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在全世界“玩火”

蔡国强在北京老城有个四合院。大门隐在胡同尽头拐角处很不起眼，朱漆悉数剥落，像是没有人住，等门打开，却是另一番气象。一条长廊将人引到小院里，青砖、朱窗、老藤，屋里是原主人当年铺设的法国地砖，显出时间的遗存来。2005年到2008那几年，因为参与委托竞标并最终获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视觉、艺术特效总监，居纽约多年的蔡国强又将工作和生活重心移到了北京，为此买下这个150年历史的清末老宅。皇城根儿，距故宫只有一个街区，作为在纽约曼哈顿之外的又一工作据点。

除了外厅悬挂了他的黑色火药画，这里看上去并不像一个工作场域。蔡国强创作庞巨的装置和复杂的爆破作品，这些大都必须在工厂或现场才能完成。在纽约，他焰火作品的原料在长岛一家烟花工厂生产，国内大多来自湖南浏阳,装置作品的工厂则远在家乡泉州。

北京奥运会后的十来年，蔡国强在东西方的影响力日渐超出了艺术圈。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为“Cai”的人，两三年便来一次令全世界目眩的巨型展览和表演，他所获得的大众认知也因此更具普遍性。他的个人巡回展遍及世界各地每一个顶级艺术机构，每到一地，无论纽约、巴黎，东京还是多哈，都是政府要员和王公贵族想要宴请的人物——这样描述可说并无夸张。

9点半，蔡国强准时从健身房里走出来。助手端上早餐，亦中亦西摆满一桌。“我一天吃最多的就是早餐。”蔡张嘴大笑。我的同事在2008年做过一期关于《火药》的封面报道，蔡和他的火药画是其中很重要那部分。我猜是蔡的提醒，这本旧杂志被助手翻找出来，成了我们采访的暖场话题。

十年过去，蔡国强还是当年媒体描述过的典型形象：又高又瘦长，张嘴大笑，目有精光，自信，却友善。

理解当代人最脆弱的地方

最近两年，蔡国强一直都处在搞大事情的紧绷状态。虽不能和2008年万众瞩目的程度相比，但也占据了无数媒体头条。

西班牙国立普拉多美术馆宣布，他们将在2017年10月底至2018年3月间举办大型个展——《绘画的精神：蔡国强在普拉多》。在蔡国强之前，200年历史的普拉多只为在世艺术家做过一次展览，就是美国的抽象派艺术大师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

普拉多美术馆馆长米盖尔·弗洛米尔（Miguel Falomir）告诉本刊，该馆为两位艺术家举办个展的原因还是有根本性的不同：赛·托姆布雷的2008年个展是围绕他以勒班托海战（battle of Lepanto）为主题的绘画，这些作品在多年前完成，与普拉多没有直接联系，为之办展是因为他们馆藏的提香和委拉斯凯兹画作中也存在同样主题的作品。“相比之下，蔡国强的展览是他与普拉多密集讨论和对话的结果，展现他与博物馆及其馆藏之间的关系。”弗洛米尔说，在这个意义上，蔡国强是普拉多邀请的第一位当代的合作者。

弗洛米尔向我回忆，他第一次现场看到蔡国强的作品是2009年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蔡国强回顾展，当时他的感觉就是，这位艺术家有如此强烈的个性，渴望讲述，而且明白如何去做。“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技法和工作方式，与其思想之间存在——或者说应该存在——密切的联系。在这点上，蔡国强很清楚自己在作品中想传达什么，并且会据此来调整他的工作方式，但又不失自我。此外，他对于这次项目所付出的密集的前期准备，也令我印象深刻。在动笔画草稿前，他已对普拉多和馆藏画家做了充分的研究，也与我们的策展人进行一次次长谈，甚至认为自己有必要前往这次项目中涉及的过去的艺术家们的所在地进行体验。蔡先生着迷格列柯（El Greco），拜访托莱多（Toledo）在他看来至关重要。”

事实上，蔡国强一直将《纽约时报》为大都会博物馆格列柯展览做的整版海报挂在自己工作室的墙上。并且他在2009年夏天已经完成了对这位16世纪大师的朝圣之旅。他的随行人员是女儿蔡文悠和工作室助手，三个人在两个星期里跨越三个国家，从格列柯诞生地克里特岛，到他追随提香时期的威尼斯，居住过的马德里，最后结束在格列柯度过余生的托莱多。

蔡国强留给弗洛米尔的强烈印象，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他这么多年吸引西方对他保持高度热情的原因：总能够在最短时间里，将自我明确传递给对方，包括他的强烈个性和工作方法论。

