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远：除了无罪，我还想要一场审判

莫名其妙的抓捕

带着记者再次回到现场，周远回想起20年前那个平常的日子，他说自己后来才注意到，那天的三中校园空荡荡的，太安静了。但当时他没注意，只记得天还没黑透时，自己就已经待在家里不准备出门了。他记得自己是在摆弄象棋，但他母亲李碧贞说，他其实在看电视。总之，残留的棋局和打开的电视机，是周远记忆里前半生自由时光的最后画面。

那是1997年5月17日，当时的周远27岁，居住在新疆伊宁市第三中学（现为伊宁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家属楼，他的父亲周佩和母亲李碧贞分别是三中的退休历史老师和职工。

5月17日凌晨，伊宁三中女生宿舍内发生案件，一名高中女生在熟睡中被人割破短裤，捅伤下体。实际上，从1991年起，这座边陲小城已经发生过多起相似案件，多发于中学女生宿舍内。因为少有当事人报案和声张，事件以传说的形式隐秘地在人群中流传。李碧贞听说过这些事情，但作为“正经人家”，她从来没和孩子们谈论过。

周远于1993年从新疆纺织学院毕业，本来分配在毛纺厂，但毛纺厂在90年代末效益萎缩，李碧贞觉得周远作为一个男孩子，还要成家立业，去毛纺厂前景堪忧，于是让他回到三中，帮自己打理冷饮摊，等着三中的编制。按政策，周远有机会拿到一个包括伊宁三中在内的教育系统职工编制身份。而伊宁三中是当地最好的高中，除了通过考大学进入内地大城市，对当地的支边子弟来说，是很好的工作机会。周远说：“当时也没想到，一等就等了好几年。”

出事那天，两名陌生男子上门，自称是伊宁市公安局的，找周远去公安局问点话。李碧贞是爽利的湖南女子，立刻先开口：“就在家里说不行？”周远到现在都记得，“警察答得很轻松呢：没啥事，很快就回来了。”周远记得他们当时穿着便衣，但李碧贞则说来人当时是穿了公安制服的，她坚持认为周远没她记得清楚。但总之，周远答应了，还进卧室去加了件外衣。周远想，没人冒充公安吧，就答应了，还进卧室去加了件外衣。

进卧室的时候，警察寸步不离跟在身后，周远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但没放在心上，出门前还对李碧贞说了声“没事”。结果刚刚走下楼梯，最多三四级，突然听到一阵响动，楼梯间里又冲出三个人，一边反剪着抓住周远的双臂，一边按下周远的头，三步并作两步就把他推下楼，按进单元门外已经打开的红色面包车里。李碧贞也听到动静了，跑到窗户边，只看到周远被塞进面包车的背影。

周远记得在车上时，所有人都沉默，他满腹疑惑又不好问。到了伊宁市公安局，周远被直接带到了一间带有小窗的半地下室里。坐下后，周远主动问出了什么事，没人接他的话，反而开始跟他聊天，三四个人对着他，语气平常。其间还有人从地下室进进出出，看起来并不匆忙。

但周远着急，他想赶紧回家，他姐姐患癌症，爸爸周佩陪着，正在乌鲁木齐治病，李碧贞是两三天前回来筹钱的，已经筹好，第二天赶回乌鲁木齐的车票都买好了。那之前不久，周远的哥哥在即将结婚的关口去世，这个家庭正在遭受巨大的灾难。周远牵挂着家里，主动保证，只要跟自己有关，一定知无不言。他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毫无察觉。

在周远的无聊和着急当中，警察终于开始问周远：头天穿的啥，头天晚上在干啥？周远答：“就我身上这（拉链外套）。”“在家睡觉。”对方不信，陷入一种奇怪的执着，反反复复问，两个问题，竟然把一整个晚上消磨过去了，一直拉扯到18号白天。其间周远能记得的为数不多的细节是，公安人员还问过他姐夫是干什么的，他说当兵的，对方又确认了几遍，直到周远说，自己了解得也不确切才罢休。

直到现在，周远说他还能想起当时的情绪，“很气愤，很烦躁，扯这些有啥意思”？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感觉到，八成走不了了。直到警察的问话中开始出现“女生宿舍”这样的词语，周远猜，是不是发生了强奸案。但警察随即却说：“你（做的事）连强奸都算不上，害怕啥？”周远莫名其妙，答：“这不是害怕不害怕的问题，我啥都没干啊！”

