚不足以和美苏两个帝国相抗衡，至少也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仰人鼻息。

当然，科耶夫并非没有预见到德国必将在未来获得复苏；但他打算使柏林沦为巴黎的政治附庸，变成一个纯粹的经济存在。按照他的设想，未来德国除去在本土开采的铁矿外，将禁止买卖任何铁矿石，也不许炼钢。德国每年向法国出口煤炭，以换取基本建设所需的成品钢材；煤钢交换须按照固定的比例，除偿付德国对法国的“二战”赔款外，还要保证德国不具备军事再武装的能力。这就是欧洲煤钢联营的雏形。同样出于安全考虑，德国也不许批量生产硫酸，工业生产所需的化学制成品和农业部门需要的化肥同样要以煤炭自法国交换。这样一来，德国实际上就沦为了法国领导下的“拉丁帝国”的煤矿。而一个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适度强大的“拉丁帝国”将打消英美两国重新武装德国或使德国经济重新繁荣的必要性——按照科耶夫的理论，这意味着德国无法成为英美帝国的一部分，而它又不可能超然世外，只有向法国臣服妥协。

作为新帝国构想最重要的支柱，科耶夫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述他所谓的“拉丁民族共有精神”：天主教思想传统以及精致、超脱的生活方式。所谓“天主教传统”，当然是形式大过实质的；科耶夫希望汲取的是其中区别于英美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部分，那些更加倾向于“美和悠闲”的部分。它们不仅构成了“拉丁帝国”的精神内核，甚至也是“历史终结”之后的普遍均质世界——消弭了既有的国家和信仰界限——中世界公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笔下闲暇者的沉思生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的人性化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统一。也只有基于这种理念建立的分配方式，才有可能在帝国内部的市场正义和跨民族的身份平等之间形成平衡，避免它滑向消费至上的英美式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均平野蛮的苏联式国家主义中的任何一种歧途。

诚然，日后两德的最终统一以及法德双核的成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科耶夫的理想主义，但“拉丁帝国”或者说“南欧帝国”的蓝图从未自法国领导人的脑海中消散。“冷战”结束以降，在地中海周边建立准独占性的经济和政治后院，进而形成欧盟框架之下的次级共同体，始终被巴黎视为制衡德国—东欧集团的重要杠杆，其地理边界甚至可以继续延伸至中近东。科耶夫早就断言：“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和拉丁世界的天主教就已经在若干综合性的观点上，通过彼此间的对立而统一了起来。”未来的“南欧帝国”将以经济上的地中海一体化和观念上的共通性召唤伊斯兰世界，使他们在达成现代民主诉求的同时，不至于被“美国化”。而观念上的共通性将以移民和劳工政策的宽松化作为体现，最终使西北非与环地中海国家彻底均质化，实现法国领导下的局部“历史终结”。简言之，在德国继续朝高加索“东进”的同时，法国则要以“南下”实现拉丁欧洲的再起飞，吸收地中海南岸的人力和资源，以将北非、中东与南欧联成一体。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夜的地中海世界，可谓法国政治家心目中最接近“南欧帝国”的状态：北非、近东和地中海东岸的廉价劳动力以法国作为服务目的地，经济增长相对疲软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样必须仰赖巴黎的推动作用。随着中东世界陷入政治动荡和长期冲突，加之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组建地中海联盟的努力一度被打断，但在2018年重新出现了回潮的迹象。这首先是由于欧洲命中注定要面对的劳动力短缺——按目前的人口结构和生育率推算，到2050年，欧盟各成员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8.7%，引入区域外劳动力势在必行。而来自黎凡特和非洲法语区的新移民，在语言、文化背景和适应性上都更倾向于以法国作为落脚点；拉丁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然凸显出的经济回暖迹象，对法国也是利好消息。是故马克龙自上任之日起，对地中海周边事务便再度怀抱浓厚的兴趣：在利比亚冲突中，他力促两大分裂政权举行和谈，以维持北非原油对南欧的出口；在叙利亚局势和伊朗核协议问题上，也秉持与美国政府立场差异颇大的态度。此次中国之行期间，马克龙专门就中东和阿拉伯世界问题与中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并将立场呈现于最终的中法联合声明中，用意不仅在于宣示法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身份，同样有为再兴“南欧帝国”铺垫的考虑。随着默克尔将未来欧盟发言人的角色移交给马克龙，南欧地区的重要性还将进一步上升。

迎接“G零”时代

就在马克龙造访中国前一周，2018年1月2日，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发布了关于2018年十大全球风险事件的预测结果，排名第一的是“全球权势真空隐含的潜在危险”。该集团总裁、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解释称：自2011年以来，后“冷战”时代初期由G8大国或G20集团联手遂行全球治理、协调一致提供公共产品的局面已经趋于瓦解；目前的世界秩序处于异常不稳定的“G零”（G-Zero）时代，各大国完全依据自身的独占性利益投入国际角逐，不愿独自背负成为领导者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观察，当可解释马克龙在访华期间做出的某些表态：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之后，中国的积极姿态对法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发起人地位是一种声援；而法国在欧盟各国中率先表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尽管并未设定时间表），同样可以在对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竞赛中占得先机。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第一”挑战，马克龙以多边合作的维护者自居。他在北京的演讲中表示：“风向转变时，有人筑墙，有人造风车。我的想法是造风车。”但只有在他反复申明的“欧洲人”身份以及“确保欧洲一致立场”的视角下，方能理解“造风车”这一比喻的深意——为了应对“G零”时代的挑战，欧盟各国在经济、金融和安全合作上都需要建立更具长期性和一致性的框架。在去年9月的索邦大学演讲中，马克龙已经展示了他的蓝图：建立欧盟银行业联盟和欧洲货币基金（EMF），提升成员国对抗冲击的能力；设立统一的欧元区预算计划和资金池，由一名财长实施监督，以实现风险共担；设立共同军费预算，以供养一支统一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和一个专门负责反恐事务的情报机构；设立一个从事经济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高级机构，作为欧盟的共同代表与中国、美国等外部经济体进行接触。总之，“应当沿着能确保我们未来的唯一路线前进”。

在德国新政府的政策取向尚不明朗，而布鲁塞尔与波兰和匈牙利的矛盾正在激化的2018年初，将如此富有野心的计划付诸实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丧失了来自英国的财政贡献份额，东欧各国在预算问题上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也会更不倾向于实施有风险的改革。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将在5月迎来大选，秉持平民主义立场的“五星运动”有望左右选情，继而导致无视欧盟财政纪律甚至退出欧元区的风险。另一个拉丁伙伴国西班牙则面临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的考验，少数派政府在当前形势下难以推进任何有成效的立法。第二轮英国“脱欧”谈判以及紧随其后的过渡性贸易协议还无法制订确切的时间表，而西班牙和荷兰政府已经流露出了与柏林—巴黎轴心意见相左的苗头。仍未平息的难民危机以及对俄关系问题同样变数重重。

但无论如何，当马克龙在中国之行期间确立了自己作为欧盟未来领导者和锐意革新者的姿态之后，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2018年6月之前，欧盟各国领导人必须就统一预算计划、银行业联盟、欧洲货币基金等财政和金融改革措施达成一致。而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将考验过去三年里席卷全世界的平民主义浪潮的持久度。无论如何，改革家马克龙的时代已经开启，2018年的法国和欧洲都将变得大为不同。 法国巴黎德国经济中国法国欧盟总统马克龙国家经济法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