《蔡国强：十月》此时正在莫斯科普希金国家艺术博物馆展出。这是蔡国强在俄罗斯的首次个展，同时也是该馆以俄罗斯十月革命百年为主题的重大展览。我问普希金馆的馆长玛丽娜·罗沙克（Marina Loshak），为什么在这种特别的历史时间选择一位中国人来做展览？她的理由非常有意思，“比起俄罗斯艺术家，我们更愿意选择世界性的艺术家”——在他们眼里，蔡国强并非我们所认为的中国艺术家，而是一位“世界性的”艺术家。

从大的意义上来说，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家来分析事物，还是一个能够用艺术表达时代的人。他对自己的时代有敏锐的感受力，理解当代人最脆弱的地方，并努力陪伴在那些需要他的人身边。他对世界抱有开放的态度，搭建起非常有交互性的联系，这是现在许多艺术家做不到的。他的作品还涉及广大的空间，整个宇宙空间，因为正是在天空中，他用火药做装置艺术。他用非同一般的、自己的语言来传达事件的特质，并让人们相信在他的艺术语言中的确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他和那些志愿者一直在一起，在各个国家进行创作，这也是身为当代艺术家非常有现代性的一种姿态。”她对蔡国强几年前在乌克兰做的一次艺术表演印象深刻，“他当时去了顿涅兹克（Donetsk），用火药做了一批矿工的画像，将社会性的主题和人的印象与感受结合起来，自然是非常让人为之一振的”。她认为，“蔡国强是一个艺术家（大写的）……毫无疑问他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这一点对于理解蔡国强来说非常重要。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人，一直在思考着期盼着人性之美。这也是他很重要的特性之一”。

玛丽娜·罗沙克提到的展览志愿者，是乌克兰当地的传统写实画家们。同样，还有来自日本福岛的磐城——蔡国强在日本做艺术的时候，有几年就生活在那个小城，召集了一批当地志愿者参与他的艺术计划，这种合作关系延续至今。蔡国强不止一次回忆起当地民众给了他多么不可思议的支持。比如，为了帮他实现一个爆破计划《地平线：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十四号》，志愿者虽然大多数连美术馆都没进过，却甘愿全城为他关掉电灯，好让夜色中在大海上的火光地平线更为清晰。

而蔡的回报方式独一无二，认真绵长。在移居纽约并获得成功后，这些年来，他不厌其烦地将磐城志愿者运到他在世界各地的展览上参与布展，一如他将自己在泉州的家人、妻子的家人，以及他女儿所说的“娶了我家人或嫁给我家人的人们的亲戚、家人的朋友、工作室所有员工的家人”，运到每一场被他视作“里程碑性”的展览上。

这种蔡国强式的乡土情结，令西方美术馆馆长大为称道的“具有现代性的姿态”，有时难免让家人受到困扰。女儿蔡文悠在书中写道，妈妈向她抱怨，说在世界各地、异国他乡，总要忙着打点所有的家人、朋友，觉得疲惫不堪。蔡国强的大学同学郑培光跟我说起，他甚至也曾作为“家人”，被老蔡邀请出国参加他的展览。

蔡氏宇宙哲学

“一个宿舍住六个同学，蔡国强住在窗口的上铺，我是住在门口的下铺。我们班是‘文革’后上戏招生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班，我又是在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同学，进校的时候17岁多。老蔡24岁，他是最大的，又有过工作经验。”郑培光说，从那个时候，就一直称呼他“老蔡”。

郑培光1981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和蔡国强同班，同宿舍，同是福建人。班上11个同学，很出了些人才，包括后来成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韩生、北京奥运会的舞美总设计师韩立勋。郑培光本人做的是文化园区投资，上海的红坊就是他的项目。

郑培光印象里，老蔡是“双重性和选择性比较强”的人，对认为重要的事情非常认真，但认真的方式和大家不太一样。

比如说绘画课，大家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课程。我会比较注意技巧和基础训练，他会愿意去研究怎么找他自己的方式。那种不一样我们当时认为是画不好，后来才理解是他没打算和我们一样。

你不能用我们那个年代的传统的标准去看他，那就像陈丹青说的“非常业余”，可是用今天的视角再看他，会发现他那时候已经和我们思考的不是同一个问题了。

老蔡给郑培光的感觉是“他比较喜欢玩一些小危险的东西”。他知道老蔡在入校前就爱玩火药，因为给他看过在泉州拍的照片，那时还是把火药倒在画布上直接点燃。但是学校给他玩火药的机会很少，也就没有给同学留下什么印象。广为人知的是老蔡演电影。“他演的一部电影在学校放映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学校那么多表演系的学生根本没有机会，他一个舞美系的拍过电影。但我们那时候把这个电影当成笑话，因为他演了一个反角，被暴打，我们觉得很好玩。”郑培光记得是武打片《忍无可忍》，“他从小练过武，是高甲戏的武生”。