直到19号中午，周远已经整整两天晚上没有睡觉了，他开始拒绝“闲聊”，觉得乏味和无聊到极点，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简单的话，无休止地纠缠”。他事后回想，也许那时候警方还在做最后的努力，确认周远到底是不是嫌疑人。

伊宁三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19号中午，周远依然迷茫，但警方似乎确认了什么事情。根据周远母亲李碧贞的说法，伊宁三中那名女生被捅伤后，公安局被要求限期破案，所有伊宁三中的临时工和闲杂人员都被排查，大多数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周远待业在家，为人又有些高傲，不喜欢跟三中的人往来，于是总翻墙进出学校，也许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也成了被排查对象。而在周远被抓的第二天，他的母亲已经去了乌鲁木齐。也许他是被找到的最合适的“嫌疑人对象”。

根据周远的回忆，当时共有6名刑警参与过他的案件，而在笔录中出现的共3名刑警，分别是当时伊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余丁文、黄继铭和刘中州，他们拿来了刑具，包括两副手铐和一部老式电话机一样的东西。

周远被上了“大背铐”，就是用一副手铐将左手从肩膀上面背过去，右手从背后往上背过去铐在一起，另一副手铐则将双手的手铐与座椅固定在一起，这种铐法易致人残疾。

办案人当中的余丁文，李碧贞认识。她不喜欢这个警察，她记得当时如果有社会青年跑到三中，老师们一般会呵斥一顿赶出去，但如果碰到余丁文，就免不了一顿拳脚，血糊糊的，李碧贞看着很不舒服。周远认识的则是黄继铭，两人年纪相仿，周远的父亲在调入伊宁三中之前，曾在农四师一中教书，因此两人都是在农四师一中长大的教职工子弟。

农四师一中是一所兵团学校，几乎是这个边陲小城里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少年时代的周远和黄继铭曾经分属不同的孩子阵营，说不上有过节，但互相看不上。如果不是这样重逢，两人也许还能在成年后的酒桌上碰到，为少年逸事一笑。但在公安局，少年故人相遇，他笑不出来。

隔壁房间有人惨叫，一种连续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惨叫。公安人员看着周远，周远听着惨叫，突然开始掉眼泪，他说他没有哭，但眼泪就是直直往下掉。周远长到那么大，父母还从未动过他一根指头。他的父亲是湖南人，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西北大学毕业后到新疆支持边疆建设，是温和的知识分子，连送报人少了他的报纸都不吭声。母亲跟父亲是老乡，在老家相亲后一起来到伊犁，经常招呼学生到家里吃饭。周远从小到大就跟着父母，几乎从未接触过校园以外的世界。

他感到委屈，自己明明说的实话，却没人相信，还把电话机器上面的两根线伸进他的袜子里和裤腰下。周远掉眼泪后，公安人员开始摇动机器上的把手，开始慢慢摇，针刺一样的感觉，然后加快，周远开始在椅子上坐不住，弹起来，也开始惨叫。他解释说：“真的忍不住，必须叫出来。”有人告诉他，那是测谎器，什么时候他不说谎了，机器就安静下来。

黄继铭还找了一些书，塞在他两只胳膊之间的空隙，分了两三次才完全加进去。周远感觉自己已经虚脱了，瘫在椅子上，还剩一点力气说：“黄继铭，你厉害你厉害，你把我手搞断吧！”对方答：断不了，做过实验。还有人拿来拖把，不摇机器的时候，就把拖把杆子伸进书和背铐之间，时不时踢一脚，时间开始过得极其漫长。

周远已经分不清过了多长时间，终于喊出那句话：“我交代！”至于怎么交代，他还没想好，只想过了眼前这一关。周远现在还能想起，“当时拷了太久，手铐起码卸了十分钟以上”。然后他才被连扶带架送进另一个房间。在那里，他和余丁文对坐。

他讨好地说：“余叔，现在没人，你直接说，发生啥事了？你不说我没法交代。”他记得，余丁文没有接话，而是开始讲政策，讲完一轮，结论是公安机关办案，抓人肯定有根据。周远不想听，三番五次打断，就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直接对余丁文说：“我很后悔我没做过，不然我就可以马上交代了。”