蔡国强传记《我是这样想的》，里面也收了他的两张武打片剧照。蔡国强觉得拍电影和写诗、拉琴一样，“都不是自己能够耍到舒服的”，对练武失去兴趣则是发现武术只有表演性。“借力使力，紧了要绷，慢了要松，不紧不慢才是功”这些武术口诀，他却记住了，后来一直用在处理作品及人际应对上。

而“耍到舒服”，看了他后来那些作品，就会发现这四个字可说是他做艺术的最高标准。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焰火“大脚印”让他达到人生巅峰之前，蔡国强刚在纽约古根海姆艺术馆举办了回顾展——“我想要相信”（I Want to Believe）。他取的展览名字来自电视剧《X档案》的海报，这张海报常年挂在他纽约工作室。在现场，很多人都被他那件巨大的装置“撞墙”震撼，99只仿真灰狼，义无反顾地结队冲入一面墙，似乎要撞破美术馆的空间。这种耍，酣畅淋漓。

从上戏毕业的那年，他们班四个福建籍同学——郑培光、蔡国强、郭培育、宋史坚——在武夷山办了一个露天画展，之后就各奔前程了。蔡国强是带薪上学，回到他工作的泉州剧团。过了大概一年左右，郑培光听说他去了日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1992年郭培育从日本回国，我们才知道，原来老蔡在日本已经非常厉害了。他的天下怎么打的，我们就不知道了。”郑培光说。

蔡国强在日本待了近9年，直到1995年移居美国。其间他和吴红虹结婚，生下大女儿蔡文悠。头两年过得很艰苦，为了挣生活费，他曾以50美元卖过一张风景画给同住室友。1988年，他从中国带去的一些火药绘画开始受到一点关注。他在名为基戈马的画廊办了个展——《炸裂和空洞：蔡国强》，关于他作品的报道也出现在了主流媒体NHK（日本广播协会）的晨间新闻里。关于宇宙起源和外星人主题的宏大计划在1989年初具形态，大阪当代艺术中心展出了他的《人类的家：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一号》，这件作品包括爆破计划后遗留下来的帐篷和一些他早期的火药草图。此时，未来在全世界“玩火”的那个蔡国强其实已经显现了他对蔡氏宇宙哲学兴致勃勃的探索：火药和观念，草图、爆炸和装置，人类和自然，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

老蔡早期在日本的这些展览和成功，在国内却没有激起什么波澜，所以老同学如郑培光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像蔡自己回溯的那样，他在中国曾是两边不讨好的，到日本后做的一度还是如此，“一方面不热衷体制内的主流美术界，另一方面也不积极参与用艺术来反体制的前卫艺术运动”。他想做纯形式的，让自己快乐的东西，“让我可以放纵在我自己这个个体中”。

郑培光听说“老蔡在日本非常厉害”的1992年，蔡国强已经连续在欧洲的展览中亮相，进入了西方艺术机构和批评家的视野。1993年，他第一次回国做作品，在甘肃嘉峪关的戈壁沙漠上进行了爆破计划《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十号》。这件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是蔡国强展现了他高超的团队领导才能。为了省钱，他天才地组织了一个日本旅游团付费参加他的计划，并且动员了当地志愿者为他铺设导火线——志愿者后来成为他实施艺术计划的蔡氏招牌。在大事记里面，对这件几乎静悄悄完成的作品的记录有这么一句，“当地的《嘉峪关报》给了热烈报道”。

但在郑培光这些国内的朋友看来，老蔡真正一炮打响的还是1999年在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他对上世纪60年代四川那件著名的集体创作雕塑《收租院》做了现场复制表演，获得了最高金狮奖。“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哥们玩儿大了。”郑培光还记得当时那种相当震动的感觉，“完全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我们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干，因为那个时候西方当代艺术对我们来讲还是比较远的，虽然我们可能在媒体上看到很多，但老蔡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这么去做了，还是蛮震撼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艺术家了。”

老同学再见面也是1999年在上海。“老蔡问，‘培光你收不收藏？’我说收藏。他说，‘别人东西你不用收，收我的就行了’。”郑培光说，那次聊天，对这一段印象很深的，大概是老蔡那种强大的自信太有感染力。郑培光后来真的上拍卖会收了一些他的火药画。