但对方似乎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磨蹭了半天，才开始问：“你昨晚4点到三中宿舍去了？”周远立刻接话：“去了去了。”余丁文于是拿出笔，开始讲伊宁三中的地形，边讲边画，还边问周远，是不是去了某条路某栋楼。周远忙不迭地跟着点头，配合着余丁文形成了完整的草图。听对方的意思，周远依然觉得是强奸，也轻松了一点，因为他知道自己没做过。他配合的一个原因其实是，他实在想知道，伊宁三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随后余丁文似乎说嫌疑人手里有刀子，周远心想，罪犯带刀作案也正常。

但紧接着，余丁文告诉周远：他进了女生宿舍，摸了别人，还用刀捅了受害人下体。周远突然呆住，没再点头，他觉得事情比想象的更严重。“拿刀子捅别人那里（下体），比杀人还恶劣啊！”他怀疑公安在诓他，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周远要求看记录，并趁机一把抓过来，站起来就开始撕，一边撕一边说：“这样的玩笑开不起，我也27岁的人了。”觉得撕掉不保险，他直接把白纸塞进了嘴里，咬碎吐掉。他说，随后余丁文疯了一样从桌子对面直接冲过来，对着周远拳打脚踢。周远才意识到，他已经成了案板上的肉，只能投降。

零证据的判决

周远随后遭遇的事情在媒体上有诸多报道。7月19日晚上直到20号早上，周远已经完全崩溃，艰难地“交代”完了7月17日凌晨发生在伊宁三中的案件。他以为已经结束了，终于可以睡一觉。但他发现，公安人员继续叫他交代头几年的类似案件，似乎准备在他身上连环破案。

后来的记录显示，至7月27日上午，警方从周远处取得了多份“口供”。按照这些“口供”，周远从1994年回到伊宁至1997年被捕，几乎每个月都在作案。到底招供了多少，周远自己都记不清了，后来媒体广泛报道的“38起”这个数字，是周远第一次被提审时，向检察官问来的。

周远只记得招供时的艰难：他和公安人员都磨磨蹭蹭，等着对方先开口。周远什么都不知道，一旦公安人员停止提示，就只能低下头假装在回想。因为对案情不了解，周远有时还会对提示有误解，双方都疲惫不堪，周远把这个过程形容为“教供”。

交代到后面，周远摸索出套路，只要问到工具，就说扔了，还可以添加一点“扔掉鞋子”这样略显传奇的小细节。绝大多数的案件笔录都不足百字，但周远说：“几乎每一个案件做笔录都花费了数小时。”

除了口供，警方还提交了一份周远指认现场的录像，但在这段录像里，可以明显看到周远全程都在左顾右盼，等待提示，公安人员还拿出口供并训斥：“按你交代的指就行了。”“猜什么猜！”在一处爬楼入户的录像中，从楼下到楼上之间的画面中断，周远说，以他的身高根本爬不上那座楼，其实是公安人员把他拉上去的。除此之外，在案件中，公安人员未取得被害人和证人指认，未发现毛发、血迹、指纹、脚印、作案工具和任何赃物。

但最终，1997年8月13日，伊宁市公安局依然对周远发出了起诉意见书，认定周远作案7起，造成5人重伤。意见书称拘留时间为1997年5月22日，比周远被从家带走晚5天、录下书面口供晚3天，而对之前5天的法律程序，伊宁市公安局并无解释。而在回答财新网的采访时，余丁文曾称并未对周远用刑，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后者录下口供的。而伊宁三中副校长曾在证词中证明，余丁文曾亲口对他说过，“不打（周远）怎么会交代”。而回到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伊犁中院）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认定了全部7起案件，判处周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李碧贞和周远才想起，一切并非完全是偶然。在被带入公安局后，周远其实主动交代过，他曾经因为翻墙进过一次公安局。那一次他翻的是农四师一中的墙。

当时是1996年4月的一天，他路过农四师一中，想进去拉一泡屎，结果翻出来时却被保安逮住，扭送到伊宁市公安局。原来头一天晚上，农四师刚刚发生一起女生在宿舍被猥亵案件，那名女生与罪犯有过对话、看清并刺伤了罪犯。那已经是该宿舍发生的第二起相同案件了，第一起发生在1995年9月底，受到伤害的是女孩的室友。

在公安局里，女孩指出周远并非嫌疑人后，公安局通知周远的父亲领其回家。李碧贞记得，当时丈夫回家后对她说，公安局称，如果那个女孩指认周远是嫌疑人，那周远当时就完了。但他们一家人不可能想得到，过了一年，周远还是落入了同样的命运，在他首次被起诉和定罪的案件里，也包括1995年发生在农四师宿舍的案件。

那一桩案件里，甚至还出现了案件中唯一的目击证人证词。原来农四师宿舍的管理员曾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被绊倒过，在周远被带走后的1997年5月27日的一份证词里，这位宿舍管理员称，他看到的嫌疑人“隐隐约约好像是原来周老师的儿子”。周远不知道公安局是如何取得这份证词的。

“真凶”出现

有媒体报道说李碧贞开始怀疑过周远，但她对本刊说，她一分钟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儿子，因为周远出事的头一晚，她就在家里，卧室离大门最近，而大门是老式防盗门，一打开就哗啦啦响。她睡眠又浅，如果儿子出门作案，她不可能不知道。况且，她早就知道，伊宁市从1991年就开始发生类似案件，那时周远正在乌鲁木齐上学。

李碧贞打定了主意要给儿子申冤，在儿子被关押后，只要哪里有类似案件出现，她就立马去调查。那些她调查过的案子，受害人姓名和地址、案发时间，直到现在，她都还清清楚楚记在心里，张口就来。她对很多媒体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她听说邮电局的一个女孩受了伤，立马装成女孩妈妈的朋友去打听。却被女孩的同事拦住，问她女孩叫什么名字，李碧贞眼皮都没跳一下，说：“她上学叫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小时候我们都叫她红红。”没想到的是，那个女孩子的名字里真有一个“红”字，她就那样拿到了女孩的信息。

但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98年8月，一名叫霍勇的嫌疑犯落网。根据当地电视台的报道，霍勇一共供述了34起猥亵伤害女子的案件，犯罪手段和周远被诉的案件基本一致。并且，和周远不同，霍勇供述的案件里，只有3起案件有报警记录，其他都是霍勇主动供述，公安人员还提取到了现场脚印，并在霍勇家里发现了大量赃物和作案工具。

李碧贞也认识霍勇，就住在三中大门的斜对面，有时候还到李碧贞的冷饮摊子上买啤酒喝。李碧贞还和几个邻居在女厕所里抓到过他一次，念他是年轻人，没有送去公安局。甚至周远的一个同学温强也见过霍勇，印象不好，因为知道对方是服刑释放人员。

诡异的是，周远的一审判决正是在霍勇落网数天后下达的。霍勇落网的新闻曾在当地电视台循环播放，但没能扭转周远的结局。随后，在新疆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次驳回后，伊犁中院又两次开庭，分别判处周远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1999年的一审第二次开庭中，李碧贞曾作为周远的第二辩护人出庭，她记得公诉人在念起诉书时，嫌疑人全部念成了霍勇。经辩方律师指出后，公诉人才察觉：“啊，我念错了？”

那次开庭，也是李碧贞时隔两年后第一次见到儿子，一进入法庭，她就发现，儿子瘦了。开庭时，周远喊冤，她一听，就受不了。“老天啊，我的儿子就被他们这样。”她只想立刻站起来喊：“审判长，你们看看！”但她不能，她千方百计才争取到辩护人身份进去的，只能忍着。

2000年11月9日，新疆高院终审判决周远无期徒刑，认定的犯罪事实由7起改为5起，周远也转入乌鲁木齐第三监狱服刑。李碧贞决定和丈夫在乌鲁木齐租住房子，方便探望儿子，也方便为周远争取再审机会。但2002年周远在狱中申诉被驳回。

周远对公检法机关的态度只有零星的记忆。他记得有一次两位法官提审他，其中有一位法官在提审记录的签名处少写了名字中的一个字，他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做出这一举动。他还听到两人出门时，其中一人叹气说：“现在就这样办案子。”

2003年9月，李碧贞开始去北京上访，丈夫周佩则留在乌鲁木齐照顾外孙女。第一次去北京，李碧贞坐的是硬座，为了省钱。在北京整整三个月，她住在通州小儿子的同学处，直到现在，她还记得去最高院信访办的路线，坐903路公交车，到八王坟终点站，改乘20路，就到了法院。