郑培光说，这么多年，从他们进校开始，几乎没见过老蔡颓的时候。2002年在上海做个展那次，两个人聊天，老蔡突然问他接下来有什么计划，郑也反问了同样的问题，“他说：‘我没计划，我就等别人出招，我就接招。’”

“乱枪打鸟”方法论

“有一个有趣的艺术家喔，他是个用火药的中国人，名字叫蔡国强。”辰巳昌利忆起第一次和蔡见面，是在1991年，一个他和蔡共同的朋友向他做了引荐。

蔡国强那年要参加德国卡塞尔的展览《遭遇他者》，想找一个能够协助他现场制作的人，于是跑到辰巳当时住的大阪去见面。“当时我在大阪经营一个小型的美术出版社。虽然搞不清楚到底是工作还是闹着玩，听了这个来自中国，穿着打扮简直像是农民的高瘦艺术家说得那么热情积极，我就决定了作为志愿者跟他一起去德国。”辰巳就这样成了蔡国强工作室的技术总监，合作了26年，其中有21年他们一个在纽约，另一个在日本奈良，合作竟存续至今。

1995年9月，蔡国强得到纽约亚洲文化协会的赞助，以日本艺术家的身份抵达纽约，参加为期一年的P.S.1工作项目。到美国后，蔡国强开始更多以政治和文化冲突主题进行创作，以蔡国强的解释，这种明显的转变有一部分源于他对那个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地位上升的讨论，以及西方大众媒体对此发展表现出的恐惧，还有他本身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关注。他有了纽约工作室，很快就在亚洲文化协会的协助下实现了系列作品《有蘑菇云的世纪：为二十世纪作的计划》，这个爆破计划分别实施于纽约，以及位于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几个大地艺术景观所在地、核试验基地。

蔡国强到纽约的1995年，徐冰已经以“荣誉艺术家”身份从北京移居美国5年。两个未来将在世界上最具影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坐标“交汇”。

徐冰在1993年搬到纽约东村，开始构想他的经典之作“英文方块字”。作为中国艺术家他在纽约感到无可交流的尴尬现实处境，由此延伸到他对两种文字体系背后不同思想方法的探究。1994年，这件作品他以类似表演艺术的“书法教室”形式首次在西方世界展示。身份和视点，是徐冰当时艺术的出发点，他在作品中从未隐藏由这种思考带来的矛盾和焦虑，直到1999年在MOMA展出的，形式和思想都完全成熟的英文书法《为人民服务》。

蔡国强却是另一种进入方式。他看起来像是毫无阻碍地就被美国主流艺术界接纳了。他甚至没有让人发现他有什么文化冲突困境。蔡国强的方法论是让自己的那个蔡氏宇宙体系和外面的美国宇宙体系并行，保持陌生和暧昧。“热情与疏离并存的个性，呼应着他既精明世故又天真自在的矛盾。” 

这种系统制造其实也有不得已的成分。蔡国强在美国住了20多年了，现在还是不太会讲英文。他很依赖家人和助手帮他沟通外部世界。助手去上厕所了而此时有外国人来跟他说话，他会慌张，如果是重要的事情，即便现在他也能听懂一些，他也不轻易回答，“赶紧找一个不太重要的话题把时间挨过去，等工作室的人回来”。

在北京四合院，蔡国强绘声绘色地跟我说了自己学英文的故事。有大半是他喜欢跟人重复讲述的情节，比如他刚到纽约的时候也是报过英文班的，上课没几天，装英日字典的书包在小餐馆被人偷走了，报警也没找到，后来他就算了，不学了。听起来比较新鲜的——至少在那本传记里没有看到——是关于他请家庭女教师的故事。蔡国强说，有个美国读过艺术史的女士喜欢他作品，主动要求上门为他教授英文。她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方法，用《纽约时报》的文章做教材，而且专门找那些关于他展览的报道，“夸我的文章，我学起来就比较喜欢”。蔡国强说。授课结束于一次意外，老师在他家陡窄的楼梯上摔折了腿，在那以后他就彻底放弃了英文。

但辰巳跟我说，他的记忆中几乎没有蔡在美国处境艰难的模样——

当然，他进入了英语的世界，想必经历了许多失败和尴尬，但这些全都是笑话的故事。相反的，我觉得他在美国的生活，不论艺术活动、家庭生活或是孩子的教育，都比日本生活来得自由和刺激。