就在为周远上访的路上，2006年，李碧贞的丈夫周佩去世。李碧贞没告诉周远，周远虽然渐渐明白了，也没问。李碧贞来说，丈夫的去世成了她必须走下去的另一个理由。她说周佩是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生最重名节，曾是周佩告诉她：“不是咱们儿子干的事，坐牢1天、1小时、5分钟都不行。”

她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她还记得自己刚从湖南跟着周佩到伊犁时，周佩怕她无聊，就把她带到课堂上，她也像个学生端端正正坐着记笔记。到现在她还记得丈夫在课堂上，湖南口音重，讲话不好听，但是一手板书漂漂亮亮，画军事地图一气呵成，不用半点改动。她最喜欢看他下课时把粉笔头丢进纸框里，“稳稳当当，分毫不差，那才潇洒”。她和丈夫互相敬慕，相濡以沫一辈子。

上访那几年，李碧贞是出头去讲话的，但把一本《刑诉法》翻得卷了边的却是周佩。她遇到什么事情答不上来回去就找老周，总能得着答案。所以看到丈夫在医院里去世无法瞑目时，她就知道，自己这条路得走到黑，越往后，越是必须走下去。

2011年12月13日，经过李碧贞和周远多年申诉，新疆高院时隔14年再审周远案，结果是以故意伤害罪和强制猥亵妇女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5年。这个结果在一家人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根据这次审判裁定，2011年5月21日，周远出狱，已经是43岁的中年人。那时候李碧贞就想，如果自己的儿子真的犯了罪，那个时候她一定是高兴的，会对周远说，“儿子，你要吸收教训，你还年轻。”但周远没犯罪，她无话可说，只能说：“儿子，咱们回家。”她还要继续上访。

周远出狱后，李碧贞担心儿子找不到路，周远自己也想工作。上访的工作依然落到李碧贞身上，跑北京，找律师，找记者，都是李碧贞。2016年有段时间她身体不好，但她不想提起这件事，总是嘱咐记者不要写。

一位母亲的“成长”

也许，她害怕面对自己的脆弱。2006年周佩去世后，李碧贞每天晚上睡觉，还是会躺在床上和丈夫说话。她说：“老周啊！”心里响起周佩回答的声音后，才开始讲周远的案子，讲着讲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周佩在世时，他俩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度过的，但是现在，她一个人了，每次判决书下来，只能烧一份给丈夫。

小儿子在经济上支持她，每次无论她说什么，都偷偷塞钱，周远的部分律师费也是他付的。但更多时候，事情还得她自己扛。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北京上访，以为要去人民大会堂，背着材料就直直往台阶上走，一边走还一边想，“都说北京上访的人多，我怎么一个也没见到”？因为不会填表，有时候为了填一张表，她也得在北京市中心和通州之间往返一趟，一天的时间就浪费了。还有时候，为了省时间，她甚至和其他访民一起睡桥洞，因为没有带被子，就把材料垫着，跟别人挤挤。

更重要的是，她学会了如何应对各种人。再审的时候，有个法官说，谁让你儿子承认的？李碧贞怼他：“打（承认）的。”对方说，打死也不应该承认。李碧贞质问他：“打死也不承认？别说我儿子还是嫩娃娃，‘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久经沙场的老革命，照样跳楼自杀上吊，对不对？”

也是2011年再审前，李碧贞请了上海的律师，律师嘱咐她最好争取到开庭机会，她去跟法官提要求，法官不表态，反问她：“这个案子为什么要开庭，你说说你的道理？”李碧贞张口就答：“道理不说不清，法理不辩不明。”那是她在《今日说法》里听来的。

李碧贞常常觉得自己如得神助，她告诫自己，可以哭、闹，但是不能只哭只闹。上访路走得太久了，她其实谁也不相信，有时候碰到记者，对方让她发材料，她满口应承，转头决定还是算了，如果对方问起，她还假装吃惊：“我发了呀，你没收到吗？”她不想做无用功。

有时候她回想起20多年前的事还牙痒，比如周远第一次被当成嫌疑人又被放走那次，如果是现在，李碧贞一定要冲到公安局质问：“你抓我儿子干啥？你喊我领回去就领回去？你走的什么程序？不给我一个说法就放了？”

分析案子久了，她开始对细节极度敏感。她也开始忘记事情，会在每一天重复向同一个人询问同一个问题，有时候说着说着就突然断掉。她说自己的记忆已经完全陷入到案件当中，她把所有跟周远案件相关的材料，包括霍勇的判决书都装订在一本书里。这本厚达300多页的8开大书里，几乎每一页她都滚瓜烂熟。甚至为了确保细节更接近真实，她会自己反复重现当时的情景，把每一个字都抠准，不给人留下把柄。

2011年再审宣判周远15年有期徒刑那一次，有法官托律师给李碧贞带话，嘱咐她不要上访了，没有意义。但李碧贞不信，这不是她要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她没有退路了，她得走下去。2017年11月30日上午，伊犁中级法院（现伊犁州高分院）终于宣判周远无罪。

永远失去的生活

但失去了20年，生活并不会随着“无罪”两个字自动好起来。周远在监狱中交过一个名叫热依木的好友，除了下象棋时，热依木几乎从来没见过周远高兴的样子。热依木说自己永远无法体会周远的感受，“我是认罪服刑，但他是冤枉的”。

如今在伊犁师范学院教书的温强是周远唯一联系过的中学好友。温强记得1997年以后，他没有再见过周远，找别人问起过，但对方说“你别问了”，他也就没再打听过。他是2014年才通过媒体知道周远的案件的。在这座小城市，一个人受冤，一个人平反，并没有想象中影响重大。

温强说，他读高中时，和周远学习差不多，两个人后来一个读了师范，一个读了纺织学校，如果没有那场意外，周远也许过着和他一样的生活：在这座气候不错的边境小城，有稳定的工作和家庭，外地朋友来了，就带他们去开了40年的冰淇淋店和米粉店吃饭，坐着吃露天烤肉串，偶尔抱怨一下儿子不听话，应酬很麻烦。

但实际上，周远几年前刚出狱的时候，连红绿灯都不会看，别人教他用手机，他以为自己会了，却很长时间连电话都不会接。现在，他尽力表现出普通人的礼仪，送女生上出租车时会看一下车牌号，嘱咐对方到了打电话；带记者去采访原来的朋友和同学时，主动回避；已经可以完整详细地描述他被捕后的经历。但他说话时身体会不自觉地弓起来，说话依然磕巴，尤其是反驳他人的时候，几乎会磕巴到说不下去，声音也低下去。

年过七旬的李碧贞非常活泼，只要有记者采访，她总是哈哈大笑着抱住姑娘们，亲热地说：“欢迎你们啊，你们来了我真高兴。”她还是可以连续四五个小时讲述案件的细节，讲到动情的地方，还能模拟出当时的情景。

但她和周远经常吵架，各种事情都能点燃母子之间的火药桶，比如周远抽烟、喝酒、驳她的话……她觉得周远没有刚刚出狱时那么听话了，那时候她对周远说：“你刚刚回来，先休息吧，你可以到外面看一看，或者你要伙伴，妈妈就去给你找，不找的话也行。”周远就乖乖听着。

但慢慢地，她觉得周远似乎没那么听她的话了，还气她：“上访有那么辛苦吗？”李碧贞希望他先回湖南看个媳妇，但周远更想去热依木的草场上养牛。有记者提出要去200公里外采访热依木，周远立刻答应陪同，虽然需要往返两天时间。第二天，李碧贞在那位记者的朋友圈里口气严厉地催周远赶紧回来。李碧贞说周远不理解自己，周远不知道怎么解决吵架的问题。

李碧贞觉得，她已经无法回到正常生活的轨道了，“上访上得我歇斯底里，我已经成了祥林嫂，想跟天下人说，自己的儿子被冤枉了”。原来的社区书记给她打电话，说“为她高兴”。她驳回去：“我家破人亡，你当然高兴！”她在曲解对方的意思，她是故意的。

和李碧贞比起来，周远看起来更平静。宣判无罪后，有人问周远：“判了无罪你高兴吗？”周远反问：“我看起来像是很高兴的样子吗？”还有人问他哭了没有，他说：“我为什么要哭？”

其实开庭之前，法官问过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希望得到一场高水平的审判。我问什么是高水平的审判，他说：“能用法律说明，我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的审判。”他记得在庭前会上，庭长私下里，曾经突然问他：“你认识受害人吗？”他愣了一下，反问：“霍勇认识受害人吗？”他说那是他在跨越20年的6次被审判当中，唯一一次认真听到有关案件核心事实的问题。 霍勇周远伊宁丁文违法犯罪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