到美国后，他的艺术要说有变也是有变，要说没变也是没变。他没有转身成为美国人艺术家，也没有在世界各地舍弃中国人艺术家的身份。不过我觉得自从他搬到美国后，艺术视角变成了一个从西方看向东方的观点。蔡曾经说过：“到头来，我还是没有办法为了西方人对我的作品的理解，拭去东方的趣味。纯粹为了让西方人了解的作品，没有必要去做。”就像他说的，他的作品并没有脱离他的身份——到今天都一直是如此。

语言造成的与外部环境的隔离，也许某种程度帮助蔡国强去掉了“身份”的包袱，也让面对的人跳出惯常的标准来衡量他。他仿佛可以保持在朴素新生的状态，永远是泉州乡下那个“乱枪打鸟”的孩子。

艺术没有成功或失败

蔡国强今年另一个明星“项目”，是他的首部纪录电影《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即将于9月22日在国内院线公映。上海、北京和数十个城市点映后，该片豆瓣评分据说已经到了8.6。

拍摄团队的卡司惊人，再次佐证了蔡国强的国际江湖地位。他在新泽西州的由一个上世纪20年代马场改造的乡间别墅，由当代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亲手打造；而以他为主角的这部纪录片，则请到了奥斯卡金像奖凯文·麦克多纳（Kevin Macdonald）担纲导演。

拍摄历时两年，地理跨度从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上海、北京，从花炮之乡浏阳到蔡的家乡泉州。影片两条线索。伏线是蔡国强的世界，讲述他上世纪80年代从泉州出发，走向上海、东京、纽约，30年来在不同文化间成长，成为享誉全球的爆破艺术家。他在泉州的亲人和朋友悉数都在影片里，就像他们曾经在他世界各地的展览现场上出现过一样。主线是记录蔡国强最新爆破作品《天梯》的创作，影片文案写得非常温情——

“一座500米高的金色焰火梯子嘶吼着拔地而起，与无垠宇宙对话。这是蔡国强少年时代仰望天空、摸云摘星的梦想，20多年来，他在世界不同地方屡试屡败，却从未放弃。2015年6月黎明，泉州小渔村惠屿岛海边，在国内技术专家和当地数百村民的帮助和见证下，他再次一搏，把《天梯》作为献给百岁奶奶和家乡的礼物。”蔡国强实现了他要“放个最厉害的焰火”给奶奶看的梦想。他说，拍摄期间，父亲和奶奶身体就都不好了，后来就去世了。

2015年在中国实现的《天梯》，其实是个累积了数次失败和中止后才完成的作品。辰巳昌利说，一般的艺术工作，大多是由策展人和美术馆员工等艺术相关人员在合作，《天梯》却完全是靠有很多坚信它可以实现的人们一起合作参与而实现的，尽管他作为技术总监20多年来一直也曾对这种实现半信半疑。

回头看来，之前在国外那么多次的失败，都是对这件作品的成全。只有在泉州，在艺术家真正生长的“母题”（Motif）里，这一把“连接地球和宇宙”的《天梯》才是真正的艺术巨制，而非一场令人惊叹的奇观。

大部分时候，辰巳说，他们的艺术计划很少能在最早的设想状态下实现。“艺术里没有成功或失败。这是我和蔡的共同认知。但这也是自我安慰。实际上我们都不想失败。要谈失败的话，例子多的是：在斯德哥尔摩，水上的导火线中途不断熄灭；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型的中国串联风筝飞不起来；在布里斯本和神户，铁皮小船沉没在河里……以作品来讲，无法完成的案例不可枚举。”

由于爆破的不可预测，在做蔡的作品时，不论做了多么齐全的准备，团队都会担心能不能顺利。但作为一起工作了26年的伙伴，辰巳说，他从没有看过蔡露出痛苦的表情。年轻的时候曾有拼命的表情，但年纪大了以后也渐渐没有了。能够镇静地从头开始，对于蔡国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可能因为我和蔡是同年代的人，一直以来有一种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朋友的错觉。我们的共同点，是长大成人后，仍然希望持续少年时期的梦和玩耍。”

影片中间有个镜头印象很深刻：蔡国强只身走进美国内华达核实验基地，沉默地，以手举起一把点燃的火焰。在白日的炽热和广袤的荒野之中，火焰的光芒如此微弱，但是你很难忘记镜头中那个单薄的背影。一簇微火，比起多年后艺术家在黄浦江上盛放的那一船“白日焰火”，它好像更有一种原始和朴素的力量，在回答“艺术何为”。

影片最后，《天梯》的余光和人群尽皆散去。妻子吴红虹一个人站在远处，突然哭泣起来。蔡国强离开喧闹的人群，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成功带来的巨大兴奋之后，是万端感慨。 天梯上海展览展览艺术蔡国强泉州火药